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恒进：数字货币会推动世界财富与科技中心的转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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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恒进（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货币理论是一个重要而未决的领域，竞争性货币宽松和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当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疫情背景下热烈讨论的话题。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简称MMT）强调的是一种政府信用货币体系，主权货币仅受通胀的实际约束而没有名义预算约束，并且应由财政代替央行承担实现充分就业和维持通胀稳定的职能。
  为应对此次疫情，美国等西方国家与地区实施的货币政策就属于MMT 政策。例如美国已经开始给每个民众发放现金，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美国联储会的负债就从4 万余亿美元增加到了6 万余亿美元。
  近两年来，中国开始密集部署的“新基建”，截至2020 年4月中旬已有13 个省区市发布了2020 年新基建相关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其中8 个省份公布了计划总投资额共计33.83 万亿元。这些同样可以看作是MMT 政策延伸与创新。
  我们也曾建议实施“以人为本的货币制度”，建议建立社会保障个人账户并由中央银行直接注资，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转变为分红平均地分发给全国公民，也是MMT 的一个方面。
  中国除了要面对全球实践现代货币理论可能带来的风险，还要应对外部施加的压力。有人担心，以美国为首正在刻意实施“去中国化”的货币联盟，美联储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更似“割全世界的韭菜”。在紧张的全球局势下，中国的地位与未来的发展需要更清醒理智的分析。我们主张从文明兴衰、财富流转和科技中心转移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当前中国所处的形势，对MMT 和“脱钩”的压力是否可解做出回应。
  自我肯定需求
  只要有可能，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环节他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这种需求我们称之为“自我肯定需求”。Bloch（1989）的实验数据表明，89%的实验对象对自己的人格品质评价要比实际更高一些；Myers（1993）的调查显示90%的商务经理认为他们的成绩比其他经理突出，86%的人认为自己比同事更道德；Svenson 的研究显示超过80%的人们认为自己开车水平比别人好。

  自我肯定需求是刚性需求，不比物质需求弱，往好的方面想，大家趋于肯定自我，就会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高于平均水平，因此总的自我肯定需求必定会大于这个社会当下生产出的总供给，这就形成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对任何统治者（或管理者）而言都是一个强大的挑战：要维持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统治者必须提供额外的供给，来填补这个缺口。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有四种主要资源供给方式（财富涌现方式），可以加以利用来填补缺口，满足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
  第一种方式是学习和自主创新，包括制度层面和科学技术层面。制度的创新表现为社会制度的改变，技术创新则由新技术、新发现带来。制度创新使得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更先进的替代。向外学习与自主创新相比更少耗费资源、更具爆发力，因此后来者居上的例子屡见不鲜。
