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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彬（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社会系讲师） 2021年3月1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同时，《规划纲要》也提出要“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在此背景下，正如笔者在前一篇文章《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打造数字化合作社正当时》（《中国农民合作社》2020年第7期刊发）提到的，凭借数字化东风，我国的农民合作社理应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赋能生产、经营及管理（治理），积极打造数字化合作社。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加大对运行规范的农民合作社扶持力度”。农业农村部的2021年一号文件则进一步细化指出要“开展农民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推进国家、省、市、县示范社四级联创，加大对运行规范的农民合作社扶持力度”。各级各部门也于2019年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开展了“空壳社”专项清理工作，旨在重塑合作社的整体社会形象。当然，我们很难奢望一两次清理工作就可以正本清源，而更应着眼于如何设计构建合作社规范发展的长效机制。那么，在数字化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来帮助提升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水平，尤其是合作社的内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呢？
首先，合作社应大力推进档案数字化。档案是任何一个组织的基础数据资源，对于合作社而言，治理规范化首先要做到的是档案规范化。换言之，合作社治理的首要工作是摸清“家底”（即组织信息、成员信息、生产经营信息等基础资料）。合作社从筹备、设立到正式运作（生产、经营、管理、服务），必然形成各类文件（包括合作社章程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会议记录/纪要（尤其是成员/成员代表大会和各次理监事会议的记录/纪要）、合同/协议（包括合作社与成员及外部主体的各类合同/协议）、基础台账（主要是成员账户及成员交易明细台账）等不同形式的记录档案。所谓档案数字化，主要是指采用扫描技术、光学字符识别技术（OCR）或数字摄影技术等把现有的各种纸质档案资源转化为数字化的档案信息，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并通过网络化的形式实现档案互联，从而形成一个有序结构的数字档案信息库。基于规范的数字化档案，合作社可有效实现社务（在线）公开，并为成员及合作社自身构建基础电子信用档案。应指出，对于纸质档案数字化的具体规范要求可参考国家档案局发布的推荐性行业标准《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DA/T31—2017）。档案数字化工作并不单纯就是数字档案采集或历史档案的数字转化，还包括数字档案的整理、存储、检索、统计、编研等，是一项系统性工作。
其次，合作社应着重攻坚财务数字化。财务治理是合作社治理结构的核心，相比企业，合作社的治理水平和竞争能力的体现也仍然以财务指标为核心。尽管数字化技术不断颠覆着传统的经济组织，但以财务为核心的这一点并没有改变。因此，合作社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应重点攻坚财务数字化。财务数字化是指对组织的财务模式，包括财务组织、财务流程及工作模式等进行全方位的数字化变革，使财务系统从传统的“账房先生”转化为组织的“数字神经系统”。合作社要按规定设置会计账簿，建立会计档案并规范会计核算，在此基础上，鼓励合作社积极应用适宜的财务管理软件（一般而言应包括账套管理、凭证管理、账簿管理、报表管理等核心模块），有条件的合作社还可以探索试用财务SaaS（或称云财务）。相比传统的单机模式，SaaS模式的所有账套信息均基于云端，财务信息可以实时同步。当然，合作社财务数字化最为关键的还是要将合作社的财务流程与业务流程实现无缝链接，消除信息孤岛，让财务数据赋能合作社业务发展。
再次，合作社应积极探索治理数字化。狭义上，合作社治理结构是指由成员所有者（体现为成员/代表大会）、理监事会及职业经理人员所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成员借此实现对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与此对应，狭义的合作社治理机制可以被界定为一整套为确保管理层决策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合作社组织目标的施压机制，包括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基于此，合作社的治理数字化探索可以体现在“三会”（或加上执行层会议）及具体治理机制的数字化应用。例如，全体成员大会限于时空因素往往较难召开（尤其是成员规模较大的合作社），而应用在线视频会议技术可以突破时空限制，确保成员参与率最大化，进而增加成员大会次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化解“委托—代理问题”；又如，基于在线投票，成员对于重大事项的表决可以极大节约人力、物力并提高决策效率；再如，基于社务、财务公开的在线化，成员可随时对合作社经营管理实务进行评议（如引入“好差评”机制），有效实现对理监事会和执行层的监督；更进一步，可以设计积分制度对成员的在线参与行为进行量化激励，有效提升成员黏性。
最后，合作社还应基本确保组织在线化。从政府的角度看，要有效履行法律义务，对合作社的建设发展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前提无疑是对所辖区域所有合作社信息的充分掌握。在传统意义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各自拥有一套合作社信息采集系统，相比较而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掌握了合作社注册登记的一手数据（原则上，登记机关应当将合作社的登记信息通报同级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基本登记信息较为准确，但实际成员数量、主要财务指标、经营管理服务情况等更为丰富的信息则主要掌握在农业农村部门手中。此外，诸如供销社、科协等部门或组织也掌握了一部分合作社信息。在信息化、数字化方面，各部门也已经应用了一些信息化管理平台，但各部门各层级的数据难以有效互联共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的信息采集系统大多不是由作为末端的合作社直接申报相关数据信息，而是主要依靠农经部门或相关部门的基层人员（如合作社辅导员）代为采集，在信息传递上难免出现失真、重复、低效等问题。探索合作社治理的数字化，还应在政府、政策层面考虑如何理顺部门关系，如何设立统一规范的合作社信息报送及管理服务平台，旨在为每一个合作社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码），实现合作社的组织在线化，进而极大增进政府对合作社的指导、扶持和服务效率（尤其是可以真正实现对于政策送达率的统计）。
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数字化转型并不是把合作社以往已经开展的相关信息化工作推倒重来，而是需要整合优化既有的相关信息化系统，在此基础上，运用数字技术手段有效提升合作社的技术能力及治理水平。同时，还要注意，合作社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必然要线上线下融合，目前线下治理仍是基础，线上治理是辅助加持。因此，当前最为迫切的工作是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顶层规划设计，联合数智经济企业，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定制研发专门针对合作社场景的数字化管理工具，包括管理平台及终端应用（APP）。在此基础上，合作社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探索可以率先选择不同类型的国家级示范社开展试点工作，通过培育典型，以点带面，全面加快合作社规范提升进程。另外，还可以考虑将合作社治理的数字化水平作为各层级示范社评定、财政扶持项目申报等方面的优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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