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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晶晶（国仁城乡研究中心） 东亚大陆上，从青藏高原往东有许多延绵但不算太高的山脉。秦岭、六盘山、大巴山、吕梁山、太行山、武陵山、大小凉山……每一座山的山脚、山腰乃至山顶上都有很多的村子。村子建了不少或新或旧的房子。它们是很多种地的、打工的农民的家。按照2010年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不变标准（约与世界银行人均日消费1.9美元贫困线相当），到2014年，中国还有12.8万个贫困村、2948户贫困户、8962万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口很多就集中在这些交通不便，自然条恶劣的地区。而到2020年，所有的这些和越南、和埃塞俄这两个国家人口数相近贫困农民，要“一个不能少”，告别绝对贫困，不再为穿衣、吃饭、住房、看病、小孩上学等基本需求犯愁。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为自己立下的目标。现在离这个目标的实现还有一年的时间。
贫困像一根根藤蔓，束缚住了普通的人们迈向自由的脚步。两千多年前的孟子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可见要穿点好的衣服，要吃上肉，一家人不挨饿，这是人们从古至今的需求，却并不容易。我家里是浙江农村的，1983年出生。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村里还接受过外来捐赠的衣服。我，一个男生，还从旧衣服里挑了一件绛红色的外套，穿了两年，被扶贫过一段时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还是个乡土的社会，大部分人口还在农村生活。因为有小农精耕细作的传统，有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两次土地改革，因为有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教育医疗的改善、新种子的应用以及农药、化肥的广泛使用，吃饭的问题逐步获得了解决。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农民和国家关系调整之后，农民获得了更多的从事农业生产之外的权利，市场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副业”的兴盛以及此后乡镇企业的发展，不少地方的农民手里终于有了些零钱。这是通过制度改革、技术进步大范围缓解生存性的贫困例子。中间重要的一点是要看到现代政府的建立及其低水平但广覆盖的公共治理、公共服务能力。然而农民生活还是很紧张，劳动也非常辛苦。即便在沿海的浙江，在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家和村里的其他人一样，从土地里找出路。夏秋要栽收两季水稻。冬天种油菜、小麦或者绿肥。家里每年养猪。厨房边就是猪圈，楼上住人。过年吃肉主要靠它们。每年还养四批次的蚕茧。忙的时候早上五点多孩子们就要和父母一起采桑叶，晚上11点还要给蚕喂桑叶。养蚕是江南农户们主要的现金来源。然而蚕茧的价格因受外贸出口等影响，每两年的价格起伏都很大，牵动每家每户的心。不过就算是这样，到春节的时候，都是需要有公职的亲戚家赞助，这样第二年孩子上学的钱才能有着落。农户生活不易。村集体运行也很困难。我爸以前是村会计。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他们几个干部年底村里算账，大家的工资一连几年都是发不出来，只好欠着。于是村里的书记就不当书记反倒去城里当了个保安。或者哪天又听说谁家的光棍从贵州买来了一个媳妇。第一天还挺高兴的，父母都乐开了花。可第二天那还没同房的媳妇就跳楼跑了。这人家过就来要求村干部协调解决。这是沿海非平原地区的村子。村子的状况、村民收入水平也是随着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慢慢好起来的。
