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恒杰：加入WTO近20年 全球化洗礼后中国农业发展成效如何?

  19年前，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位成员，历史性地展开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伟大征程，也翻开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崭新篇章。

  我国加入WTO近20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洗礼和农业国际化深刻磨砺之下，我国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不仅没有像一些人曾经担忧的那样全面溃败，反而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好成绩——农业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粮食连续十几年稳定丰产，农民收入多年快速增长，农产品贸易大幅增长，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联程度日益增强；农业和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形成了世贸组织框架下比较完善的农业政策体系。农业在满足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加速发展需要的进程中，人民群众农产品消费的质量也在不断得到提高。这为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粮食危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和各种突发自然灾害影响，管理通胀预期、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基础支撑。

  加入世贸组织，既是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我们积极参与全球化的主动选择。但在入世之初，面对谈判的结果，很多关注“三农”发展的人们却并不乐观。根本的忧虑在于，当时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科技实力弱，在自由、竞争、开放的国际贸易中，直接与国外农产品竞争，不具备优势，对我国农业安全、农民增收都会带来很大冲击；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由于农产品结构性卖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劳动力转移不畅等问题，积累了不少矛盾，这些问题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我国农业在入世过程中做出了重大承诺，取消了数量配额、许可证等所有非关税措施；关税和关税配额制度成为调控农产品贸易的唯一手段；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仅15.2%，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关税形式单一，实施税率与约束税率同一；粮棉糖配额外关税最高也只有65%。除一些岛国和个别农业规模大竞争力很强的国家外，其他国家农产品关税水平都比我国高。总体上看，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农产品贸易开放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面临的竞争压力在不断加大。

  从政策性质看，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主要是“绿箱”政策，且在微量许可范围之内，对贸易没有或只有轻微扭曲作用；政策支持对象是生计型农民，按WTO条款界定，中国的许多“黄箱”政策也不具扭曲作用。因为中国农业以小规模农户为主体。农户数量巨大，经营规模较小，户均农地经营规模仅0.6公顷，相当于韩国和日本的1/3、欧盟的1/40和美国的1/400。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5，人均水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草地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3。而且，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中国农业不得不实际承担农村剩余劳动力失业保险、农村社会福利保障、经济缓冲以及农村扶贫等多方面的超越单纯农产品供应的多种功能。

  2004年以来，中国已由农产品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近年来中国在增加大宗农产品生产的同时，也逐步增加了大宗农产品进口。在美国对我国打贸易战的形势下，农产品贸易是我国做出恰当应对的重要因素。从实际效果看，中国农业支持政策重点是大宗农产品，而不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蔬菜水果等产品。由于中国农业开放度高，一些产品进口量大，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对中国农业的影响越来越大。对此，我国出台的一些政策，如临时收储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国际市场波动、确保国内生产和市场稳定。虽然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有待进一步评估，有些政策有待改进或调整、替代，但其必要性越来越重要。

  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变化很大：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屠宰税；在加强一般性公共服务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以“四补贴”为核心的强农惠农政策，先后实施了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制度以及玉米、大豆、油菜籽等重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形成了与中国入世承诺和WTO规则一致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以2010年为例，中央“三农”财政支出中，支援农村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四补贴”、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分别占40%、14%和39%。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包括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农业保险保费补助、农业综合开发、财政扶贫资金、测土配方施肥补助、基层动物防疫补助、农民培训等项目。各项农业事业费包括农业、林业、水利和气象部门的事业经费。

  贸易全球化是世界发展不平衡状态下的必然趋势，我国必然要加入。加入世贸组织，既是客观需要，也是主动选择。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逐步由农产品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体现了全球化的资源配置作用，对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不断进步有良好带动作用，也客观上促进了扶贫脱贫工作，促进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