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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磊（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是深刻改变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大事件，从需求和供给两个维度带来了堪比1930年代大萧条的总量冲击，对人类社会的生产、交流方式以及世界经贸活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更是经济长周期维度上的结构性冲击，将加速催化新知识和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运用，使数字化发展成为后疫情时期推动经济复苏、改变交流方式和促进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并将深刻影响南北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催化剂。
原有模式与新兴动力推动后疫情时期经济金融V型反转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事件对全球经济社会运行造成剧烈冲击。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看，基本上都采取了两种必要的应对手段。一是短期政策应对——通过必要的政策工具，管理冲击造成的经济下行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二是长期结构调整——在致力于解决或部分解决冲击根源性问题的同时，使类似冲击转化为危机的概率得以降至最低，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要素组织模式。过去一个时期的长期结构调整范例，是在人们应对气候变化中致力于化石能源替代性运用。所以，判断疫情之后的经济和金融运行形势，需要研究短期应对政策的有效性及其成本，以及疫情后的长期结构调整。
短期来看，政策和预期调整有效推动了全球经济“V型”反转。疫情使经济运行的供给和需求两侧受到的冲击十分剧烈，但随着财政、货币政策发力，居民和企业逐步明确了病毒特性，有效调整了预期和投资决策，初步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触底反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10月的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4.4%，2021年增长5.2%，较6月的预测分别上调0.8个百分点和下调0.2个百分点。从实际运行看，2020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GDP环比折年率反弹至 33.1%；欧元区、英国实际GDP同比增速分别为-4.4%和-9.6%，降幅较上季度分别收窄10.4和11.9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也表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中国经济表现最为突出，2020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0.7%，其中第三季度增长4.9%。政策和预期调整的优势在于，全球经济非同步性实现了“V型反转”；但是也存在相应成本，即以今后的恢复和增长预先应对当前的剧烈收缩，代价是宏观杠杆率上行。继2008年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再次进入全面量化宽松的时代：2020年以来，全球共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先后降息近70次。其中，美联储实行平均通胀目标制，宣布开放式量化宽松政策扩大货币市场流动性便利规模，不限量按需买入债券和抵押贷款证券（MBS）。各国的一系列政策取向推动全球进入“宽货币、低利率”时期。在金融市场上，由于公开市场金融交易更少受到人员往来影响，呈现同步性发展态势；同时，受宽货币低利率影响，主要金融市场都在陡然下行后保持了稳健，呈现“V型反转”态势。
从历史角度看，大的冲击后往往伴随着人类社会科技进步的加速。七百年前，14世纪的黑死病在欧洲蔓延后，现代医学、生理学在欧洲发端并取得快速发展，欧洲走向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一百年前，20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的暴发，导致全球死亡人数达到2000万—5000万，同时催生了病菌学、防疫学、药品研发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物理学、化学与生命医学的深度融合，也催生出后来抗生素的发现、X射线用于医学诊断等一大批影响人类社会的科技创新，在更好地保护人类健康的同时，也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次疫情冲击下的科技创新也一样。截至2020年11月，目前处于临床测试阶段的疫苗有48种，包括基于脂质纳米颗粒的mRNA疫苗、DNA疫苗、佐剂蛋白疫苗、灭活病毒颗粒疫苗、非复制型病毒载体疫苗等，还存在164种处于临床测试阶段的药物。可以说，把病毒及其影响控制在社会经济可承受的范围内，是可以预期的事件。因此，经济和金融的V型反转得到了传统意义上的政策和新兴科学研究动力的双重加持。
要素革命：数字化进程是后疫情时期的重大要素转换
后疫情时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有充分证据显示，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疫情之前，数字经济规模增长迅速，已经占据全球经济四成比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年10月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显示，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31.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达41.5%，同比增长5.4%，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3.1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同比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增速7.9个百分点。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显示，全球586家独角兽企业中，电子商务企业有89家、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企业有63家、软件服务企业53家、共享经济企业33家、健康科技28家、大数据企业20家：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推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2020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社交接触受限，许多企业被迫将业务转到线上，数字化运营成为企业维持业务至关重要的方式。