很多人以为扶贫就是救济。刚开始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政府给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陆地边境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发放粮款、基本生活物资，维持生活。作为改革开放重要标志的“大包干”土地改革就是以取消返销粮，让山区、贫困地区的农民承包土地，自己养活自己开始的。当然，这救济的效果也不见得好。1982年，中央政府在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专家称之“这里不适宜人类生存”地方设立了开展区域综合开发、异地移民脱贫和“以工代赈”（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工程，受助者参加劳动获得报酬，代替直接救济）试点。不过这个地区也是到2000年才勉强解决温饱问题。不像南亚或者非洲的很多扶贫工作是有国际发展机构在做。中国的扶贫主要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各省（自治区）、市、县政府也相继成立扶贫领导机构。扶贫工作规范化、常态化，成为政府日常的考核任务。市场和政府是中国减贫最重要的两股力量。九十年代以来不断加速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改革推进中国经济稳定、高速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政府主导，把扶贫工作和经济区域发展相结合是中国减贫工作的重要经验。《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中作为核心提法的“开发式扶贫”其实是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扶贫领域的体现。市场作为基本的机制，在发家致富的驱动下，把各种可以利用资源转化为产品，通过产业项目抓落实，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提高农民综合素质。而政府各级部门为这一过程提供政策、基础设施、信贷方面的支持。发展成为硬道理。经济发展的涓流效应提高了贫困农户的收入。很多穷人也从中受惠，较以往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贫困的问题在发展中得到了部分解决，同时也产生了诸如农村衰败、社会断裂等新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扶贫的力量也更为多元。企业、社会组织、国外发展机构也纷纷加入其中。1989年成立了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前身）。同年成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项目家喻户晓，连邓小平也用个人名义捐款。以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香港乐施会为代表的国际发展机构也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援助。
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最近五年，自上而下的开展的“精准扶贫”运动。扶贫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彰显自己社会主义特征、体现党以“人民为中心”宗旨、展示中国发展道路优越性的标志性工程。“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中国已累计选派300多万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吃、住在村里，和农民一起工作（截至2019年上半年，已有770多人在工作岗位上牺牲）。这为共产党重新深入群众创造了条件。2013年到2018年，每年投入扶贫资金超过10000亿人民币，每年统计的减贫人数都超过了100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1.7%，为联合国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了不少中国份量。
上面说的是政策。只看抽象的总结报告不容易感受贫困群体的生活和扶贫工作者的状态。2016-2018年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曾利用几个假期，自费去河北、山西、宁夏、新疆、贵州、云南、重庆、湖北、河南，跑过一些村子，了解村子里扶贫工作的的实际情况。走了一圈，真实的扶贫工作、扶贫的现状跟我自己以及很多人想象的还是不太一样。这里跟大家举例，报告一下见闻。