  第二种方式是外部获取，包括与外部社会进行贸易（比较优势）、自然的领土扩张、古时游牧民族的抢掠，以及帝国主义对世界的瓜分和掠夺。在这几种外部获取的方式中，贸易是最长久也最实用的方法。重商主义国家强调要出口大于进口，使国家内部的和谐发展在外部财富的补充下得以实现。
  第三种方式是透支未来，用未来的财富来弥补今天的缺口。通过印钞、借贷、债券、股票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我们可以提前使用未来的资源。原则上讲，未来是无止境的，因此透支可以非常大。但是这种透支行为的伸缩性也很强：当经济状况较活跃时，人们的情绪也比较乐观，这时对未来的信心较高，因此透支也会更多；而当经济状况不好时，人们对未来持悲观情绪，那么他们就会更关注现有的财富和未来的保障，因此透支也就会相应减少。这种对未来信心的波动使得金融市场缺乏稳定性并导致金融危机。
  最后一种方式是崩溃后的再出发。西方近五百年来财富中心的转移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有类似的准周期规律，帝国或王朝崩溃的实质都在于旧的财富分布结构不能较好地满足全社会的自我肯定需求，而另起炉灶才给人们新的希望。落后国家对发达的国家进行侵略与吞并也有着与改朝换代相同的性质。
  财富中心与科技中心的转移
  东西方的发展都存在准周期的规律。西方的发展历史体现为财富中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转，如图2 中财富中心流转方向所示。比较早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共治地球，西班牙负责西半球的治理，葡萄牙则负责东半球，随后进入了荷兰的统治时期，接下来到了英国的迅速发展与统治，再后来美国占据了世界发展的主导权。

  在图2 中也展示了科技中心的转移，汤浅现象表明，科技中心的转移与财富中心的转移往往在时空上并不同步，而是稍有滞后，说明先要有财富的聚集，而后才有创新创造的涌现。科技中心从意大利转到英国，随着科技革命的影响，再转移到法国，随后是以化工闻名的德国，再转移到美国。科技中心也往往不会长期维持，一个科技中心的兴起通常是，已经积累了财富，又看到前一个科技中心的先进技术，在自我肯定需求的作用下，认为自己的技术水平不会比别人差，于是大量投入追求技术上的赶超与创新，就容易崭露头角取而代之。
  但当科技中心发展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就开始逐渐划分派系，在科研体系中能够得到提拔晋升的都是派系内顺从规则的人，科研变得有利可图，部分科研人员就容易出现动机不纯，整体的创新性自然变差，而在新出现资源涌现的地方，他们的科研创新动机就会更纯粹，科研人员发自内心觉得科研有趣，专注于技术突破而心无旁骛，就可能形成下一个科技中心。
  即便是美国，现在同时作为财富中心与科技中心，但实际上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准GDP）就已经超过英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科技中心是1920 年后转移到美国，依然是晚于财富中心的转移。当然科技也进一步巩固了美国财富的积累，电力、钢铁、汽车和石油等形式的财富大量涌现。
  主权货币和债务作为财富形式
  美国作为财富和科技中心，并非高枕无忧。美国大型公司的资产净增值速度约10%，一些新兴产业公司的资产净增速甚至可高达14%，即使按照10%来计算，根据爱因斯坦七二法则，这些公司的资产约7年可以翻倍，经过100 年的积累就会增长大约16000 多倍（214）。而美国GDP 约每年增长3%，100 年大约翻16 倍。也就是说，100 年后，金融资产增量是GDP 增量的1000 倍，其中巨大的差距主要来源于对未来预期的膨胀以及通过主权货币和债券透支未来。
  美国从弱变强的过程中发行了大量的国债，外界对其发展的预期是不断在改变的，如果愿意相信美国未来的发展越来越好，就会为之买单。但这种债务滚动累计的情况不会永远地持续下去，而是会受历史进程的影响（常常是突发因素）而终止增长。其中一个突发因素是天灾，还有一个因素是外部变化，例如只要有人依然相信美国最强就会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但如果突然出现了比美国前途更好的经济实体，大家转而购买新实体的债务，美国就会受到致命影响，这也是美国与新兴经济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国债、债券作为透支未来的方式，也逐渐成为一些国家地区新的财富形式。债券可以作为一部分人的资产，那么对应地就是另一部分人的负债，两者基本平衡。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在于资本收益率大于和经济增长率（r > g）,两者的差距就要靠额外的资源来填补。债券这种透支的方式暂时可以满足中间层（利益集团）每年10%以上的增长需求，实际上消耗的是顶层（比如美国联邦政府）的利益，以及底层普罗大众的资源，很多美国公民已经是负资产的状态。
