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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鸣（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在社会发展方位上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内容更丰富、需要在升级
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反映。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我们党在1981年做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当时不仅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社会生产力也相当落后。这一矛盾可以称为“发展起来前”的矛盾。
经过近40年的高歌猛进到党的十九大，中国社会已经告别贫困、跨越温饱、即将实现全面小康，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依然一枝独秀继续前行，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渐成熟定型，等等。所有这一切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到了“发展起来后”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当然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把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称为“发展起来后”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事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诸种“合力”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社会“发展起来”了。最典型的如贫困现象的基本消除、社会保障的基本覆盖、公共服务的基本均等化、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较大改善与提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断提高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转化的发生。但是，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一点不会比不发展时少，人民吃饱穿暖后，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会不断提升。比如对国内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满足，大量消费流向海外；对社会公平正义有新的期待，对不公平不合理现象的容忍度降低；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不断提升，环境污染极易引发社会矛盾等。这些都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具体体现。
更重要的是，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相比，“美好生活需要”内容更广泛，不仅包括既有的“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些客观的“硬需求”的全部内容，还包括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及尊严、权利、公平公正等这些更具主观色彩的“软需要”。原来的“硬需求”并没有消失，呈现出升级态势，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这八个“更”就是升级的期待、升级的呼声。
新生的“软需要”则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从精神文化到政治生活、从现实社会地位到心理预期、价值认同等方面，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对共同富裕，甚至对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都提出相应要求。如果我们的发展不能很好地回应人民群众在这些方面的新期待，经济发展的成果、物质财富的积累甚至会变为导致社会阶层隔阂、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助推器。更加致力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更加致力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将是当代中国发展硬道理中的硬道理，将成为当代中国发展主旋律中的主旋律。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我国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动力要创新
“发展起来后”的中国不是说不需要发展了，不是说不再发展了，而是依然要继续发展、加快发展，不过是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发展，是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
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我国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居民消费加快升级，创新进入活跃期，我国经济发展也开始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这是一个必须跨越的关口。我们要努力改变“传统产业多新兴产业少、低端产业多高端产业少、资源型产业多高附加值产业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资本科技密集型产业少”的状况，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形成优势突出、结构合理、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对于很多地区来说，长期积累的传统落后产能体量很大、风险很多，动能疲软，沿袭传统发展模式和路径的惯性巨大。如果不能积极稳妥化解这些旧动能，变革创新传统发展模式和路径，那就不仅会挤压和阻滞新动能培育壮大，而且处理不好还会引发“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要求，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这其中，实现动力变革、加快动力转换是重要一环。我们要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辩证关系，既要紧盯经济发展新阶段、科技发展新前沿，毫不动摇把培育发展新动能作为打造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又要坚定不移把破除旧动能作为增添发展新动能、厚植整体实力的重要内容，积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我们要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决心，积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能，破除无效供给，彻底摒弃以投资和要素投入为主导的老路，为新动能发展创造条件、留出空间，进而致力于培育发展先进产能，增加有效供给，加快形成新的产业集群，进而引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流、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在这一过程中，科技创新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从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到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再到20世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一次次颠覆性的科技革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跃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我们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把握变与不变的实践辩证法，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我们要看到“变化”中的“没有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来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大背景下的新特征、新状态、新矛盾，并不是说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性特征。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发展不充分首先体现在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发展不充分上面，比如一些地方虽然已经摆脱贫困，但仅仅是刚刚跨过“贫困线”或“温饱线”，小康的基础尚不巩固。其次，东部发达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依然有发展不充分的现象，比如，高质量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依然是稀缺资源，高等级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基本上刚刚起步、有的城市甚至还没有起步，还有的城市有大量的“城中村”等等。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足够的战略清醒、足够的战略定力，一定不能被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冲昏头脑，不能发热，不能冒进，不能好大喜功。
我们更要看到“没有变”中的“已经变”和“正在变”。现在，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总体上进入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的新阶段。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改变。中国有超14亿人口、9亿劳动力、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技能的人才资源、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1亿多个市场主体，发展经济的资源潜力巨大；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2018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08.6%，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仍然强劲；中国研发投入全球排名第二，约占经济总量2.18%，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分享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动能不断壮大，经济发展领域生机勃勃；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发展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等，让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对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所做出的以变应变。当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中国社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这一立场与担当，中国社会没有变，也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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