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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非、唐松(广东金融学院行为金融与区域实验室特约研究员、广东金融学院教授)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受到疫情冲击,经济金融发展面临较大挑战。我国疫情防控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形势,又处于复工复产的重要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创新完善金融支持方式”。
疫情出现以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了十余次会议,确定了“稳预期、扩总量、分类抓、重展期、创工具”的工作方针,以助推实体经济恢复和发展。党中央、国务院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配合,着力稳经济保民生,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
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重要驱动力,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在统筹疫情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更加注重金融的支持作用,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疫情冲击叠加暴露出来的困难和问题,有效应对,补足实体经济的短板。
在已有金融存量的基础上推进结构优化
疫情冲击下工业、服务业生产等全线下滑,如何提高存量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结构优化,成为当前货币政策工作的重点内容。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国)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我国坚持货币供应总量适度的稳健原则,并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既要避免因配合积极财政政策造成经济过热的情况,也要防止流动性过度充裕叠加金融市场避险偏好带来的脱实向虚现象,切实推动实体经济降低融资成本。
坚持金融供给总量适度,需要在调整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同时降低融资成本,赋能实体经济实现结构优化,进而实现金融供给和实体经济部门结构优化的双重拟合,进一步为降成本打开空间。
一是调整投资结构,货币政策应在总量适度的前提下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的结构,对“新基建”项目实施精准支持,降低科技创新、“补短板”领域项目的贷款利率。
二是调整消费结构,科学稳健把握逆周期调节力度,刺激有效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系统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实体经济消费复苏和优化升级。
三是调整贸易结构,促进币值稳定,平衡外汇收支,维持贸易金融市场中的供需平衡,通过差异化的融资政策集中资金帮扶产业链上游和高附加值外贸企业,推动贸易链条的结构优化。
在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基础上分类施策
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不确定性和衰退风险陡增,结构失衡和风险积累问题更加突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既要防止货币条件过紧引发风险,也要避免“大水漫灌”导致金融空转和效率低下。不同性质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搭配,要在总量适度条件下释放更大效力,以对经济发展形成共同潜在驱动力。目前既要在传统数量型、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内强化创新(PSL、定向降准、常备借贷便利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等),又要丰富票据互换(CBS)等业务,提升市场流动性,为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运用创造有利条件,引导金融资源向定向部门倾斜,形成政策合力。
只有在坚持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运用的基础上分类施策,才能提高金融支持复工复产的整体效益和水平。为此,需要更加重视产业特征分类,提高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实体经济的靶向性,分类梳理在疫情中受冲击最大的服务业、制造业,给予货币政策工具专项倾斜,依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借助专项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等工具,既要有助于淘汰相关产业落后产能做好减法,又要有利于促进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做好加法。更加重视市场主体规模分类,灵活组合货币政策工具,基于央行征信系统、大数据技术对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进行筛选,重点支持其中的优质企业,减缓中小微企业的信用风险,推动企业尽快恢复产能。加强货币政策期限的灵活度,长短期分类施策,应对疫情冲击的短期金融宽松政策在达到既定目标后要有序回撤,否则在中长期会扭曲资金价格信号。
加强金融审慎监管
当前既要化解前期金融结构调整、去杠杆进程中释放的金融风险传递至实体经济部门的可能,也要防止疫情冲击下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积蓄的实体经济风险传递至金融部门,加强金融审慎监管显得尤为必要。
只有守好金融风险底线,才能有效提高金融供给的质量,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才会有序进行。在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形下,需要基于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来管理好需求,营造实体经济良好的发展氛围,通过金融来稳定市场主体信心和预期,提振发展和改革的动能。稳定企业的信心,多渠道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抓紧解决上市公司的突出问题,预防流动性风险。稳定资本市场的信心,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步伐,发挥好资本市场枢纽作用,不断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放松和取消不适应发展需要的管制。稳住外贸外资的信心,以数字技术推动创新型商业模式发展,以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全面恢复产能;建立外汇政策绿色通道,提高企业资本项目外汇资金使用便利化程度,促进流程优化,节约企业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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