  在发行国债时，国家主权非常重要，某些拉美国家的悲惨现状就在于追求短期利益，在能出售国有资产（电厂、水厂等）时将这些民生资产都变卖给外资，金融危机一来，只有本国政府兜底，却又没有实际可依靠的资源，只能印钞，导致货币疯狂贬值。
  受疫情影响，美国国债利率持续走低，美国也已经开始印钞，目前来看由于中产大多愿意继续持有债券作为资产，美钞超发了也没有明显通胀，反而近期美元一直在升值。但这种印钞的方式依然不能治本，本来就富裕的中间层会拿到更多美元，而在底层挣扎的老百姓可以分得的增发量依旧杯水车薪，这样就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顶层让利到负债累累，底层被挤压得不名一文，而中间层对无法保持10%增长产生不满，最后无法满足任何一方的自我肯定需求，就可能导致社会撕裂甚至崩溃。
  新财富形式的建构
  吴敬琏等学者认为，交换产生财富，这在过去的商业逻辑中是成立的，贸易可以获得巨大利润，但现在有了互联网和人工智能（AI）技术的介入，从某种角度看这些科技是在打压商业文明，使得商品制造环节变得透明，利润变得很薄。加上此次疫情对全球经济的重创，更加需要建构新的财富形式作为价值载体，让大家愿意支付、使用和保存，能够作为大众“自我”的延伸。
  技术精英们对此应该有所思考，比如数字货币就是一个切入口。2019 年6 月18 日，Facebook 发布了《Libra 白皮书》，引起了全球关注，中国也感受到了压力。七国集团财长对Libra 均持反对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一样，背后的理由是法币的基础并不那么牢固。虽然Libra 主张不会和主权货币对抗，只是作为支付手段、作为一个有抵押的稳定币，但在金融并不稳定的现状下，它势必会成为法币事实竞争者。
  Libra 虽然调整方案，不与一篮子货币挂钩，而是与单一货币（比如美元）挂钩，在一开始可能会加强美国的国际地位，但在未来它对美元的威胁仍然是首要的。美元背后是政府背书，是通过未来的税收支撑，但作为世界霸主累计欠债颇巨。美国国债已超过25 万亿美元，但相比之下美国对未来的承诺（liability）相比之下才是恐怖数字。这种承诺表现为个人的资产，也是国家层面的欠债，国家在未来需要持续偿还，这些承诺折现到现在约为150 万亿美元⑥。如果允许Libra 发行数字货币，Facebook 的月活用户数量超过23 亿，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都要多，比起负债累累的美元更加清爽灵活，在不远的将来对美元等主权货币就会形成激烈竞争。
  可持续的、具有生命力的货币体系算健康的生态，而如果体系内贫富差距过大，层次构成变得不合理，各层的自我肯定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货币体系容易变得脆弱，经不起外界冲击，这样就是不健康的生态了。美元体系所构成的生态是否健康，能否抵御外界冲击呢？Libra如果与美元单一挂钩，并且只是作为支付工具，例如拥有一美元才能花费一美元，而不引进信用，那么Libra就更像是特殊商品而不是信用货币。
  一个正常的社会或者健康的生态里，一定要使用信用进行扩张，需要透支未来，而不是只使用资产本身作支付。很多人的感觉可能是足额抵押是最佳方案，但本质上不是，因为如果大家都要用当下已经拥有的、足额的等价物（比如金银或者是实物资产）来做足额抵押，就会发现，即使把社会现有的全部财富都拿来做抵押，依然不足以填补空缺，因为自我肯定需求的不断作用使得民众要求的分配额会超过当下实际产出量，那就会对可持续性造成挑战，这也是没有信用参与的Libra 将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信用货币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有对财富的追求，为了社会的可持续性，信用货币必然会产生。数字货币可能是一种有效的价值载体，能够作为人类“自我”的延伸，甚至成为未来世界的通证。
  未来世界的通证
  AI 和区块链等技术对传统商业构成挑战，但对未来的财富形式可能提供了重要基础。随着技术手段的强大，如果人们可以对信用特征有更好的认知，那么未来的货币或者通证将更多偏向于信用而非实际拥有的资产来进行抵押。
