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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盛（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我国人口与劳动力基本形势判断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传统经济增长动力发生了深刻变化。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消减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引发了对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进一步思考。从人口结构变化长远趋势来看，老龄人口占比将持续扩大，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下降，将凸显劳动力有效供给约束。加之当前延迟退休年龄、“普遍两孩”政策滞后效应、新型城镇化等多重因素，劳动力有限剩余形成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的倒逼机制。
一是我国人口数量基数大，并呈现惯性增长态势，总人口增长的拐点出在下一个十年。20世纪70开始实行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在这一人口政策深刻影响下，我国实现了低生育水平目标。2015年，我国总和生育率1.05。2016年我国“普遍两孩”政策启动实施，生育释放模式倾向于“突释模式”，但这一年出生人口也仅比2015年多增加131万人，总和生育率1.5左右，生育净水平依旧很低。2019年我国总人口超过14亿人，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8.5%，人口总量仍然位居世界第一。据预测，2029年我国人口峰值达到14.42亿人，2030年进入持续的负增长，我国将迎来总人口的峰值和下降的拐点。
二是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结构优势减弱。劳动力的持续供给和大规模乡城劳动力转移推动了我国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供给发生了重大变化。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标志着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刘易斯观点”显现；2011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峰值为74.4%，2012年我国越过“人口红利拐点”，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由增加转向减少的“拐点”显现。2019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69.6%，到本世纪中期比现有规模缩减20%以上，这标志着我国潜在劳动力资源缩减时代的到来。劳动力供给进入持续减少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减弱。在同一时期，我国劳动力结构优势也趋于减弱，一方面，潜在扶助比持续下跌，对有效劳动供给构成压力；另一方面，劳动年龄结构加速老化，我国45-64岁中老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显著提高。这些问题决定了我国将长期面临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压力。
三是“少子老龄化”导致传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减。第一次人口红利，亦被称为数量型人口红利，是指总人口中少儿和老年抚养比相对较轻，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对经济发展有利的黄金时期。一方面我国“少子化”特征日趋明显，处于“严重少子化”状态；另一方面“深度老龄化”特征日渐显著，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9亿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76亿人，是全球人口老龄化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严重少子化以及人口老龄化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动最明显的特征。
四是新型城镇化与新的人口红利的获取。1978-2019年，我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至 8.5亿，2019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0.6%，实现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转移。40多年的人口城市化使我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10%，产业结构也同步升级。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城市聚集经济提升了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持续的产业结构升级化为城市劳动者和转移农业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并使转移农业劳动力获得了比职业农民更高的工资收入或劳动生产率，由此带来了超稳态的就业结构型人口红利。
我国传统数量型人口红利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动力转换和表现形态
2012年，我国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由增加转向减少的“拐点”出现，总人口抚养比提高。在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减弱或即将消失的情形下，仍可以享有第二次人口红利，即利用第二次人口红利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所引致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城乡结构变化带来的就业结构由低效的第一产业向高效的第二、三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人口生产性的提高，以及地区空间关联性及区域不平衡结构性特征带来的人力资本聚集空间效应，构成对传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内涵的拓展，主要包括质量型人口红利、结构型人口红利和空间型人口红利以及以储蓄体现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质量型人口红利，是指利用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积累起来的经济成果提高劳动力素质，实现数量质量优势转换，从而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工作能力，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相关研究数据表明，2005-2018年10年数据的研究表明，我国仍处于数量型人口红利和质量型人口红利并存阶段，这一方面回应了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消失的论点，我国数量型人口红利在生育政策调整、友好型生育环境以及延迟退休年龄等多个新的政策动态下，有望在一定时期延续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另一方面，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构成要素的质量型人口红利已经超越数量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中健康资本红利会成为我国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力源和决定性因素，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开始凸显，并协同教育资本与数量型人口红利共同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原动力，这为我国从数量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提供了新的印证。
