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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福 激活在职党员，就是让其在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拥有9200万党员，平时就生活在群众身边，如果能够发挥好作用，基层社会治理必将打开新局面。
北京大学潘维教授有个观点，我非常赞同。他说“近9000万党员在每个居民区以身作则，组织居民办‘小事’，我国数以百万计的社区就都会井然有序，近14亿人民就安居乐业。”这些年，一些地方搞在职党员社区报到，结果就是党员到社区捡垃圾，对社区治理的效果几乎为零。激活在职党员，是要让党员做社区居民的组织者，做社区秩序的维护者，而不只是，甚至不是去做志愿者。坦率地说，在职党员到社区做志愿者，做那些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志愿服务，是浪费人力资源。
疫情期间，机关单位和在职党员下沉社区，发挥了巨大作用。某些地方在探索防控经验常态化，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在职党员常态化下沉社区，每年还有下沉时长的考核。这种做法混淆了“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在职党员在工作时间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在本职工作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才是正道。机关事业单位的党员，都是国家花费大量成本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具备所在岗位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在本职工作岗位，才能做到人尽其才。常态化下沉，是让党员在工作时间做本职工作之外的事情。如果说党员们“脱岗”是去应急，比如抗洪、抗疫，或者去做比较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倒也罢了，如果占用工作时间，去做这些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不能体现丝毫专业优势，因而是可替代性极强的事情，这难道不是典型的人力资源浪费吗？更何况，这些事情对于促进社区治理有没有实质意义呢？并没有。于是，就成了形式主义。
激活在职党员，关键是让他们成为居民生活的组织者和公共规则维护者。多年来，在职党员习惯于在生活时间“混同于”一般群众，群众也“习惯”了生活中没有党员，党员似乎只是在关键时刻才会站出来，而关键时刻，是比较少的。在职党员和其所生活的社区群众，还需要通过具体的事件，相互熟悉，真正走到群众心里。一些地方探索设立党员楼栋长，建立在职党员身份公开、信息公示制度，就是非常有益的探索。
首先，抓住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痛点”，也抓住了市民生活的“痛点”。所谓痛点，就是单位体制解体后，城市基层社会重组，市民重新组合在居住小区里，彼此缺少社会关联，高度原子化、个体化、分散化，缺少组织性。小区不等于一家一户的加总，而是像村庄一样，有公共性。小区的居住环境，包括生活秩序，是一项公共品，是需要居民合作来自我供给的。但是，居民数量众多，个体化程度高，自发合作成本高到难以有效达成。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有关键群体来组织他们，形成公共秩序。贺雪峰教授多年来一直强调，乡村治理的关键问题是重新将农民组织起来，潘维教授说执政党的当务之急就是扎根基层组织社会。提高基层组织社会的能力，不仅是执政党建设的需要，更是社会的内生需要。
其次，抓住了“生活时间”和“生活空间”这两个关键领域。激活在职党员，一定要区分开“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区分开“工作空间（即本职岗位）”和“生活空间（即居住社区）”。简单说，激活在职党员，是要在“八小时之外”，工作单位之外做文章。9200万党员，是基层社会最可宝贵的资源。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都市生活的特性，决定了大多数普通居民在社区参与上“冷漠”的，他们专注于个体生计与生活。社区公共精神衰落，几乎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进入城市社会以来的必然规律。在这种情况下，党员这个组织化程度最高的群体，就更显出其重要性了。9200万党员能够在生活中成为城乡居民的组织者与规则维护者，基层治理就有了最可依靠的力量，有了最有效的抓手。社区基层组织跟群众之间，就有了更有效的桥梁。
最后，可操作性要强。要求必须在绝大多数人可及的标准上，才会真正落到实处，否则就会沦为形式主义。借用房宁教授的观点，面对绝大多数人的要求，不能是“顶格要求”。党员不同于群众，但毕竟也要像群众一样过普通生活，也有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在职党员回归生活世界，也需要像普通群众一样过好生活，这样才能更好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在这个意义上，在生活时间激活在职党员，就不能违背这个客观规律。不过，党员群体也是有分化的，有些党员，比如退休党员，比如有些性格外向、精力旺盛、群众工作能力突出的党员，就能够达到成为群众生活组织者的要求。组织者不需要很多，否则，厨子多了照样做不成饭，反而增加组织成本。这样的要求，就无须针对全体党员，而只作为激励少数党员的措施，并匹配相应的激励制度。对大多数普通的在职党员，要求他们做规则的维护者，应该说标准并不高，这是一个连普通群众都能达到的标准。但是，社区生活的公共规则都是软规则，属于“软法”，大量的违反公共规则的行为，够不上违法，即便触及法律，动辄执法，成本也太高。软规则对普通人的约束就必然存在缺陷。乡土社会里，软规则有社会性制裁支撑，一个人经常违背村庄的地方性规则，时间久了就做不起人，在村里没有面子，这就是社会性制裁。城市是个陌生人社会，无法内生出这样的社会性制裁。所以，软规则对普通群众就缺乏强制力。但党员不同，软规则可以与党内纪律要求结合起来，软规则也就有了硬约束。一个小区里，有几十上百个党员家庭，他们带头遵守公共规则，在遇到有群众违反公共规则时，能够在业主群、在小区公共场所里仗义执言，就能够生产出公共舆论，规则也就有了严肃性，对那些违背规则的人，对那些负面舆论形成强有力的制衡与对冲。陌生人社会里，大多数明哲保身，少数人在涉及自身利益时喜欢咋呼，嗓门比较大，最缺乏的就是敢于亮剑，敢于传递正能量的力量。在这方面，党员责无旁贷。
和平年代，党员每每通过成为“最美逆行者”而获得群众认可，可像抗洪抢险、抗疫等重大事件毕竟太少了，群众同样需要日常生活中的平凡英雄。激活在职党员，就是要让他们成为群众日常生活中的，活跃在身边的“英雄”。这样的“英雄”，就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社区公共规则的维护者。这是一个必要而且可及的要求，我们需要在这方面的更多的探索。（来源：新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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