  在技术快速发展的历史趋势之下，本质的规律依然是自我肯定需求，每人都会高估自己的贡献，高估自己的重要性，而且希望得到更多回报，那么还是会导致信用膨胀，如果过度膨胀还是会导致崩溃。因为人们的预期会不停增长，但实际的财富不会增长那么快，泡沫总有一天会破掉。
  这就推导出未来货币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必然需要有一定的通胀。比如工资幻觉，增加工资很容易，但是减薪就很难，而且对被减薪的人来说伤害很大，所以公司要保持一定的幻觉，让员工觉得工资在涨，满足自我肯定需求，但实际上通货膨胀率可能会抵消一部分。
  未来货币的第二个重点特征是需要财富流向底层的机制。因为有自我肯定需求，人们会趋利避害，财富一定是向少数人流动。那么货币当局就要让财富有返回到底层的机制，不然向上流动太快，就更容易崩溃。比如说西方的个人申请破产、食物券，中国的二次分配或者转移支付，这些都是财富向底层流动的补偿方式。好的制度体系要尽可能抑制资本的冲动，让社会动力有序并缓慢地释放。
  未来货币的第三个特点应该是多币种，而且是一个廉价货币时代。现在的趋势是，日本曾经是低利率负利率很长时间，现在欧洲已经负利率，而且美国也是朝那个方向走。为什么要强调多币种？假如说都在同一个价值尺度上，是比较难以满足所有人的自我肯定需求的。社会提供诸多价值体系，每个人才可能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价值体系，在该价值体系里有上升的空间。比如说有人炒鞋，不一定很理性，但体现了收藏和兴趣，比银行里的一串数字更能满足自我肯定需求。
  人们的认知水平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而且随着AI技术的进步，这一点显得更加清楚。未来我们是要不同币种来反映不同的价值体系。目前我们也能看到新的币种，比如在美国，用食物券可以到超市去买食物或日用品，但是不能拿去投资或者购买奢侈品之类，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币种。比如目前中国有定向降准、产业政策的倾斜等等，未来都可以通过不同的币种来实现。
  有赞助的通证
  在现代金融体系里，通证或者说数字凭证可以定位为在小范围内、快速达成共识的工具。主权货币是整个国家的共识凝聚所在，拿法币能买到这个国家里的任何商品，这就是一个广泛的共识。对于某些国家而言，虽然发行了货币，但是无法形成共识，法币会贬值很快。现在区块链的数字货币很多都是破发，即虽然发行了数字货币，但是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共识。数字凭证或Token 应该先在小范围达成有效共识，然后再逐步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共识。
  保险销售员承担了教育客户的具体工作，根据每一位用户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认知升级。保险公司可以根据销售员的业绩发放销售奖励Token，销售员的收益不仅来自于其所获的一笔保险销售的提成，而是同时随着所有销售员为公司贡献的积累增长。而公司规模扩张，保险公司的价值也将体现在整个公司的成长上，故拥有Token 的销售员就还可以享受公司成长带来的收益。
  这一措施看似简单，却能极大地改善销售环节，对员工产生正向激励，相比没有这一机制的公司来说，提供Token 的保险公司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员工，从而继续刺激公司的成长。另外，保险产品的设计也可以引入Token 激励。设计奖励Token 和销售奖励Token 具有不同的时间属性，比用传统的股票、期权激励更为精准合理。
  利用Token 在小范围内（公司、行业）快速达成共识，整个过程对全体用户清晰可见，而数据防篡改、可追溯，又提供了可信的存证依据，因此，这样的开放性机制有利于公司或行业吸引更多的人才，汲取更多外部资源，从而实现更多价值。
  如果把Token 都放到交易所，即在不同Token 之间建立价格的联系，相当于形成了一个更大范围内的共识，而人类的未来正是需要这样的共识。之所以用产品设计和销售来举例，是因为这类工作的完成度取决于主观能力的程度很高，优秀销售人员，比如李佳琦、薇娅等超强带货能力的主播，他们的销售额可以超出旁人百倍甚至千倍。
  但这些优势在进程中是很难一开始就量化清楚的，我们只能放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让大家竞争然后来达成某种共识。我们对很多事物的认知还在早期阶段，对应的通证价格波动就会非常剧烈，特别是对有高度创造性的事物认知还很不充分，就一定要在小范围内发Token 来达成共识（虽然这个共识也可能还是错的、不是很准确的），未来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更多的是要对这些内容来定价，让它变得相对精准。
