朱启臻：夯实乡村振兴的农业组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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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笔者认为，组织振兴的组织，不仅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也包括农业组织，农业组织振兴是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方面。实现农业组织振兴，应以农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三种形式为主干，确立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农民积极性创造性，推动农业组织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以农户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成功的标志并确定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其本质在于尊重农业生产特点和规律，确立农民的农业生产主体地位，因此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十九大进一步肯定了农户经营的重要地位，重申要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应该看到，农户经营是被理论和实践反复证明的最适合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这是由农业生产与农户特点共同决定的。“自己为自己劳动”成本最低、效率最高、风险最小，是农户生命力最为重要的基础因素。无论农业组织怎么创新，违背了这个特点都必然失败。当然，必须看到小农户经营存在的问题是普遍的，由于地块小，靠农业收入不足以养活全家，强壮劳动力只能进城打工，于是兼业农民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采纳新技术的热情降低，合作需求也十分微弱，出现抛荒撂荒现象，以至于“谁来种地”成为社会普遍担心的问题。因此，农业经营方式必须创新。需要明确的是，农业经营方式创新的正确方向只有一个，就是坚持农户经营，以否定农户经营为特征的各种尝试都是违背农业基本特点和规律的。
    家庭农场，是以家庭劳动力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典型表现形式。家庭农场与农户一样，充分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家庭农场有很多好处，如就地就近实现充分就业，有较高和稳定的收入，不离家乡便于照料老人和儿童，让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有效遏制乡村衰败，激活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目前而言，家庭农场的形成尚存三个障碍：一是土地流转障碍，靠人为推高租金促进土地流转的做法，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家庭农场，常常导致非粮化、非农化趋势。因此，要明确农用地的基本属性和功能，通过建立完善的土地退出机制，让种地农户获得更多稳定的资源。二是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缺乏稳定性，一年一变或几年一变，农民难以形成长远预期，家庭农场自然难以形成。三是农业人才和劳动力流动机制亟待完善，城乡劳动力双向流动限制现象仍十分突出，未来家庭农场主应该是开放的群体，凡是有能力有条件愿意从事农业的人才，都应为其从事农业经营提供条件。要通过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让进城务工的农民顺利成为城市居民或城镇劳动者，为愿意留在乡村或返乡创业的人提供更大发展空间。
    尽管家庭农场保留了家庭经营的诸多优势，但是家庭农场在经营过程中同样存在问题。比如，无法克服市场交易成本过高问题以及各类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外，需要建立更高一级的农业组织形式，即农民合作社。合作社被证明是最适合农业和农民特点的更高一级组织形式。解决我国合作社发展面临的问题，要进一步完善合作社发展机制。一是合作社要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小农户特别是兼业农户，缺乏合作意愿与动力，而家庭农场由于适度规模的形成，合作意愿和发展动力被激发出来，在家庭农场基础上组建合作社就具备了微观活力基础。二是应以乡村社区为合作社基本单位。传统村落是熟人社会共同体，在共同体内部有互帮互助传统，有共同的生产与生活资源，容易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具有天然的信任与监督机制，因而容易形成合作关系。此外，我国行政管理传统也决定了农民合作社要以乡村社区为单位。“村集体”不仅是土地的所有者，也是政府惠民政策的落实者。独立于村组织之外的合作社，难以融入村落文化体系，与乡村社区“两张皮”，甚至出现相互掣肘现象。因此，农民合作社组织应该与乡村社区一体化，在此基础上完善合作社功能，实现更大范围的联合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