结构型人口红利，是指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持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转移，由此获得劳动力市场效率提升及其带来的额外经济成果。结构型人口红利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笔者的研究证实，城市化进程对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提升随时间推移显现结构红利效应且呈增强态势，城市化进程与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促进劳动力市场效率的协同效应。我国城市化具有显著空间扩散效应，带动了邻接地区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提升，不过随时间推移在空间上主要表现为竞争效应且呈增强趋势。从劳动者收入视角观察，城市化进程提升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并随时间推移结构型人口红利效应显现，缩减了低人力资本与高人力资本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劳动者就业视角和时间趋势来看，在我国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会产生中短期就业损失，但长期而言这一现象将消失，因而不必过度担心城市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负面效应。
空间型人口红利。2001-2018年国内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显示，本地区教育资本对其他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扩散效应，表明聚集的教育投资产生的空间效应具有正的外部性；本地区健康资本对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形成了显著的极化效应，表明健康资本投资的非均衡性会扩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各省（市）州可以有效获取其他省（市）州教育资本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健康资本的投资倾斜与聚集可以作为调节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平衡增长的有效工具。
以储蓄体现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经济主体为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的预期，理性调整生命周期内消费和储蓄，在劳动年龄阶段增加养老储蓄引发国民储蓄的整体增加，进而通过资本积累提升产出，从而不同于第一次人口红利中由于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1997-2018年国内31个省级面板数据考察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年龄结构变化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我国国民储蓄率产生影响，经济的高速增长、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是导致我国国民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因素，且经济增长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而被弱化。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国民储蓄率增加比中西部地区更敏感，经济增长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对中西部地区国民储蓄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增长随老年抚养比增加而对国民储蓄率增长产生弱化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这一研究结果廓清了年龄结构对我国国民储蓄率影响的路径，证实了年龄结构变动的储蓄效应以及以储蓄体现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释放的策略与引导机制
针对不同群体特征劳动力的引导机制。第一，构建促进和引导大学生就业的调控引导机制。一是建立促进用人单位吸纳就业的利益驱动机制。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AI）技术的发展，社会用人单位吸纳大学生的动力普遍趋弱。对此，政府应当制定有关政策，给予用人单位大力度扶持，最大限度激发用人单位吸纳大学生的动力。借鉴日本、德国、法国的利益驱动法，如规定大学生就业的最低工资标准、地方财政适量补贴、减免税收政策等；二是建立引导就业方向的激励机制。大学生就业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存在人才资源短缺，这种板块特征的结构性矛盾表现突出。进一步完善优惠政策，建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补偿机制，引导和激励大学生面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就业；三是建立大学生创业鼓励和保护并重的机制。大学生创业具有以长期、高回报岗位为目标的激进型搜寻特征，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环境，激励高校开设创业教育课程，促使“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落到实处。
第二，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和平等对待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农村劳动力自由迁徙。通过把更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提高农村土地的集约利用，促进土地产出效率和生产组织化程度。一是通过农业现代化创新农村产业模式和治理模式，把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延伸至小城镇，为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市化和市民化提供体系保证。一方面要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为农村劳动力增收致富提供本土化机会；另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培养具备科学素养、掌握现代生产技能、具备经营管理能力的职业农民队伍。二是在城市化过程中赋予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新移民平等参与权，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新移民平等的保障权和发展权。
第三，通过扩大城市人口就业最大化开发人口红利。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突出表现为“民工荒”这一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现有劳动力资源已经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和创业的环境，加强对灵活就业者的政策保障和保护，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最低工资等政策手段的运用，要立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不应成为助长市场低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以增强市场对劳动力供给的吸引。要进一步通过建立健全鼓励创业的制度，提供尽可能多的创业机会，推动我国劳动力就业问题的解决。
对雇用行为的规范与引导机制。第一，调动中小企业（雇主）的雇用动机。我国中小企业吸收了75%以上的城市就业人员，完成了75%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雇用动机的扩大对于劳动力市场均衡影响巨大。中小企业“活”，地区经济才能“活”。政府要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除一般性的增支减税，政府应考虑承担更多责任。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无论促进转型升级，还是搬迁转移，都应给中小企业留足时间，政府应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
