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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让2月生产任务严重放空，供应商生产负荷率一度只有30%左右。但我们的供应链还是跑赢了市场。生产恢复快，没出现严重的断供问题。”作为全国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采购管理本部副总监王传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这主要得益于公司的供应商布局及储备规划，特别是建设多年的供应链风险管理体系。
“但这样的供应链风险管理体系并不是业内标配，中小企业建立风险管理体系还非常困难。”王传杰话锋一转道。
表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就是汽车企业普遍遭遇的供应链断链危机。赛迪智库规划所工业投资研究室主任李杨说，一方面是进口关键零部件的断供风险，一些进口零部件涨价100%以上；一方面是物流等原因导致的非关键零部件断供风险，已复工企业因零部件断供或涨价而停工屡屡发生。“除关键技术被‘卡脖子’外，供应链管理能力不足是导致断链的一个关键。”她说。
“以往说供应链安全管理，指的多是企业管理模式层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如告诉本刊记者，在供应链竞争越发激烈，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当下，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已成为国家风险防控和治理的重点内容。“我国必须基于供应链安全管理的体系化创新发展来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长期稳定。”刘如说。
一、被动接招还是主动防范
产业供应链安全管理，是指通过体系化的政策法规，综合利用行政、技术等手段应对各类供应链安全风险，避免供应链中断以及中断以后能迅速恢复。
美国白宫早在2012年发布《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时，就正式将供应链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并提出“促进商品高效与安全运输”和“培养弹性供应链”两大战略目标。
从2017年国办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到去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我国也将供应链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但在刘如看来，我国现有政策主要关注的还是供应链建设发展，没有将供应链安全风险管理纳入国家整体风险管理框架中，战略重视程度有待提升。
具体而言，我国供应链安全法规体系还不完善，国家安全法、外商投资法等相关法律尚未将供应链安全纳入其中，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也尚在酝酿。
供应链安全管理政策体系也有待健全。“现在针对供应链安全管理的政策很少，多是供应链建设方面的政策。”刘如说。
机制同样亟待完善。李杨告诉记者，虽然机械、家电等行业的不少企业已经构建供应链数字化平台，但整体而言，供应链数字化建设依然缺位，如此次疫情加剧后，“口罩生产最基础的数据还是通过人一层一层上报”。
面对供应链风险也缺乏有效应对机制，标准不清、协调不足。一位相关领域研究者告诉记者，近期不少机构加大对半导体的研究投入，但因缺少统一协调，效率受挫，“我们不知道财政部会给多少经费，不知道高校研究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各部委的部署”。
再如依然缺位的供应链安全审查制度。“我们没有国家层面的预警机制，面对危机还是被动接招。其实完全可以提前防范。”刘如说。
二、从五方面布局国家战略
“防范”的基础，在于国家供应链安全管理体系的完善。受访专家认为，可以从战略规划、制度建设、保障机制、配套政策、标准体系五方面发力。
首先，尽快提高供应链安全在制造业长期发展规划中的战略地位，形成国家层面的战略共识，并系统地在“十四五”规划、中长期规划等阶段性战略中明确，为国家立法和各部门相关工作提供顶层战略指引。
其次，完善供应链安全的制度建设。加快制定供应链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部门在供应链安全管理中的责任。同时，建立完善的国家供应链安全管理制度，覆盖制造业全产业链，与进出口许可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配合。
第三，完善供应链风险防范保障机制。尤其是健全供应链安全审查机制，针对重要领域的供应链关键环节，建立多维预警机制和风险预警等级制度，实施全方位的潜在风险评估审查，快速定位具有安全隐患的节点。
第四，制定供应链安全战略部署的政策体系。刘如说，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政策体系要与国家战略步调一致，明确主体职责和角色，形成相互补充、配合、协调的产业链供应链政策体系。面对外部环境突变时，政策体系应具有结构灵活性，明确各领域之间政策协同框架，以法规制度的形式，细化应急联动方式，优化供应链风险防控管理模式，坚持有序整合与布局合理相结合，完善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及渠道畅通。
第五，加快供应链安全管理相关国家标准的研究制定，并促进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
“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标准，导致供应链风险识别、处理存在很多隐患。”刘如说，比如很多企业不知道如何建立对科学性要求很高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即使企业开发了供应链管理系统，但标准不统一，危机发生时也可能无法形成合力。因此要促使企业自建系统引入国家标准，使管理流程规范，数据格式通用，共享机制灵活。
三、建立预警体系是当务之急
建立弹性的供应链，被视为供应链安全管理的关键之一。
受访专家指出，增强供应链弹性需从多方面发力：
加快供应链监管数字化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
加强供应链安全监管线上与线下的融合；
构建产业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
加快建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预警体系；
制定重大突发事件下的产业链供应链资源优先配置机制和绿色通行证机制等。
其中，建立供应链安全预警体系是重要抓手和当务之急。
首先，应设立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评估委员会，由政府、企业、产业、智库组成，规避各国法律对商品和技术的管制风险，提供决策依据。
其次，建立一套符合产业发展实际的供应链安全预警指标。刘如介绍说，2018年发布的《美国制造业供应链弹性与脆弱性》报告，将供应链安全量化，指出了唯一供应商、人力资本缺口等十种产业供应链风险，通过量化分析，列举出近300种供应链漏洞，并采取积极措施弥补这些漏洞。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国家预警指标”。
第三，根据供应链的脆弱性程度建立重点产业监测范围。“特别是对于出口影响较大的汽车、机械等产业，要建立全球范围的关键监测指标，委托第三方机构进一步实时监测我国企业出口数量、价格等，密切关注重大事件发展趋势和国外针对我国设置的贸易壁垒情况，避免不必要的经贸摩擦。”刘如说。
第四，制定政府与企业间的电子数据交换与共享制度，建立预警信息共享机制。王传杰说，以往预警系统难以有效运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供应商有问题会选择掩盖，较大的供应链风险比如贸易管制，企业也不容易在第一时间获悉、判断、决策。非常需要政府向企业共享这些信息。”
刘如建议，应建立全覆盖的产业安全数据库，向产业管理部门和产业相关利益人开放相关信息，产业链条达成应急互助与信息共享协议。针对一些企业对信息共享有顾虑的情况，政府应率先共享数据，作好表率。（来源：《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徐欧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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