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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 01 融入东亚价值链与中国经济的崛起
融入东亚价值链是中国经济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东亚地区在我国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国际大循环进而推动国内经济增长方面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东亚金融危机之前，该地区一直占据着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迄今为止，东亚仍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除了较高的贸易和投资依赖，东亚对中国经济增长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进出口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在有效填补“双缺口”（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基础上，逐步把中国带入以东亚为主要平台的国际大循环。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低劳动成本优势完全得以发挥，资本得以快速积累，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的外溢效应得以充分释放，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中国在东亚价值链形成与发展中的角色变化
东亚价值链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国是一个后来者。从其早期发展进程看，美国和日本分别扮演了特征不同的重要角色。美国在二战后推动形成的诸多国际组织和规则为开放的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依靠其头号经济强国的霸主地位，美国还是东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技术和市场提供者。日本则在20世纪80年代与西德、美国、法国、英国签订“广场协议”后，在东亚价值链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通过资本和技术转移，日本推动东亚地区逐步形成“雁行模式”的垂直分工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是配角，是先行国家产业转移的被动承接者。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持续加深，中国在东亚价值链中的地位开始凸显，逐渐赶超日本成为东亚价值链新的核心。在此过程中，东亚传统的“雁行模式”逐渐解体，并被一种更复杂的区域生产网络所替代。新的分工模式由“雁行”结构演变而来，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产业间分工的本质属性，形成了以产业内分工甚至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区域分工模式。在这种结构中，跨国的生产过程分散化和各国经济的一体化同时发生，其核心特点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在区域内的来回转运，以便在每一阶段进行更深入的加工，直到最终的产品出口环节。在区域分工结构调整的同时，东亚价值链也随之不断深化。
在新的区域分工和价值链体系形成过程中，中国虽然仍是产业转移的承接者，但已从配角变成主角，成为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得以顺利运转的枢纽。随着对其他国家经济影响的日益加强，中国陆续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东亚各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核心作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亚各国经济对中国的出口依赖性越来越大，而中国对东亚的出口依赖性却越来越小。二是尽管中国是贸易顺差大国，但这个顺差主要来自于欧美，而与东亚各国的贸易大多处于逆差状态，由此，东亚与欧美形成了以中国为纽带的“新三角贸易”。
东亚价值链的特点
在中国和日本的共同引领和不同作用下，东亚生产网络不断加强，以东亚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日益延伸和扩张，推动东亚、欧盟、北美共同形成“三足鼎立”格局。然而，与后两者相比，东亚价值链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价值链贸易（以中间产品贸易占全部贸易比重衡量）增速更快；二是东亚地区的全球价值链更具开放性和全球性。；三是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东亚价值链更加缺乏其所依赖的制度支撑。
02 新时期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结构性调整及其未来趋势
影响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调整的主要因素
持续扩张的东亚价值链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突然断裂，导致2009年东亚出口贸易大幅下降19.6%。此危机藉由贸易渠道对东亚经济的巨大冲击表明，最终消费品出口过度依赖欧美市场的东亚价值链存在明显的脆弱性，需要作出重大再平衡调整。
一是东亚经济再平衡调整的内在要求。事实上，东亚价值链的平稳运转隐含一个基本前提，即作为消费品最大出口目的地的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进口需求能力。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二十多年间，美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较好地扮演了这一角色。然而，东亚与美国之间持续扩大的国际贸易失衡在进入21世纪之后，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隐患。尽管许多学者和机构呼吁改变，但却未有任何成效。最终，只能通过全球金融危机对这种失衡按下强制暂停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实施经济再平衡政策扭转这一失衡的国际分工结构，但在重商主义的惯性思维下，失衡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变，相反仍在持续恶化。新的形势变化再次表明，东亚必须超越传统的以生产为导向的价值链分工体系，走上一条更具弹性、更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循环和增长之路。
二是国际秩序转型的深刻影响。美国的逆全球化转向是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一面镜子。事实上，这一趋势从进入21世纪时就出现苗头，并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加速，深刻反映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的兴衰交替以及由此导致的国际权力从前者向后者快速转移的现实。随着一批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崛起，以美国单极霸权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格局开始受到挑战，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其中，中美两个大国的权力转移无疑具有最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虽有可能推动两国关系进入可预期的理性发展轨道，但恐怕很难回到以前的竞合状态；相反，在有限合作基础上的全面竞争更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常态。
国际秩序的转型将会深刻影响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进程与发展方向，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趋势以及全球需求的地理结构变化是其中两个重要方面。大量研究表明，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开始出现衰退趋势，北美、东亚和欧盟都正在逐渐向彼此脱钩的方向发展。全球需求的地理结构变化则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的发展趋势有关。由于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两国关系的改变也必然会对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东亚价值链未来的变化趋势