第二，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保留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以提高雇用动机。对企业而言，高科技、高资本投入的企业所吸纳的就业人员有限，特别是农民工和没有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得到的就业机会更少。保留对环境危害小、单位产能消耗低并且能够带来大量就业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这一类企业进行引导，提升他们的雇用动机，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第三，引导和扶持高新技术企业提高就业效率。高新技术企业需要大量的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从业者主要是知识型工作者。高新技术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取决于自身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而技术能力又通过知识型工作者的专业人力资本体现出来。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和国家政策的扶植，而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则可以由熟悉这一领域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通过创业和政府引导进行企业孵化产生，从而扩大中高层劳动者的就业岗位，最大限度减少我国人口红利的漏损。
劳动供需数量、质量、结构匹配的发展政策和引导机制。第一，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利用机制与挖掘策略。一是人口红利优势转变、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协调策略。在我国创新驱动的发展转型下，要突出新兴产业、服务业和小微企业的作用，营造有利于就业创业、市场创新的制度环境，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根据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变化选择适合我国的产业发展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推动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利用和挖掘。我国“普遍两孩”政策新增出生人口在2037年前后将为劳动力规模贡献2.6个百分点左右，数量型人口红利收割时期可能会延续到2035年。二是延长退休年龄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协调战略。对于增加供养性的劳动年龄人口而言，与调高生育率相比，延长退休年龄或许是一个更优的政策工具选择。我国现行退休年龄是在预期寿命只有50岁时提出的，延迟退休年龄已被论证具有可行性，健康资本的提升增加了有效劳动供给并加大了老年社会参与，这也将延长传统意义的数量型人口红利获取期限。
第二，年龄结构优势消减的质量型人口红利和结构型人口红利替代与转换策略。数量型人口红利优势减弱表明，在数量型人口红利优势消失之前建立起劳动力质量优势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要在市场上尽快建立新的比较优势，劳动力质量优势的培育就成为可行的选择之一。我国当前正处于“结构换质量”的关键阶段，利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积累起来的经济成果加速提升劳动力素质，可以实现劳动力优势转换。劳动力质量优势的建立依赖于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同时，通过制度创新释放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在空间所引致的资源重新配置对生产率的贡献依然会延续，劳动力供给“全流通策略”通过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使我国经济欠发达区域的人力优势、资源优势与发达区域的经济优势、科技优势结合，将形成颇具中国特色的结构型人口红利挖掘特征，这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更为持久的动力支撑。
第三，高储蓄率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获取策略。劳动力负担减轻以及为退休而积累资产的动机增加了国民储蓄，提高了资本-劳动比率，这有利于我国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以储蓄体现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产生和利用并非一个自然过程，需要合适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制度和政策。如果制度创新和发展政策能够确保第一次人口红利累积的财富和资本有效进入生产通道，在我国老龄化初、中期阶段就有机会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需要探讨新的养老供给机制和储蓄资本的转化问题，首先，应采用“基金积累制”，基金制作为强制性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从而产生经济效益；其次，应建立有效资本市场体系。第二次人口红利会改变个人储蓄率，从而在经济的资本深化方面具有永久效应，更高的人均资本存量和收入水平可能是永久性的。
基于空间视域丰富人力资本投资策略。第一，教育资本空间投资策略。教育人力资本聚集空间“扩散效应”表明，可以通过市场手段激励教育优势地区加大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公共投资，实现教育投资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同时，应结合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和劳动力转移，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市场空间大、资源禀赋、要素成本低等比较优势，引导人力资本要素合理流动以在更大的市场实现更有效的资源整合，更好实现教育资本聚集的空间扩散效应，带动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此外，建立地区之间良好秩序和合作关系，使教育资本空间扩散效应具有可持续性，如通过征收“人力资本流失税”等形式回馈教育投资地区，实现地区之间的激励相容，以内化人力资本空间效应的外部性特征，扩大我国教育资本生成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二，健康资本空间投资策略。健康资本聚集的空间“虹吸效应”表明，地区之间健康资本进一步聚集或医疗投资非均衡性会扩大地区发展差距，国家可以借助“有形的手”推动健康资本公共投资，尽可能在地区之间选择均等化的投资策略甚至向健康资源不足的地区实施适度倾斜的健康投资政策。首先，进一步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对健康产业均等分布的促进作用，缓解健康资源空间分配不均的现状；其次，降低地区间要素流动的门槛，实现健康设备和技术快速的相互准入，同时运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发展远程医疗和智慧医疗，提升健康信息服务和大数据应用能力，形成优势互补、均衡发展格局；最后，构造健康领域在地区间的财政长效合作机制，以经济强弱组合形式分摊健康发展连带责任，着重构建健康领域财政收入与支出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协调责任，扩大健康资本生成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三，教育资本与健康资本区域关联性发展策略。从东中西部两类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和空间邻近性的经济效应来看，地区间可以在局域特定间隔围绕圈域主要产业实现多样化发展，以更好促进和利用广域集聚经济。较发达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不应局限于邻近地区的协同发展，要注重向具有更大边际效应的中西部地区扩展，提升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完善高铁网络，尤其要形成中西部地区的大运力通道，为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跨区域流动提供更加可靠的运力保障以减小空间壁垒，为释放第二次人口红利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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