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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反思性现代化”时代，各种风险现象跌宕起伏、层出不穷，“风险”视角亦成为解释当前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视角。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安全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胡象明表示，风险的形成通常源自于某一事物或事件，当这一事物或事件出现与人的利益相悖的发展变化时，表明风险已开始形成。此后风险通过载体不断向外传导，并在放大站的作用下，传导过程不断加速，并进一步发展。如果风险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就会变为现实，造成终极危害。
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关键环节之一，是重大风险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行政管理系主任范逢春认为，我国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基层治理经验主要有：遵循政治逻辑，构建了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同心圆”治理结构；遵循科学逻辑，强化了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无缝隙”过程管理；遵循法治逻辑，健全了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全方位”制度体系。
一．重大风险是如何形成和传导的？
1、重大风险源的形成条件
·是一起或多起可能会对众多人重要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件
·其所造成的风险具有快速扩散的趋势
·公众对这一风险源具有高敏感度
2、风险传导的两种基本模式
·单一性模式：通过一个载体向另一个载体依次传导
·聚集性模式：一种以风险载体携带者（一个或多个）为中心向着周边多路径传导
3、社会风险是如何放大的
·社会站和个体站的放大，加速了风险的传导或传播，起到了一个风险传导加速器的作用
二．基层重大风险治理应当遵循的几个重要逻辑
1、遵循政治逻辑，构建了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同心圆”治理结构
·提高“嵌入性”实现了基层党组织在重大风险治理中的领导作用
·提升“回应性”强化了基层政府在重大风险治理中的治理能力
·突出“人民性”完善了社会力量在重大风险治理中的协同功能
2、遵循科学逻辑，强化了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无缝隙”过程管理
·以“大数据+循证决策”为突破点，提升了重大风险识别能力
·以“灵敏度+科学决策”为关键点，提升了重大风险预警能力
·以“一盘棋+系统决策”为着力点，提升了重大风险处置能力
3、遵循法治逻辑，健全了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全方位”制度体系
·完善了“纵横交错”的重大风险治理责任安排
·建立了“软硬平衡”的重大风险治理制度体系
·探索了“知行合一”的重大风险治理行动框架
01、重大风险的形成机理与传导机制
1. 重大风险源的形成条件
我们通常说的重大风险的风险源，一般是指有可能引发重大公共风险的风险源头。所谓重大风险，至少要符合以下几个特征：第一，与这种风险相关的事物或事件，一定是全社会十分关心并与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产生活和健康紧密相关的事物或事件，如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一般说来，仅是小部分人关心的且仅在小范围有影响的事物或事件，其风险不构成全社会意义上的重大风险。第二，这种风险具有相当的程度，足够对社会全部或一定区域的局部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重大风险也体现在程度上，当其程度很低、影响非常小的时候，还不能称为重大风险，但某些初期的低度风险有可能发展演变为重大风险。第三，重大风险一定与重大利益相关，只有可能对社会全部或一定区域的局部造成重大利益影响的风险，才可能是重大风险。
从以上重大风险的特征看，重大风险源的形成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需要有与重大风险相关的事件作为风险源事件，这应该是一起或多起可能会对众多人重要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件，如果纯属私人事件，而且对公众重要利益少有影响，或虽对公众利益造成影响但并非重要利益的影响，一般很难成为重大风险的源头。第二，作为风险源，其所造成的风险具有快速扩散的趋势。我们知道，有些事件也存在一定风险，可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风险源，但由于其风险发展很慢，甚至处于停顿状态，这样的事件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现实的重大风险源。第三，公众对这一风险源具有高敏感度，即公众高度关心这一风险源的发展与扩散，如果一直只是少数人才关心的风险源，也很难成为重大风险源。
随着重大风险源的形成，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重大风险的进一步传导和扩散就难以避免。
2.风险传导的两种基本模式
风险传导模式是风险传导路径、方式的总称。路径在日常生活中指的是道路或路线；在网络中，路径指的是从起点到终点的全程路由。这里所说的风险传导路径，就是指重大风险传导的基本路线。重大风险源一旦形成并具有向外扩散趋势，就必然会沿着一定的路线向周边传导。在这个传导过程中，风险需要找到一个承载风险的实体，这个实体被称之为载体，风险附着在这个载体上，通过这个载体向周边的事物传导。风险传导载体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表现为有形载体，如人、动物、病毒、自然物体、劳动产品、货币证券、社会组织等；也可以表现为无形载体，如知识、信息、科学技术等。风险源正是通过这些载体以一定的路径和方式不断向外传导和扩散，然后形成更大的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事件，是影响了全球公共安全的重大风险，且其最早的风险源至今仍无法确定。但从这一疫情6月中旬在北京地区的传导路径看，首先这一风险有一个原初载体，这就是新冠病毒，但仅凭这个原初载体还不能实现传导，还需要另一个载体，即人体。当这一病毒附着某人身上时，即从这个人传导给另一个人。如果我们把0号病人称之为A，由0号病人传染给1号病人，我们将1号病人称为B，1号病人又会传染给2号病人C，……也就是说A把风险传给了B，B又把风险传给C，C还会把风险传给D……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风险传导链条。从A到B到C再到D……，就是我们所说的风险传导路径，A、B、C、D分别是传导的直接载体。这种传导模式顺序依次为A→B→C→D→……，所依据的传导方式是一种一对一的方式。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风险传导的路径和方式统称为单一性传导模式。