河北去了张家口和阜平。那时候河北省的领导似乎比较着急。中央五年的扶贫任务，省里要四年完成，到大部分县里就要三年脱贫。精准扶贫首先要精准地知道哪些是贫困户，哪些不是。到下面具体操作的时候，贫困户的指标却都是分配到各个乡镇和农村。当然，这种的情况当然不只是在河北发生。后面幸好都得以改正。在张家口的张北县，跟很多地方一样，农村破败的厉害，很多村里只有老人在守着村子和田地。村里是连孩子也没有。年轻一点的人都去周边的城市打工，在城里买房子、安家。老人却不愿意跟着儿女去城里住。村庄就像老人一样衰老。阜平是精准扶贫工作的特别重要的试点县。它位于太行山脉，在北京去五台山的路上。因为总书记曾去访问过，在扶贫倡导、示范上政治意义比较重。骆驼湾和顾家台两个村子原来比较偏，路不太好。后来直接修了堪比省道的柏油路。村子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都住上了新房。很多房子被装修出来用作民宿。银行、供销社、邮局也在村里设了网点，做各部门公共服务下乡的示范。顾家台这个村子主打的产业扶贫项目是食用菌、高山苹果。村两委班子以极大的努力从村民手里流转了500亩土地。其中450交由县政府成立的国有公司种植高山苹果，另外的100亩左右流转给一家企业种植香菇。农民出租土地收租金，水浇地每亩每年1000元，旱地800元。其实种香菇，有公司提供生产用的菌棒，管技术，最后香菇长出来了还管销售。但村里的农民因为没接触过，心里没底，愿意干得就少。最后只好由村干部带头承包，好给其农户做示范。”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是精准扶贫里的重要措施之一。政府在交通条件好的地方修好了楼房，把贫困户从条件不好的山沟、山腰的村子里迁出来，让大家住新的房子。然而很多农民们似乎总是不满意。不是觉得新修的房子面积不够大，就是认为楼层太高，又或者抱怨光线不好，晒不到太阳。他们就是不愿意。这样扶贫工作队的人就着急。一是完不成工作任务。第二他们还等着要把贫困农户老房子的宅基地尽快腾退出来。县里还要统一把这些建设用地的指标卖给对口扶贫的发达的地区，好换回来各个扶贫项目急需的资金。这是在河北。
山西省专门走访了吕梁地区，去了临县、中阳和石楼三个县。这个地区主打的扶贫产业是红枣。枣成熟后一般是要烘干、调色之后才能销售。这几年枣的价格不行。红枣五六毛钱还没人收。加上人工又贵，卖枣得来的钱都不上加工费。村里有些老年农民只好让红枣自己在树上挂着，也不去采。自己到村里来挖坑栽树，挣些劳务费。当地很多做红枣生意的商贩都转行了。有的去新疆租地种枣。还有的每年七八月份去新疆收红枣，收完之后再拉到本地来加工销售。为什么去新疆呢？本地枣入口细腻，糖分也高，但是抵不住新疆的枣个大好看，有更好的销路。县里有个高家塔村。1948年红军东渡黄河去西柏坡就是从他们村里路过得。村里修过两个纪念碑。这个村在2017年已经脱贫。对口扶贫单位有发改委气候处、检察院等。一位姓高的大伯拉着我在村里转。他家有一个“精准帮扶政策牌”。可以看出精准扶贫的操作。家庭基本情况是3人，夫妻两在村内务工，身体健康，有儿子在离石务工；贫困原因是 “缺技术”。这是基本状况和致贫原因。“享受的政策、帮扶措施”分别是：粮食直补174.75元、新农合费用补贴540元、用煤补贴200元、土地流转11100元。他家大儿子在山东打工，刚结婚；在离石的二儿子是在做装修。现在中国农村的男性结婚越来越成为问题。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他们俩给凑了8万块钱帮着买了房子，第二个儿子就没办法了，给不了太多支持。有老板租了他们村里的土地，旅游开发项目要建一些配套设施。地租了三十年，每亩地的租金是800元。老板一次付了15年的租金。因为有11100元的土地租金。他们家脱离了贫困。代价是转让15年的土地使用权。
在中阳县的岳家山村，农户们也有一个跟高塔村类似的卡片。不过这个卡片到中阳县换了一个名字，叫“贫困户帮扶明白卡”。有一张卡片上是这么写的：家里有3个人，夫妻俩和次子（大儿子的户口可能已经转移出去了）。种植玉米薯类3.7亩，核桃8亩。享有基本医疗保险，大病补充险，人身意外险，住院补充险。致贫原因是“以务农为生，因干旱，缺技术、致生活贫困”。脱贫时限是2016年，目标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920元/人/年，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近期脱贫措施有：1、宣传落实党的各项扶贫惠民政策，保障贫困户应该享有的政策补贴全部落实到位；2、落实产业扶贫项目，实现贫困户可支配收入人均增收1000元/人/年；3、落实金融扶贫小额贷款贷资入企项目，实现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每年3000元；4、帮助落实危房改造。