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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钰婷（北京邮电大学） 目前，我国已进入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阶段，加快美丽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商业银行应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业务经营全过程，积极探索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和体制机制创新，全力支持美丽中国建设。
绿色金融是新时代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
一方面，绿色经济蓬勃发展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机遇。目前，我国在水能、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装机规模和发展速度上都处于世界前列；大气治理、土壤修复、水污染治理等环境市场需求巨大；新能源汽车、绿色建筑、海绵城市、绿色交通、绿色消费等新型绿色产行业方兴未艾。据央行测算，“十三五”期间我国绿色经济每年需投入的资金量在2万亿元以上，其中政府出资占比约为10%～15%，其余都需要社会资金支持。很多绿色项目的投融资模式正处于市场化转型中，财政资金逐步退出将进一步催生对金融资本的需求。绿色投融资市场巨大的供需缺口对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另一方面，绿色金融是商业银行打造独特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一是发展绿色金融有利于提高银行整体盈利能力。目前，全国各省区都在抓紧布局绿色发展，并通过财政补贴、政府增信等优惠政策鼓励传统产业进行绿色转型和绿色投资，这些举措为商业银行发掘市场潜力、提升盈利水平提供了充分条件。二是有利于优化信贷结构，降低风险。据统计，2016年我国绿色信贷平均不良率为0.41%，远低于同期各项贷款平均不良率1.76%。商业银行通过开展绿色金融，加快退出“两高一剩”行业，提高绿色产行业优质客户占比，能够有效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贷款不良率及减少环境风险隐患。三是有利于提升国际金融市场估值。目前发展绿色金融已经在国际上达成共识，并逐渐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热门话题。特别是部分主权投资机构以及民间投资组织，如碳信息披露项目（CDP）代表全球营运超过100万亿美元的机构投资者，专门开展绿色投融资活动，对资本市场上的企业估值具有较大影响力。因此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不仅有助于提高品牌的国际影响力，而且能够提升国际金融市场估值。
商业银行推进绿色金融创新的重点领域
（一）进一步加快绿色金融顶层设计
商业银行开展绿色金融的最终目标是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业务经营管理中，使自然环境可持续与金融投资盈利性有机统一起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从战略高度做好顶层设计。一是制定绿色金融发展规划。深入研究我国建设美丽中国总体部署及金融需求，加快制定适合商业银行业务特点的绿色金融发展规划。二是构建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全面提高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设计与之相匹配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机制。目前，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国内商业银行都在积极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绿色分行、绿色支行等，有效推动绿色金融业务创新与发展。三是明确绿色金融的重点领域与重点项目。以全国及各地区主体功能区规划、绿色产业发展规划、环境资源保护制度等为指引，结合各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和环境承载能力，圈定重点支持的绿色产行业，并积极参与各地绿色项目认定标准制定，精准服务优质绿色项目。
（二）积极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目前，我国绿色金融服务主要以绿色信贷为主，但随着绿色经济主体种类和数量的快速增加，新的绿色产业及业态蓬勃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综合化、个性化特征。商业银行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利用好绿色发展市场化机制和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积极推出合同能源管理、特许经营权质押、信贷产品资产证券化、绿色产业基金、绿色担保基金以及碳排放碳顾问和绿色融资租赁等新兴产品和服务，全面提升绿色金融综合服务能力，为新产业、新业态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金融解决方案。此外，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对金融业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也为绿色金融创新提供了新思路、新武器。商业银行要主动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方法，大胆尝试将大数据、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先进信息科技与传统金融业务相结合，实现绿色金融标准化运作、批量化推广、专业化经营，有效降低业务成本，提升客户体验和服务效率。
（三）构建具有“绿色”基因的体制机制
一是优化绿色信贷制度体系。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环保要求，做好信贷制度“加减法”。通过设计差异化的绿色信贷政策、指标体系和定价机制，引导信贷资金主动流向低碳、环保、绿色产业领域。二是探索建立环境和社会风险多维度识别体系。将环境和社会风险内嵌到客户准入、尽职调查、审查审批、合同签订、放款审核、贷后管理等环节，执行“一票否决制”，防止信贷资金投向与国家环保政策相悖的产行业和高污染高耗能领域，减少环境风险隐患。三是完善绿色信息披露制度。借鉴国际银行业的先进做法，在《社会责任报告》等文件中披露关于绿色金融的服务成效，并通过网站、电视、报纸、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进行媒体宣传，提升绿色银行的品牌形象。四是强化绿色金融保障机制。针对绿色新兴业务前期投入大、当期收益低、发展潜力大的特点，商业银行应不断增加推动绿色金融业务发展的各项资源投入，配置专门的信贷规模、战略性费用、经济资本，使业务资源配置与绿色金融发展需要相匹配。