但在很多情况下风险传导并不是这样通过一个载体向另一个载体依次传导，而是以一种更快捷的路径和方式进行传导或传播。例如，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风险的传导过程中，某个或某几个新冠肺炎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家人聚餐或与更多人聚集，一次性地造成多位甚至数十位新的患者，以致引发大规模的传播。类似这样的风险传导路径和方式，可以称之为聚集性风险传导模式，其基本的传导路径是由A或B或A与B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将风险传导给C、D、E、F、G或更多人，其传导方式非一对一的传导，而是一对多或多对更多的传导，这就会很快地形成局部的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3.社会风险是如何放大的
最初提出的风险放大主要是指发生在风险信息的社会传播过程之中，信息或信息源经过传播者传播，并到达接收者的过程中会加强风险信号，也就是说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风险信号的传递过程，而是一个信息的加工、建构、交流的过程，以致风险信息不断得到加强而放大其效应。通过放大，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入池溏，涟漪向外扩散，将风险源载体原有的风险扩散成更大的风险。在社会风险放大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风险放大站：一个是社会站；一个是个体站。社会站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意见领袖、文化与社会群体、政府机构、志愿组织和新闻媒体等；个体站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个人的注意力过滤器、解码、直觉启示、评估与解读、社会环境中的认知等。风险放大站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加速了风险的传导或传播，起到了一个风险传导加速器的作用。
其实，不仅社会风险存在着放大站，自然风险也同样存在着放大站。还是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在6月中旬北京新发地的公共卫生风险事件中，因为患者中的多数人或多或少都与这一地点有所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丰台新发地批发市场就起到了风险放大站的作用。对于公共卫生风险的传导或传播来说，医院、餐馆、大型商场和旅游景点等人群密集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此类风险放大站，因此在日常风险防控中，尤其需要对此类地点高度关注。
02、基层重大风险治理应当遵循的几个重要逻辑
1.遵循政治逻辑，构建了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同心圆”治理结构
在应对重大风险过程中，我国基层治理遵循政治逻辑，构建了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同心圆”基层治理结构，将基层治理资源整合到一起，把多元主体活动协同到一起，把各种治理功能聚集到一起，在实践中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
第一，提高“嵌入性”实现了基层党组织在重大风险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基本前提。有力应对和有效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坚持党在重大风险治理中的全面领导。党员与基层党组织分布在全国的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与群众朝夕相处。在各类重大风险治理活动中，党组织以其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充分彰显了其在基层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基层党组织发挥凝聚力、战斗力，成为疫情防控的战斗堡垒。
第二，提升“回应性”强化了基层政府在重大风险治理中的治理能力。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也同时产生。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性质具有差异性、产生原因具有复杂性、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损害程度具有多层次性、调控任务具有多目标性。应对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政府及时解决问题。在各种重大风险治理中，尤其是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基层政府直面群众，积极回应群众需求，通过线上与线下多种平台，公布疫情权威信息和真实情况，普及疫情防控知识，有效引导社会情绪。
第三，突出“人民性”完善了社会力量在重大风险治理中的协同功能。重大风险治理的复杂性，使得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成为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最优选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城乡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被迅速动员起来，充分凝聚各个社区、村庄群众的力量，成为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保证了基层治理的活力和秩序。
2.遵循科学逻辑，强化了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无缝隙”过程管理