这户的帮扶责任人是县妇幼计生中心。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每一户都挑选确定了一名有公职的干部进行帮扶。如果改户在规定时间内没法按标准脱贫，帮扶干部就负有连带责任，会受到处罚。岳家山村有好些小庙：龙王庙、财神庙、观音庙、山神庙等等。现在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年纪大一点的人又出钱出力，刻石立碑，把神像重新给塑起来，并由此生出很多新的公共活动来，并维系着村庄内不多的团结。中国的现代化越来越高，因为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习俗、宗教却成为新的需求。
跟河北省一样，移民搬迁也是山西吕梁地区重要的扶贫措施。在石楼的西河湾小区有这么一个被报道为扶贫立志故事。温石平一家5口人从罗村镇南沟村搬过来，分了102.9平米的房子。房子总价171295元，国家补帖163700元，自己出只出了7595元。丈夫在合作社贷了5万元，装修房子时用了1万元，剩余的钱，投资养蜂。妻子在小区里当个保洁员，一个月能挣1200元左右。现在 “每个星期小区里就有收废品的过来，家里孩子没事时就在院子里捡一些塑料瓶之类的东西，攒起来，等收废品的来了就卖掉，买一些上学用的作业本、铅笔，还有每天上下学坐公交的零用钱都是他们自己卖这些换来的。”移民移的不只是房子。一家人从生活几十年的村子搬到小城镇来，搬的是生活。原来的社会网络、支持系统都断裂了。这是一个文化巨大的变迁，需要有一个支持系统来缓和这种变化。
当然也去贵州、云南。西南地区是扶贫攻坚的重点区域。贵州去了湄潭。湄潭是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重地，是最早搞“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试点的地方。这些年也一直在承担土地相关的改革任务。找一个山上的贫困村逛了一圈，想住一晚上。可却找不到农户。村里睡办公室的扶贫干部们很警惕，一脸怀疑。不知道是不是怕突然来的陌生人影响他们的工作。于是只好回到山脚下，在一个农家乐住了两天。这个村附近有个地产项目，也有一些农民被搬迁。全国人居环境工作现场会在这开过。农家乐老板一家的日子过得挺舒适。年轻的厨师原来在外地打工，现在也回来帮忙。很多人是从农业效率的角度来设计土地改革办法的。湄潭生不增死不减的经验成为国策，在全国推广后也惹来很多争议。政策的适用性还是各有不同。中国这么大一个地方又必须政令畅通，一部法律，一个声音。这中间就有成本。特别给那些习惯三五年要调整一次的地方带去很多麻烦。土地不依村内人口的变动调整，“你家分到的地就是你家的”，这能够稳定预期，增加农户对土地的投入，提高农业产出的效率。增加效率当然就会影响公平。不过湄潭人地条件的改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里农民找到了增收的新途径——他们可以去广东等沿海打工，不用再被困在山间的小土块里刨食。又可以发展像茶叶这种经济价值高的产业。在新的形势下又可以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当然藏在贵州山沟里的绝大多数农民还是要出去打工。农民打工是农民农村能够掌握的最大的产业。在湄潭、在大方，很多还守在家里的农民都是种玉米。种玉米，养猪、养鸡，种养结合。农闲的时候再出去打些工。这样一家的日子才能维持。不过按照16-17年中央政府的政策，全国的玉米要减少产量。像贵州这样不是玉米的主产区，在经济上看也没有比较优势的地方就不让你农民种。那些还在山上住，家里又养了几头猪，带孩子照顾老人的妇女们的生计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总不能靠买饲料来养猪吧？于是就有不少矛盾。农民的意见就比较大。
