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良：新型全球化中的中国选择

  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全球化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技术进步、产业变革和跨国资本流动推动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又表明“逆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强势登场。部分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失业率高、财富分配不均以及疫情蔓延是本轮“逆全球化”潮涌的主要原因。未来需要重视解决发展红利分配不公、全球产业链脆弱等问题，因此，更加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化尤为重要。

  日前，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跨境金融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宗良在《北大金融评论》上发表文章，认为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和“逆全球化”的压力，中国宜从普惠平等、互利共赢的角度出发，统筹国内外市场和资源，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一、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型全球化至关重要

  在全球化面临重要关口的关键时期，新冠疫情无疑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既凸显了“逆全球化”声音，但也强化了全球化的动力。全球化不会终结，未来将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呼声交织中曲折中向前。为更好地解决旧问题、应对新变化，需要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赢的新型全球化。

  一是创新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为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创造条件。受疫情持续影响，全球经济难以摆脱下滑态势，然而由于地理空间上的阻碍催生了线上零售、线上办公、远程教学、远程医疗等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发展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回暖的希望，创新是未来新型全球化发展的支撑点。不论是在抗击疫情医疗研发方面，还是在物联网、智能化等新兴科技发展方面，新的技术革命需要全球的分工协作，国家之间不应设置过高的技术壁垒，这样才能早日战胜疫情，推动全球经济回归正轨。

  二是促进公平的福利体系，维护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此次疫情中，美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独善其身的做法导致了国内疫情蔓延，促使“黑天鹅”事件频发，这又反过来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而在欠发达地区，缺少基本的医疗保障成为难以控制疫情蔓延的主因。这说明在国际事件上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相互排斥、封闭圈子的方式不可取，国家应不分大小和强弱，需要共同承担责任，遵循公平普惠的发展模式，才能在新型全球化带来的技术进步、资源流动、机遇分享中实现共赢。未来的全球治理模式应超越地域及意识形态分歧，更加注重发展红利的均衡分配。

  三是生产布局更加灵活多元，缓解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在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脆弱性凸显，目前已有接近半数的日本企业在美国、欧洲的工厂宣布停工；韩国现代汽车、三星电子和LG电子等暂停在美欧、印度的工厂运营；谷歌和微软正在将新手机、个人电脑和其他设备的生产环节从中国向泰国、越南转移。事实证明，在当今跨国产业链下，无论哪个环节发生问题，产业链上的其他环节都难以幸免，跨国产业链越长，分工越专业，风险也就越大。过去的跨国产业链是依靠各国要素禀赋互补和交通便利性建立起来的，这次疫情将跨国产业链的脆弱性暴露出来，但繁荣的全球经济不可能是各经济体“自给自足”的经济。因此未来全球产业链布局应坚持多边机制，扩大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的供应渠道以分散“断供风险”，增加生产基地布局的灵活性与多元性。

  四是塑造多元化的货币格局，稳定脆弱的金融市场。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美国开动了“印钞机”，推出极具宽松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美国的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但也引发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震荡,增加了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务风险。在全球经济多极化发展的今天，国际市场需要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新型全球化应纳入更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货币,改变当前过于依赖美元的国际储备体系，进一步充实国际货币体系的动态经济基础。储备货币多元化不仅有助于解决“特里芬难题”，还为各国提供了分散化的选择。货币多元化有利于实现全球经济金融的再平衡，有利于国际事务中广泛听取各国的声音，有利于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益和发展机会。

  二、新型全球化中的中国选择

  在全球面临疫情困境的时刻，在美国疫情失控、频繁“退群”的背景下，新型全球化中的中国选择尤为重要。中国将坚持公平普惠、互利共赢的基本方向，统筹国内外市场和资源，与全球有关国家一道，共同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推动和谐共赢的新型全球化。

  一是抗击疫情中体现大国风范，努力改善全球化过程中的失衡。新冠肺炎疫情已影响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感染病例总数超3000万例，影响范围遍及全球。疫情期间，一些国家表现出各扫门前雪的抗疫方式，中国则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对疫情信息公开，对发生疫情的国家提供援助，提出生命第一、不分国籍、不分种族的新型治理路径，体现了中国在引领全球事件解决上的站位。从公共卫生安全全球合作入手，中国政府正在推进公开、透明的新型全球化合作，努力改变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衡与不公，为扭转全球化困局做出中国贡献。

  二是支持世卫组织抗击疫情，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疫情暴露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缺陷。中国先后两次为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总计5000万美元的捐款，以支持世卫组织抗击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而努力，中国还与77国集团共同发表声明支持和赞赏世界卫生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有效应对疫情提供信息、进行技术指导、开展培训等，呼吁各国应保持并尽可能增加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未来中国将全力支持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支持疫苗能够更广泛地应用于全球而不是个别国家。

  三是顺应技术革命潮流推动创新，增强新型全球化的动力。疫情对中国经济存在阶段性的负面影响，但实际上也逆向促使了中国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在民众生活上，疫情期间中国民众广泛享受了多领域覆盖的“云生活”服务，在家进行线上教育、远程办公、网络娱乐、在线问诊等活动，全民参与数字化的格局初具雏形。疫情还助推了中国制造业的信息化转型。疫情期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的协调，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大力推进技术创新,疫情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与话语权可望进一步提升。

  四是拓展“一带一路”合作，建立严密的全球联防联控网络。疫情期间中日韩三国官方与民间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涌现出“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抗疫佳话，展现了互谅友好、协调合作的国际道义，可借助抗击疫情进一步推动三方经贸和政治合作，助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国也与意大利、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在政治、医疗等各个方面相互支持与帮助，积极将抗疫合作纳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内容，这些举措体现了“一带一路”的生命力和活力，借此势头应继续抓住机会促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在更多地区延伸与落地。在全球疫情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已向15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提供紧急医疗物资援助，倡导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推动构建严密的全球联防联控网络。

  五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构建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新冠疫情下中国将承受美国货币宽松政策的溢出效应，一方面面临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中美国际收支失衡进一步加剧，美方可借此进一步对中方施加压力。与有关国家相比，中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处于相对正常的区间，政策空间相对较大，中国疫情较早得到控制，生产秩序恢复较快，具有较好的经济韧性，这些都将成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因素。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有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增强主要储备货币国的全球责任。目前人民币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储备货币，人民币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份额超过2%。

  未来，中国将继续在国际合作中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同时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潮流，中国将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与各国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局面，为推动更加公平、开放、包容、普惠的新型全球化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