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基层治理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过程中，基层治理越来越能够遵循科学逻辑，将“科学性”注入风险识别、风险预警、风险处置等环节，形成了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无缝隙”过程管理。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基层不断提升疫情防控科学化、精准化水平，疫情防控的“有序化”程度不断提高。
第一，以“大数据+循证决策”为突破点，提升了重大风险识别能力。风险识别在风险治理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进行重大风险治理，首先必须对重大风险进行识别。随着基层治理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技术运用不断深入，科技革命与基层治理的双向互动持续推进，基层治理运用“大数据+循证决策”进行重大风险识别的能力越来越强。
第二，以“灵敏度+科学决策”为关键点，提升了重大风险预警能力。风险预警是在风险造成实质性损失前对风险所释放的信息进行采集和处理，并通过事先建立的风险预警处理措施对风险进行治理。风险预警灵敏度是决定重大风险治理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第三，以“一盘棋+系统决策”为着力点，提升了重大风险处置能力。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纵深发展，基层也在积极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提升了重大风险处置能力。基层面临的重大风险类型多样，处置流程也不尽相同，但是基层在应对化解重大风险过程中，能够发挥“一盘棋”的制度优势，进行系统决策。
3.遵循法治逻辑，健全了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全方位”制度体系
法治手段因其自身具有的制度化、常态化、程序化等优良特性，在风险治理体系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地位。随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进程加快，基层重大风险治理的法治意识明显提升，依法办事能力明显增强，健全了重大风险治理的“全方位”制度体系，展现了基层有效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法治逻辑。
第一，完善了“纵横交错”的重大风险治理责任安排。进行风险治理，必须进行法律制度创新。只有合理划分不同主体、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法律责任，构建起有效的风险治理责任体系，才能充分发挥风险治理体系的作用与优势，实现风险治理的责任落实。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大致完善了“纵横交错”的重大风险治理责任体系，为风险治理法治化奠定了基础；在横向上，完善了“政—企—社”三大主体的责任分配体系，明确了政府主体在应对化解重大风险中的“元治理”责任，明确了社会主体在应对化解重大风险中的“协治理”责任，明确了市场主体在应对化解重大风险中的“能治理”责任，从而构建了“整体性”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在纵向上，厘清了“上—中—下”三个层次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通过“高层”承担“顶层设计”责任、“中层”履行“专业管理”责任、“基层”压实“贯彻执行”责任，从而实现了“分层式”的风险治理责任安排。
第二，建立了“软硬平衡”的重大风险治理制度体系。进行有效地风险治理，需要多种规制模式的综合运用。在我国基层治理中，已经探索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软硬平衡”的重大风险治理制度体系。一方面，通过完善正式制度实现了重大风险治理的“硬法”控制，推动重大风险治理从以“传统风险”为中心到以“新兴风险”为中心的转变，从以“应急管理”为中心到以“风险治理”为中心的转变，从“社会安全”到“总体安全”的转变，从而构建起了价值包容、普遍有效的风险治理正式制度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完善非正式制度实现了重大风险治理的“软法”控制，包括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社会引导功能，通过完善社会政策发挥风险抑制功能，通过实现协商民主发挥矛盾调试功能，从而构建起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风险治理非正式制度体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发力，积极应对重大风险。
第三，探索了“知行合一”的重大风险治理行动框架。应对化解重大风险，对于基层治理而言，不单纯是一个观念认识问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我国构建起了重大风险治理行动框架。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显著优势，不断强化依法办事能力，确保重大风险治理的力度与强度；在选拔基层干部时，我们强调“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干部在工作中也不断强化依法办事能力，从而“增强驾驭风险本领”，不断成长为防控风险的“实干家”，拥有了极强的重大风险治理能力与本领；由于人民群众十分信任党和政府，在重大风险治理中，我们能够顺利开展“人民战争”，确保重大风险治理的效率与效果。在应对化解重大风险过程中，基层治理展现出的强大执行力，成为“中国之治”的突出亮点。
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防范、应对、化解重大风险将会是国家治理的永恒课题。虽然我国基层治理在重大风险治理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经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基层应对化解重大风险的意识还需要继续增强，风险治理制度还存在一些短板，依法治理能力也还需要继续提高。基层需要不断提升对风险治理规律的认识，持续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及时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加快构建“平战结合”的综合治理体系等，从而应对未来各种重大风险的挑战。（来源：《国家治理》周刊7月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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