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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不少人非常羡慕美国的现代化农业：“一片广袤的农田中，地上布置着传感器，天上盘旋着无人飞机，它们把土壤中的水分、肥力、农作物的长势、病虫害等数据传输到太空中的卫星上，卫星又传输给地面上的农场工人，工人通过无线遥控，控制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播种、施肥、收获，控制自动灌溉系统浇水”。而美国这么强大的农业，在农业人口远远小于中国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粮食出口总量就占了世界的一半。不是美国农民与中国农民的问题，而是两国之间的技术和土地制度的问题。美国最新的农业法案是2014年发布的，包括产品补贴、生态保护、贸易、营养、信贷、农村发展、科研推广、林业、能源、园艺、作物保险等；其中产品补贴是最主要的政策，包括价格损失保障和农业风险保障。根据农业补贴政策，每年收入低于90万美元的农场，每年可获得不超过12.5万美元的补贴。美国农业部估计的数据显示，有30%的大农场获得70%的补贴，使农场规模和增强竞争力得以大大提高。同时，美国土地以私有制为主，因而美国农场主不仅可以交易土地，还可以在银行里进行抵押和现金变现，为申请破产提供便利，从而使农业经营主体具有多方面获得大批现金的渠道，构建了政府与市场相协调的强有力保护体系。
相对美国的大农业而言，不少人就认为小农是造成中国农业低效的根本原因，成为落后的代名词，而将耕地规模视为提高经济效益的必然选择，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早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就首次明确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因为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而后来的理论和政策受到西方经济学和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大力推进以耕地面积规模为发展目标的大农业，为此耗费了大量的政策与财政资源，可始终未能实现政策的预期。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与政策逻辑还是现实与实践结果来看，消灭小农户都完全是“徒劳”的。
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小农，人多地少而地形复杂，不可能推行美国那样大规模化的机械化农业。也不符合农业发展规律，舒尔茨就认为，传统小农作为“经济人”的高效率毫不逊色于任何企业家，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不是规模问题，规模的变化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关键是引入现代要素，其中依赖技术的变化而使用新要素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法国有名的葡萄酒始终坚持历史传承的小规模，一直没有出现大规模经营。而湖南炎陵县的黄桃在2016年只有一个县的规模时，价格是15元一斤，而大规模推广到湖南全省，在2018年底的价格就是5元一斤，造成产能过剩、农产品结构供需结构严重失衡，带来极大的市场风险。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农户农业在相当长时期的必然存在。与美国的资源禀赋相比，即使中国城镇化全面超过了美国的水平，也绝无可能发展为美国那样大规模的现代农业。因为即使到了全面现代化的2050年，城镇化率达到70%还有30%的农业人口，30%就是4亿多人，按照18亿亩耕地红线就是人均4亩多地。十九大把小农户第一次作为肯定性而非作为落后的否定性写进党的文献，是对中国农业发展规律认识的历史转轨和准确把握，回归到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办、国办公开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中国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一样，属于东亚小农，尽管农地在形式上是农民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位一体的形式，但政府是最高支配者和经营的最高决策者，农民成了统一的国家大农场劳动者，形成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区别的新型农民与国家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仅使农业生产持续增长，而且助力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百年历史大变局，离不开小农户农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十四亿人口的粮食安全，标志着家庭经营小农的优势与生命力。
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存在的根本区别，不是竞争力本身的问题。同为东亚小农的日本，始终采取重农政策以顽强地保护小农。日本城镇化率高达93%，兼业农户的数量占农户总数的80%以上，半个世纪的现代化还是30亩左右规模，无论是人地比例，还是远高于国外的农产品价格，均有比较优势，而为什么日本农产品价格高、农民收入高？这是由于日本有一个集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于一体的强大“农协”，不仅负责组织农业生产，购买生产、生活资料，出售农产品等经济活动，而且负责政府的各种农业补助金的发放，同时全方位代表农民的利益，影响到农产品市场价格的确定与国家农业政策的走向，影响到日本家庭农场的生存。因此，日本的小农，主要通过农协来实现农业环节的整合（联合）、协调运营，基本的模式是“农业协会+家庭农业”。尽管日本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很严重，农业具体经营实体也很小，但政府为农业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与政策保护，全社会形成了宁愿高价买本国农产品、抵制外国农产品（哪怕价格再低）的普遍共识。日本大米价格卖到了100多元人民币一斤，水果按个数卖，还有农业装备大都是财政投入，特别是先给农民订单后再生产。
而中国恰恰相反，长期以来，中国对农业规模化的独有情钟，而公司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似乎成为了破解分散农民和大市场对接的灵丹妙药。但出现的结果就是，公司赔钱有政府补贴，公司赚钱政府有免税，而家庭经营的农民排除在外，农业家庭经营的利益越来越被弱化。同时，一方面社会和市场不给农民先订单后生产，形成买方市场。另一方面政府强化扩大生产，造成产能过剩，供给大量廉价食品任供市场选择，从而扭曲了市场价格。
今天的中国社会，饮食结构早已是多元化了，主粮的消费比重大幅度下降，水果、肉食、水产、蔬菜等成为饮食的主体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2013年至2017年我国居民每天人均蔬菜占有量稳定在2.56到2.74斤。也就是说，粮食是大食品、农业是大农业，而且国内的农业生产水平也今非昔比，水里的、山上的、草原的、耕地上都在生产食品。农产品周期短，只要价格好，在三五个月就可生产出来，农民的生产能力不成问题。关键是农产品品质与市场消费需求出现偏差，导致供大于求与供不应求的现象同时并存，是相对市场需求的结构性问题而非农产品不能供应的问题。一方面农业增产不增收还存在着卖难，另一方面低质农产品大量过剩而高质农产品十分短缺。根据媒体报道，农产品滞销事件呈现出逐年增加，由2009年的6起上升至2018年上半年的17起，由零星分布逐渐演变成区域化滞销。如湖南在2018年底就出现了椪柑等水果大面积滞销现象，不少的县城在卖走私进来的泰国大米，本地大米就卖不动。这种农产品供需结构性的不平衡是现有农产品生产与市场关系扭曲的结果，因为中国社会阶层已经出现了高、中、低端的消费分化，但农业生产导向没有发生相应变化，生产不是从市场的需求出发，而仍然是政府根据目标而行政强力推动，由于不顾市场需求而盲目扩大生产，导致不少农产品结构性过剩。
如何确保中国的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里？不是没人种田，而是如何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品牌是农业获取市场价值的重要抓手，是质量和效益的原动力和航标。关健是如何让品牌农产品能够卖上好价钱，因为优质不优价问题突出。因此，不能采取农产品低价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低收入群体政府需要应对的有效办法的是社会保障，而非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来承担城市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责任和粮食安全的国家责任。一个西瓜在中国不到二十元人民币一个，在日本三、四百元人民币一个，而日本农民人均收入与市民收入差距不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太大。如果亏本也要让农民种田，农民就当然有权弃耕，曾经乡镇政府强行征收抛荒费也没能制止土地弃耕。
农业是一个多功能产业，是准公共产品，这个公共责任不能全部由农民承担，应该站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趋势中保护支持农业，而非习惯用计划经济或自然经济的思维来发展农业。进入工业化时代，仍然停留在农耕时代的思想观念与管理水平，这就是当前农业困境的根源，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后一块短板。必须加快转变农业的发展思路，从抓生产到抓市场的转变，从抓规模抓产量提高到抓品牌抓质量提升转变，建立优化区域、品种结构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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