（四）主动加强绿色金融外部合作
绿色金融涉及经济、社会、环境、司法等诸多交叉领域，要求商业银行和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外部机构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绿色金融有效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绿色金融成果的国际影响力迅速扩大，更需要全体银行业积极拓展国际视野，加强国际交流，通过参与“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倡议、跨境绿色债券标准制定、国际多边绿色金融合作等，发挥中国绿色金融的引领性作用，彰显我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大国形象。
在国内合作方面，商业银行应紧跟人民银行、发改委、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出台的绿色金融政策导向和实施进度，主动对接并参与制定绿色金融标准，构建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以及激励政策措施。目前，我国多个省区都已提出建立绿色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目标，商业银行应发挥好自身信用数据积累的优势，积极与产业投资、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等部门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突破传统产业、环境、信用信息藩篱，合力共建绿色信用信息平台。此外，还应与市场权威的绿色认证、评级、核查机构、高校、研究院所、交易所等合作，尝试共同设立绿色金融体系协同创新机制，研究发掘绿色金融新思想、新系统、新产品以及新市场。
在国际合作方面，近年来，兴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浦发银行等机构在加入“赤道银行”、开展环境和社会风险压力测试、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制定绿色信息披露制度等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目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化倡议、G20绿色金融行动计划以及中欧绿色金融标准制定等国际合作，商业银行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国际绿色金融合作的参与度，加强国际绿色金融标准制定的话语权，打造一批国际绿色金融发展的领先银行。
优化绿色金融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
要真正实现绿色金融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绿色金融的市场化机制建设，完善环境产权交易体系，制定市场化政策制度，优化绿色金融基础设施条件。
一是加快推进碳金融市场建设。根据经济学原理，外部性是导致自然资源等公共物品市场调节失灵的根源。森林能够吸收二氧化碳、净化空气形成碳汇，森林所有者却无法对正外部性收取费用；相反，环境污染企业排放污水和废气，但也难以令其对负外部性承担成本。现代产权理论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楚、制度安排合理，这些外部性问题就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解决，而构建环境产权交易市场正是实现环境资源资产化和市场化的重要途径。碳市场是我国环境产权交易市场建设的核心。自2017年底全国性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以来，我国碳交易和碳金融进入发展快车道，但我国碳市场还存在交易规模较小、流动性不足、管理工具缺乏等突出问题。未来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绿色投资和资源配置方面的主导作用，还应进一步完善碳交易的市场化机制建设，不断扩大碳市场的行业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引导更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推动我国碳市场及碳金融体系深化发展。
二是构建统一的绿色标准体系。目前，我国绿色投融资面临的一大瓶颈是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在筛选投资对象时缺乏权威的统一标准，进而无法识别哪些企业或项目是真的“绿色”。因此，建议环保、金融、监管等政府机构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对现有绿色债券和信贷标准进行整合，制定统一的绿色界定标准，定期发布绿色产业、企业、项目清单和认证目录，便于各类金融服务与之实施有效精准对接；加快填补绿色证券、保险、环境权益等各类绿色金融产品标准的空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和评定规则的制定，提升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与全球融合的广度及深度。
三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财政是推动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特别是在支持大型水利工程、生态修复重大项目、节能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随着我国绿色投资需求规模的不断扩大、领域的不断延伸，传统“撒胡椒面式”的财政投资模式已经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对此，建议进一步优化调整绿色财政投融资模式，充分发挥财政的引导和杠杆功能，并运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对绿色投资者给予合理经济补偿，让市场化的绿色投融资更“有利可图”，从而诱导社会资本主动、自愿地向节能环保等绿色领域倾斜，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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