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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逢春（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行政管理系主任） 遵循政治逻辑，构建了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同心圆”治理结构
01、提高“嵌入性”实现了基层党组织在重大风险治理中的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基本前提。有力应对和有效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坚持党在重大风险治理中的全面领导。党员与基层党组织分布在全国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与群众朝夕相处。在各类重大风险治理活动中，党组织以其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充分彰显了其在基层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基层党组织发挥凝聚力、战斗力，成为疫情防控的战斗堡垒。在应对化解重大风险过程中，党组织通过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以及方式方法，通过 “再嵌入”方式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充分发挥了党在重大风险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为我国基层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02、提升“回应性”强化了基层政府在重大风险治理中的治理能力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也同时产生。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性质具有差异性、产生原因具有复杂性、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损害程度具有多层次性、调控任务具有多目标性。应对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政府及时解决问题。在各种重大风险治理中，尤其是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基层政府直面群众，积极回应群众需求，通过线上与线下多种平台，公布疫情权威信息和真实情况，普及疫情防控知识，有效引导社会情绪。同时，基层政府主动了解群众意见，积极采纳群众建议。群众在重大风险治理中切实感受到了基层政府的服务， 更加信任基层政府。通过提升“回应性”强化基层政府风险治理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基层治理的常态。
03、突出“人民性”完善了社会力量在重大风险治理中的协同功能
重大风险治理的复杂性，使得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成为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最优选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城乡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被迅速动员起来，充分凝聚各个社区、村庄群众的力量，成为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保证了基层治理的活力和秩序。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专业性、公益性和灵活性优势，在政府指导下精准定位，紧扣“专业”和“需求”，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机制。同时，公众参与意识的提升，使“人民性”贯穿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每一个阶段与每一处场景，对于应对化解重大风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充分展现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巨大魅力。
遵循科学逻辑，强化了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无缝隙”过程管理
01、以“大数据+循证决策”为突破点，提升了重大风险识别能力
风险识别在风险治理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进行重大风险治理，首先必须对重大风险进行识别。随着基层治理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运用不断深入，科技革命与基层治理的双向互动持续推进，基层治理运用“大数据+循证决策”进行重大风险识别的能力越来越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基层运用“大数据+循证决策”有效判断风险发生的“起点”，精准排查潜在感染人群，科学预测疫情发展趋势，充分展现了现代科技在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中的重要作用。
02、以“灵敏度+科学决策”为关键点，提升了重大风险预警能力
风险预警是在风险造成实质性损失前对风险所释放的信息进行采集和处理，并通过事先建立的风险预警处理措施对风险进行治理。风险预警灵敏度是决定重大风险治理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目前，基层“抵御重大风险”的意识明显增强，对重大风险中的“信息流”处理能力明显提升，风险预警灵敏度明显提高，能够对风险增加的“节点”进行科学研判，在应对化解重大风险中越来越有章法。
03、以“一盘棋+系统决策”为着力点，提升了重大风险处置能力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基层也在积极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提升了重大风险处置能力。基层面临的重大风险类型多样，处置流程也不尽相同，但是基层在应对化解重大风险过程中，能够发挥“一盘棋” 的制度优势，进行系统决策。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部分地方政府能够及时把控风险转变的“拐点”，平衡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的关系，增强重大风险处置能力。诸多基层政府抛弃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风险处置思维，提出建设“韧性城市”“韧性社区”等概念，夯实了重大风险处置能力提升的基础。
遵循法治逻辑，健全了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全方位”制度体系
01、完善了“纵横交错”的重大风险治理责任安排
进行风险治理，必须进行法律制度创新。只有合理划分不同主体、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法律责任，构建起有效的风险治理责任体系，才能充分发挥风险治理体系的作用与优势，实现风险治理的责任落实。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大致完善了“纵横交错”的重大风险治理责任体系，为风险治理法治化奠定了基础；在横向上，完善了“政—企—社”三大主体的责任分配体系， 明确了政府主体在应对化解重大风险中的“元治理”责任，明确了社会主体在应对化解重大风险中的“协治理”责任，明确了市场主体在应对化解重大风险中的“能治理” 责任，从而构建了“整体性”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在纵向上，厘清了“上—中—下”三个层次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通过“高层” 承担“顶层设计”责任、“中层”履行“专业管理”责任、“基层”压实“贯彻执行” 责任，从而实现了“分层式”的风险治理责任安排。
02、建立了“软硬平衡”的重大风险治理制度体系
进行有效地风险治理，需要多种规制模式的综合运用。在我国基层治理中，已经探索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软硬平衡”的重大风险治理制度体系。一方面，通过完善正式制度实现了重大风险治理的“硬法”控制，推动重大风险治理从以“传统风险”为中心到以“新兴风险”为中心的转变，从以“应急管理”为中心到以“风险治理”为中心的转变，从“社会安全”到“总体安全”的转变，从而构建起了价值包容、普遍有效的风险治理正式制度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完善非正式制度实现了重大风险治理的“软法”控制，包括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引导功能，通过完善社会政策发挥风险抑制功能，通过实现协商民主发挥矛盾调试功能，从而构建起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风险治理非正式制度体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发力，积极应对重大风险。
03、探索了“知行合一”的重大风险治理行动框架
应对化解重大风险，对于基层治理而言，不单纯是一个观念认识问题， 更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我国构建起了重大风险治理行动框架。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显著优势，不断强化依法办事能力，确保重大风险治理的力度与强度；在选拔基层干部时，我们强调“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干部在工作中也不断强化依法办事能力，从而“增强驾驭风险本领”，不断成长为防控风险的“实干家”，拥有了极强的重大风险治理能力与本领；由于人民群众十分信任党和政府，在重大风险治理中，我们能够顺利开展“人民战争”，确保重大风险治理的效率与效果。在应对化解重大风险过程中，基层治理展现出的强大执行力，成为“中国之治”的突出亮点。
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防范、应对、化解重大风险将会是国家治理的永恒课题。虽然我国基层治理在重大风险治理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经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基层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意识还需要继续增强，风险治理制度还存在一些短板，依法治理能力也还需要继续提高。基层需要不断提升对风险治理规律的认识，持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及时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加快构建“平战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等，从而应对未来各种重大风险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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