  区块链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达成共识的方式。一开始更多的是技术上怎么达成形成共识，但慢慢就体现在社区的共识上，这是未来一个必然的方向。做社区同样不能做大而全，期望达成共识的目标不能太大，而是要在小议题上达成共识，而达成共识会带来价值的改变，价值的这种转移才是值得鼓励的。在社区里，凝聚一群真心认同该通证价值的人，让大家在价值体系内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延伸“自我”，满足自我肯定需求。
  即使数字货币对法币构成挑战，我们也应该积极应对，而不是将通证（Token）悉数拒之门外。未来通证发行可能带来的一种巨大创新在于发行有赞助的通证（Initial Token Offerings，ITO），并可以借此治理社区、实施链改等等。赞助方提供资源作为储备金，针对性地发行有底价的通证，就能够对自己希望攻关的关键产品或关键技术进行资源的引导，吸引人才队伍参与关键问题的研发，也可能吸引更多感兴趣的投资者入场支持，甚至能帮助赞助方内部提升创新能力，提供新的融资渠道。
  这类通证的定价方式可以是一种竞合竞价与主导价格相结合的复合定价方式。赞助方须承担重要角色，赞助方不仅需要抵押资产作为储备金，而且为确保用户的买卖需求都能被满足，当用户的买卖单不足以完全撮合时，赞助方需要与用户进行交易。在一般范围内，由参与流通的各节点通过集合竞价方式确定通证最新价格，以及在该集合竞价周期内每一笔交易的成交价格。在一定条件下，赞助方有权进行主导价格作为下一轮集合竞价的起点价格，主导价格的幅度或自由度也可以事先写约定，最后根据不可更改的有效下单记录，确认每一笔交易。
  总 结
  多数人低估了中国在近现代对世界的作用，也很可能继续低估中国未来在世界中的作用。中国在快速发展、建立自信的过程中，出现嘈杂的舆论、过分的行为都有可能，强国都经历了类似过程发展而来。关键在于年轻一代要建立自信、达成共识，为未来做好准备，发展科技并强化内生动力，拥抱未来、引领未来。中国更容易实现未来的引领作用，就在于西方国家会沉浸在已经经历过的辉煌中，低估未来可能的变化。
  评价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从专利数量、诺奖数量、军事投入等维度来评估并不准确。比如日本平均每年被授予一个诺贝尔奖，中国远远比不上，但诺奖是一个滞后的指标，得奖者几乎是二战后婴儿潮那批人。美国本土的年轻人并没有那么活跃，比如现在很多科技精英都是第一代移民，很多大企业掌门人是印度裔，而且在美国政坛上抛头露面的也大多是年长者，年轻人很少见。军事开支巨大也不能代表强盛。比如战争中，富国往往是亏本的，原因在于富国的成本远远高于穷国，富国如果打赢了依然是流水似地花钱，输了还要被抢掠，进退皆失。
  今天，中国GDP 已经达到美国2/3，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规则计算，中国已经超越美国。但是，只要中国的人均GDP 还没有超越美国，中国就有发展空间。放眼全球中国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国运正处在上升阶段：
  其一，新中国处在崩溃后的再出发的阶段，有丰富的资源可供分配；
  其二，中国享有贸易顺差的优势，也是外部获取的方式之一；
  其三，中国有学习的对象和优秀的学习能力，即使被批评是“山寨”别人的先进技术，在很多领域依然能快速学习形成自己的技术。
  这些优势条件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必将“逢山开路，逢水搭桥”，遇到的挫折也不会被击垮。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会发生与中国“脱钩”或者西方“围殴”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具有相对最全面的工业体系，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
  虽然中国不会主动脱钩，但如果被脱钩了也不要过于担忧。美国较早曾经有过门罗主义，英国早期也有过光荣孤立，只照顾和自己最近的相关方利益，而不过多掺和其它事务。中国需要参考借鉴这些经验，但西方的扩张路线未必适合中国。疫情导致的生产放缓可能为优化中国的产业布局提供了机会，比如内地省市按照产业聚集和供应链优化的原则承接沿海制造业，释放沿海的技术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