云南去过永胜县和勐腊县。在永胜县，宣明会支持下培育出来一个农民社区发展协会。主要的资金是外来的。协会和相关政府部门签订扶贫合作协议，提供理念、资金、技术、人力资本的支持。这个协会以前做儿童为本的农村社区教育援助项目。支持女童上学，给贫困地区的教师提供支持，给贫困村发放太阳能热水器、帮农民们组织水果种植合作社。现在协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当地少数民族妇女提供小额资金的服务。因为是少数民族，社区的团结，信任的构建相对也比较容易。基于社区的互助资金就比较容易开展起来。有了资金和组织，留守的妈妈们可以在自家的土地上开展中药材种植项目。对宣明会这样的国际组织来说，最难也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把资金和项目更好的留在本地，能够可持续的运转，又有本土的团队能够把这些事情做好，利益能够公平公正的惠及更多的普通农户。云南勐腊县有个村子叫河边村。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和他的团队在这里持续开展减贫发展的实验，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村里的路都修进去了。村民们都住上了雨林式的别墅。这里新建的木房子有很现代化的水冲式卫生间。河边村也有些年轻人回来，在家带孩子种地搞民宿接待。最近正在开展乡村幼儿园项目。少数民族地区比汉族发展的一个优势是他们村里还有不少年轻人。孩子也多。这样就更有生气。河边村对结构性贫困的干预有点像是一个知识生产的实验。在精准扶贫这个大背景下，用个人的、政府的、慈善的、学术的力量生生把这个村子从贫困的结构中拉出来，生出来新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非常规操作。相比资金、技术的引入，发展干预有更重要的是外来规则的引入，对什么是“好的生活”的生活的一种想象，要改变人的想法。这是一个长期互动的过程。文化变迁有时候是被动的。
在湖北房县有个黄酒民俗文化村，在从武当山去神农架的交通线上。现在农村很多新的变化都在土地里。有政府资金、技术的配套，绿水青山间的土地就能吸引来资本流入。这个村离镇政府不到两公里。从2014年起开始建设，到2019年，据村里的耿书记说，政府社会各种资金加一起（含各种基础设施），差不多有1.5个亿。村里在原来靠近河滩的农地上修了黄酒文化广场、黄酒博物馆，引来外来专业旅游公司作经营。耿书记以前在山西的煤矿上班，受政府号召，回村里来任支书。这个村子前几年沾了政策的光。估计是因为村庄整体发展的需要，村民只要有意愿，愿意出钱，就可以在原来的农田里领到一块免费的宅基地。修一栋房子也要二十多万，很多人不敢。然而投钱修了的，现在这房子估价就涨了一倍。当然新修的很多房子农户自己也用不上，愿意一年两万块钱租给旅游公司，签三年的合同。村里的妇女们就在公司当保洁员、民宿管家、酒店的服务员。土地要用来种房子才值钱。村里和黄酒广场隔了一条溪的山谷里正开发一个叫生态康养中心项目。主要目标客户是武汉要来村里避暑，呼吸清新空气，体验绿水青山的中产阶级。这里离武汉有四个多小时的车程。房子现在已经开始预售，价格在六千多一平米。听说卖得还不错。村里还有一个酒灌装扶贫车间”还在建。政府出钱建房子，外来投资方负责品牌打造，产品推广，线上销售，生产原生态产品。利用高铁传媒的资源，同时在县域内开展社群式的营销。这个公司经过前期的实验，计划与村里的大户合作，生产优质黄酒。老总说跟小农户合作太麻烦，即便是他们组织起来对了合作社。
转重庆。这里的好些村子已经脱贫，在向“乡村振兴”的新路上转变。乡村振兴重要的方向、机制和人才，是把村子打散了拿到市场上去卖，还是把村庄本身做成一个企业，和其它的利益主体去竞争。巫溪有个谭家村，2017年6月正式成立了村经济股份合作社，利用市里“三变”改革和发展集体经济补助资金种植晚熟冬桃、中药材，发展休闲旅游农业。他们把531亩土地、2647人口都折成股份，并到合作社里，然后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土地。为了管好土地，又采取了返租倒包、小包工、灵活用工几种形式。工资一般是60元一天，先记账，年底再结算。合作社采取理事会-小组长-管理员的组织架构。每个小组还成立了生产评估小组负责组内承包工程的定价、招租。在这里，村两委和合作社是两套班子。合作社理事是推选产生的。不过村主任、村支书是合作社的监事。合作社出纳、会计都是由村里干部兼着。这个合作社去年一年给村民发了80万工资，用的是政府资金。谭家村是要做一个政府支持下的“村两委+股份经济合作社”。它要整合，变成土地和劳动力的新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对内它是一个村社的共同体，对外它还是个企业。村干部说有他们这么弄后有企业要给他们投2000万-3000万。企业只占股份，监管资金使用，不参与管理。他们还没同意。
去宁夏、去新疆，这里因为贫困问题、民族问题和现代性的困境交织在一起，政府的干预力度大，相对来说就更复杂一些……当然文化的、社会的、国家的、历史的边界都是用来穿越的。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也孕育着新的可能性。每一个村子、每一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变化的、不一样的中国。文化是安顿生活的一套办法。我们和这个被运行的国家的关系实在是新时代社会秩序里的一部分，影响我们的认同、追寻，每一天过的日子和日子里的生活。