2020年9月《福布斯》报道称，Twilio咨询公司的调研数据显示，97%的企业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其数字化转型；同时估测，疫情将全球数字化进程至少提前了5—7年。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中国的数字化金融创新也并驾齐驱。数字经济发展依托中国庞大的人口和市场空间优势，也催生了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并在不同的应用场景衍生出各类依托数字化的金融创新：主权货币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DCEP），是法定加密数字货币，具有无限的法偿性，是人民币的数字形式，其本质是货币；支付领域，支付宝、微信等支付平台在日常支付场景中已经广泛应用；资产管理领域，大数据获客、智能投顾等也在财富管理场景中逐渐兴起；风险管理和监管领域，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风险管理模型已经在各类金融机构中广泛落地，基于大数据、区块链的先进管理技术也在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不断探索完善，如国家外汇管理局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已经建成上线。数字金融的发展在中国已经有先行优势，当然其中也存在诸如垄断、风险等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进一步解决优化，但在科技创新加速、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数字化依旧是金融发展的大方向。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数据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同传统生产要素一样，数据质和量的提升可以提高数字经济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成为生产函数的自变量之一。从劳动、土地，到生产性资本，再到数据，人类生产活动中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接触性和竞争性越来越弱，而生产要素所产生的规模经济、网络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却越来越强。
面向结构调整的理论和政策思考
伴随着疫情期间的宏观“托底”政策、新兴科技创新动力和更为长期的数字化进程，经济结构的内在和自发调整势所必然，由此引发一系列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思考。
一是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探索货币理论和宏观政策。2021年乃至今后若干年，货币“寻锚”进程仍将持续，实际利率是关键指标。一方面，怎样以及在什么时点实施货币政策正常化，是各国宏观调控当局势必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就业指标恢复正常推动的政策主动退出；二是债务率高企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的被动出清。另一方面，结合上述的数字化进程分析，当数字化在政府部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普及达到一定程度后，流动性投放的传导路径可能将会发生改变。例如，货币政策部门可能基于数字化技术实现精准高效的货币投放，解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问题。届时，无限量宽松、金融风险等问题或许将迎刃而解。另一个更具有理论挑战性的问题是货币理论的重塑，比如数字M0的推出与智能合约的结合，有可能导致任何不必要的流动性储备均将趋向于零。那么，早年凯恩斯提出的基于交易动机、投机动机和谨慎动机的货币需求理论就有可能改写。什么是货币均衡，怎样实现货币均衡等问题，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
二是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研究未来经济金融与数字化的融合发展。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看，数字技术创新以及与经济社会活动的深度融合，无论是在私人品层面还是在公共品层面，都可能成为促进社会福利增加的工具。从私人品角度看，人类未来将依托数字技术创新，在能够获得和处理更多信息的基础上，在衣、食、住、行、医疗、养老、储蓄等方面做出更精准的决策；同时，企业也能基于在获得授权和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对个人信息的处理，提供定制化服务。数字货币的普及将降低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现金储备需求，提高收益性需求，从而实现传统储备现金的收益化。从公共品角度看，政府基于在合法范围内科学合理应用社会大数据，在宏观调整、货币财政政策决策方面，能够更精准、高效履行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如基于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大数据，实现更加精准研判宏观经济形势，预测经济拐点、社会突发事件等，辅助决策者科学、前瞻制定政策，更加高效、稳健调控社会、经济运行。从微观经济学出发，需要特别关心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的定价问题。比如，差别化定制是否意味着产品的差异；如果产品是同质的，那么价格差异是属于完全价格歧视还是因信息带来成本降低进而导致供给曲线向左方平移？前者意味着消费者剩余的消失，后者则意味着福利。这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学术问题。
三是从规制的角度研究数据生态中存在的问题。大型平台公司的垄断式发展、大数据“杀熟”、个人数据隐私风险等问题，需要监管和立法部门紧跟形势变化，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建设和法律制度框架。从天秤币（Libra）引发的争议到最近欧盟公布的《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草案，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进程仍面临诸多共同挑战，有理由共同期待数字规制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外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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