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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俊（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麦格理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复苏。但也要看到，消费的反弹要远远慢于投资和出口。在二季度3.2%的GDP同比增速中，消费拖累了2.4个百分点，投资则贡献了5个百分点，剩下的净出口也贡献了0.5个百分点。为什么消费复苏滞后？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服务消费复苏缓慢。消费可以分为货物消费和服务消费，疫情之前，它们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大致各占一半。今年一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两者都下跌了10%左右。但到了二季度，根据我们的估计，货物消费已经转为2%左右的正增长，但服务消费继续下跌10%以上。换句话说，消费复苏的缓慢，很大程度在于服务消费复苏的缓慢。 服务消费复苏相对于货物消费的滞后，并不仅限于中国，而是一个全世界的现象。这也是史无前例的现象，因为在之前的历次经济衰退中，货物消费受到的冲击都要远远大于服务消费。而这次由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中，最大的重灾区却是服务消费。最近全球各个国家的货物消费都出现了复苏，但服务消费却都仍深陷泥沼。 其次，疫情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影响程度差别很大。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疫情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都要更大一些。一方面，低收入人群就业相对集中的一些服务性行业，如餐饮、零售等，需要人和人的密切接触，更容易受疫情的影响出现停摆；而高收入人群从事的白领类工作，则相对方便搬到网上。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主要来源就是劳动收入，而高收入人群除了劳动收入之外，还有资产性收入，特别是在股市和楼市的投资。而过去几个月不论是股价和楼价，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疫情对不同收入群体影响的不同，也解释了为什么疫情以来，高端零售市场表现仍然非常亮眼。今年7月，豪华车的销量和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35%，而普通汽车的销量只上升了7%。在最近的业绩电话会上，像LV、古驰、Lululemon这些高端品牌，也都提到了其在中国的强劲复苏势头。 第三，刺激政策主要以投资和企业为发力点，而不是消费和居民。这么做更容易撬动经济的生产端，而不是消费端。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中国的GDP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还在疫情前的水平之下。而其它主要经济体，往往选择向家庭部门转移支付。例如日本政府给每个居民发放10万日元的现金补助；美国通过税收返还和失业救助的形式，对家庭部门进行转移支付，规模达到了年GDP的3%。目前，包括美国和欧盟的大多数经济体，其零售销售都已经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以救助企业为重点的政策导向，一方面避免了出现企业大范围破产的现象，但客观上也导致了救助资金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现象。这特别是对于没有工作的人，以及就业关系相对松散的农民工而言，影响更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二季度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和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下降了6.7%。值得指出的是，低收入群体花在消费上的钱，占其收入的比例，通常比中高收入群体更高。换句话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掉一块钱，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掉一块钱相比，对消费总量的影响要更大。 换个角度来看，过去几个月楼市的强劲复苏，也正是得益于疫情对中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影响有限。当然，楼市强劲复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今年上半年企业部门增加的债务，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半年。但与此同时，制造业投资和去年同期相比，却依然下降了12%。不难想象，相当规模的资金，从企业流入了被视为“安全港”的楼市。 目前，本轮复苏的三架马车——地产、基建和出口——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增速。接下来，中国经济的复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的复苏。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的生产能力是很强大的。问题在于，生产出来的产品总是要被用掉的，不论是用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上。过去几个月，中国出口的逆势上行，帮助消化了一部分产品。但问题在于，在全球贸易萎缩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希望在全球市场中获得更大的份额，或者至少留住自己国内的需求。所以，如果一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不断上升，未来可能会引发更多的贸易争端。 目前为止，地产和基建投资是拉动复苏的主力军，而制造业投资受到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复苏尚需时日。但地产和基建经过了十多年的大规模投资，其增速也很难在高位再停留很久。所以，消费对于复苏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考虑对家庭部门，特别是低收入群体，进行直接的货币补贴和税收减免；或者通过降低如水、电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从而提高家庭的实际购买力，进而在短期内提振消费。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驱动力以及身处的国际环境，每十年为之一变。从2001年加入WTO到2008年金融危机，是全球化狂飙猛进的时代，出口成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基建和地产取代出口，成为中国经济的助推器。到了本世纪第三个十年，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消费作为经济中压舱石和稳定器，其重要性将有增无减。 消费潜力的释放，首先取决于居民的购买力，这就需要调整目前的收入分配结构，使收入分配从向企业和政府部门倾斜，转为向家庭部门倾斜。其次取决于有效供应。目前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民生领域，都还存在着诸多的痛点。这些都是结构性的问题，需要经过艰难的改革才能改变，并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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