扶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是在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记载历史的有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综合实力已经达到全球第二的国家。精准扶贫里的问题也不少，但成效是巨大的。这里面有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区域关系、政府和农民关系的调整。当然这也是经济危机下扩大内需一个重要的方式。扶贫里有的是超大型国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有很多的调侃、抱怨，乃至引发很多新的矛盾。可能有农民因为没有评上贫困户会去上访。可能有专家们制定了一整套完整、严密、复杂的扶贫瞄准、考评办法，拿到了项目，却给基层干部们增加很多工作量，又推动了小镇复印、打印业务的发展，增加了硕士、博士下农村、收集材料发表论文的机会。如果是用顺口溜的形式来概括最近扶贫中的一些问题，大概可以这样描述：“产业扶贫，问题最大。搬迁扶贫，花钱最多。教育扶贫，风险最小。医疗扶贫，全家报销。就业扶贫，掏谁腰包。金融扶贫，农户收息。生态扶贫，站岗放哨。救济扶贫，抢着都要。精准扶贫，压着管帽！”各级干部们下乡和贫困农民“打成一片”，很多人觉得“扶贫扶志”、“扶贫扶智”很重要。社会舆论里，也有为干部骂贫困户叫好点赞的。这倒是顶层设计、中国治理现代化里出现的新现象。当然干部们也很惨。前一段有个在乡镇做扶贫的年轻朋友都有身心要崩溃的感觉。大概因扶贫而抑郁或者狂躁，因为在那个环境里，所以也没有解脱的办法，只能是忍受。又盼早日能过关，好庆祝自己也能和贫困户一起早日挣脱这贫困的藤网。这些都是真真切切的体验，不一定能在媒体的报道里找得到。现在要从精准扶贫往乡村振兴转移，从目标到机制到人员资金的安排都没有相对清晰、可借鉴的路径。绝对贫困之后有相对贫困和城市贫困的问题。各个脱贫的贫困县也需要有一张县域范围内的扶贫脱贫的社会生态网络。培养专业的力量，用组织、网络的力量为可能重新陷入绝对贫困的人兜底，提高他们的技能、能力，人力资本的水平，在实践中改变他们的认识和作选择的能力。精准扶贫，瞄准要可持续，不松懈，但脱贫可能更多的靠的是组织、集体和社区的力量，靠的是区域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水平的整体改善。这中间乡村的整体发展，集体经济的壮大，农民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扶贫不是个人的致富，是个人和国家共同前行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从乡土中国到工业的、城市的中国的整个过程。中间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熟，有一个区域的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
差不多还有一年的时间，中国政府就将会对全世界庄严宣布，这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拥有14亿人口这个民族，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都不少”全部告别绝对贫困，正在迈入全面复兴伟大实践中。贫困的中国正在过去，虽然并不容易，但一个新的中国正向我们走来，并影响世界。在这百年新的变局当中，这当然会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或许将来的某一天也会有人来纪念它。在对抗贫困的过程中，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有多少的特殊性，有没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又做错了什么，其他后发展的国家可以不用重复犯类似的错误？其实我们还并不太清楚。然而，这一页，确实就要翻过去了。再见了，那个曾经落后挨打，被贫穷饥饿所困扰的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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