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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数据显示,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7.2%,增速回落。回溯看2018年的经济数据,消费增速也有所下滑。而另一方面,随着出口、投资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今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的可能表现是怎样的,从稳定中国经济的宏大角度看,如何释放消费活力?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目前阻碍向消费转型的最大掣肘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放缓,那么,如何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呢?他建议扩大国有股权无偿划拨给社保的比例。
新京报:如何看待4月消费增速回落的现象?预计今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的表现会是怎样的?
李迅雷:其实国家统计局也解释了,4月消费数据的下滑和“五一”假期有关。但即使这样,总体看,消费增速回落主要和居民收入的放缓、宏观经济下行有关系。
整体看,今年的消费增速还是会有所回落。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和收入相关。2018年国内占总人口60%的中等偏上、中等和中等偏下三个组的收入之和平均增速才为4.4%,恰好只有高收入组收入增速的一半。收入增速的下滑,定然会影响到消费的表现。第二,从基数上看,消费的基数在这几年还在上升之中。基数和体量大了之后,再保持较高的增速确实比较困难。第三,从结构上看,目前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服务消费的比重在上升,实物消费的比重在下降。但服务消费的比重上升在统计上能不能完全都统计进去,我是持有怀疑的。比如,网购、网上订餐等服务很难纳入到统计范围中,这就需要对统计口径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消费增速放缓是正常的,目前我们的消费增速是美国的三倍左右,如果说大家对中国的消费表现没有信心,美国的岂不是更差?美国的消费是2%的增速,但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达到了80%。因此,讨论这一话题的时候,不要带有情绪。
实际上,我还是很看好中国的消费表现。它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中国经济要转型——以前都是投资拉动、出口拉动,现在正朝消费为主导转型。我国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在上世纪90年代时曾经占到65%,之后大幅回落,如今也不过回升到50%多,比发达国家要落后很多,如美国、日本都在80%以上;即便与新兴国家比,也明显落后,如印度也要占到70%。因此,今后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一定会上升。政府也会出台相应的鼓励消费的政策,实现这一目标。
新京报:如何看待目前关于消费的一些看法?未来消费表现的趋势可能是怎样的?
李迅雷:去年曾一度热炒消费降级,事实上,消费降级之说并不成立,毕竟恩格尔系数在往下走。恩格尔系数往下走,表明食品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在下降。居民可能进行了休闲娱乐、旅游、医疗保健等服务方面的消费。比如,现在香烟和白酒的销量在下降,说明居民的健康意识增强。但另一方面,高档香烟、高档白酒等高档消费品的销量在上升,甚至出现供不应求。目前看,消费是在升级的。当然,由于少部分居民房贷压力较大,如果他们的工薪收入增速又放缓、或股票投资又亏损,则这部分群体确实存在“消费降级”的可能,但并不代表大部分居民。
目前,我国消费市场的主要特征应该是消费分级与消费升级并重,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巨大,占总人口20%的高收入组的人数达到2.8亿。因此,如此众多的高端消费群体在对某些品牌的认可度高度一致的时候,就导致了这类品牌消费品的供不应求。
消费高端化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较快有关。目前,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速是中等收入阶层收入增速的两倍,这样整体不利于消费,要重视起来。
新京报:消费是本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何激发消费活力/潜力?
李迅雷:目前阻碍向消费转型的最大掣肘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放缓,因为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收入弹性要远高于高收入人群,仅仅让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速提高,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不大,至多只能有利于高端消费增长。
那么,如何来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呢?只能通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来解决,难点在于税收手段效果有限,如减税降费,有多少收益最终可以落到中低收入阶层的身上?房产税、遗产税及资本利得税应是有效的工具,但短期难运用。
我建议扩大国有股权无偿划拨给社保的比例。按当前划转10%的比例,未来划转规模最大可达8.7万亿元,但实际补充作用是高估的。如果能提高划拨比例至20%,同时,在国资委的准许下,若能通过社保减持适当引导国有资本从传统的竞争性领域中退出,不仅有利于国资的资产配置优化,也能改善部分领域产能过剩局面,弥补社保资金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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