在上述一系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东亚价值链的未来会如何发展？笔者认为存在三种可能的场景。
一是东亚价值链依然维持传统分工格局。由于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只有在中美两国相互取消高额关税，美方放弃对中国相关企业的制裁，以及新冠疫情彻底结束且各国价值链战略不变的情况下，东亚价值链维持传统分工格局的现象才有可能发生。这需要美国拜登新政府重回理性外交，放弃对中国的“脱钩+遏制”战略，推动两国回归竞争性合作的正常轨道，从而使东亚价值链能够继续按照市场的逻辑进行调整，向前发展。
作为重大外生性冲击，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东亚价值链改变传统分工格局的进程，如果疫情结束后，各国依然选择相信市场，则全球价值链或有望回归正常。
二是东亚价值链走向碎片化。在这种场景下，中美贸易争端始终僵持，两国权力竞争呈现高度胶着状态，诸多美国盟友及其企业被迫“选边站”，中美经济逐渐“脱钩”并开始适应新的变化；抑或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各国大幅调整以往的全球价值链战略，政府深度介入价值链重构进程，迫使更多跨国企业回归本土。由于中国在东亚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跨国公司的在华战略选择基本决定了东亚价值链的变化方向。
基于对在华经营风险、不确定性程度及未来前景的不同判断，跨国公司将会做出“离开还是留下”的选择：一些受到高度安全审查的技术型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可能被迫选择彻底退出中国，并根据新的市场环境重新设计其技术生态系统；另外一些企业不会选择彻底离开中国，但可能会缩小在华经营规模，同时采取“中国+1”的发展战略以分散风险。企业撤离中国的规模、范围和速度将取决于企业自身和群体所感知的风险大小和不确定性程度。与上述两种企业不同，一些高度依赖中国生产能力的跨国公司和投资者，特别是来自东亚的企业，则可能选择继续留在中国，甚至增强其在中国的影响力。
经由上述不同选择，东亚地区的全球价值链逐渐走向碎片化，并在不断的分化和重组过程中形成两个平行中心：一些东亚经济体更加紧密地靠近中国，并以中国为制造中心重构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另外一些则逐渐向美国靠拢，以美国为中心重建自身价值链。
东亚价值链重构进程中，一方面，美国会持续向中国施压，并大肆抹黑中国的营商环境和经济制度，以此鼓动跨国公司撤出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不会坐视跨国公司撤离中国而不管，相反，会通过实施进一步的开放措施努力留住在华企业并吸引新的外国投资者。在这个进程中，如果中美两国的竞争走向极端，将有可能把东亚经济体分化为两大阵营。
三是以中国为消费中心形成新的全球价值链。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会维持一种稳定的、可预期的竞争局面。
一方面，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经济结构升级给全球价值链和东亚价值链体系重构带来新的选择。随着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成功地从投资驱动型经济转型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在此过程中，中国以14亿人口的巨大规模崛起为“世界消费者”，取代美国成为东亚最重要的市场提供者。
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不断升级，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持续攀升，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区域乃至全球的制造中心，为东亚地区的技术研发创新、产品质量提升以及价值链升级提供更大动力。这些转变使得中国逐渐从传统的“世界组装工厂”转型升级为“世界制造基地+世界消费中心”。
中国的转型给跨国公司带来新的机遇，他们以中国为最终消费目的地重构自己的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由此，东亚价值链的特点会逐渐趋同于北美和欧盟的特征——更加具有区域性。
当然，上述三种场景并非绝对，更为可能的结果是各种场景相互交织，并派生出不同的发展形态。究竟哪种结果会成为现实，既取决于美国的政策以及国际秩序转型的变化趋势，也取决于中国及东亚各国政府的政策调整，而后者，无疑是更加可控、更具决定性的战略选择。
03 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与东亚价值链调整的互动依赖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基础与潜力
在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中国政府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内生逻辑，适时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该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看，就是要通过动态的增长模式，改变全球金融危机前建立在投资与出口基础上“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增长方式，形成“以我为主、内外互动”的新发展模式，从而在把外部不确定性风险降至最低的同时，通过国内经济循环的顺畅运转推动国际大循环的稳定发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是国际经济中失衡的重要一方。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实施增长方式从外需和投资为主转向内需和消费为主的重大战略转型。尽管对美贸易顺差依然很高，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取得了显著进展。与此同时，从2011年开始，消费就超过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2019年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55%。因此，可以说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大体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基本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无非是对这一客观发展趋势的方向确认和战略引领。尽管如此，国内消费提升仍存在较大空间。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重视与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调整的协同联动
首先，东亚经济再平衡和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调整对于中国双循环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性。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已经成为国内共识，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也得到了系统阐释。目前，学术界对于如何畅通国内循环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为了推进新发展格局顺利实现，我们在对制约国内循环畅通发展的“梗阻”因素具有深刻把握的同时，还要对影响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外部不确定风险和制约因素有更清晰的了解，特别是，需要关注国际循环本身的结构性调整及其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系。
前文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描绘了未来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三种可能走向。对于与东亚经济高度共生的中国来说，如何通过自身的战略选择及与东亚各国的政策协调合作，把各种外生不确定因素内生化，将直接决定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否顺利实现。
在国际秩序转型和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摆脱“东亚生产—美欧消费”的国际分工失衡格局，最终形成一种以域内需求为主、区域内外均衡发展的东亚价值链分工新模式，符合东亚各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实现这一区域发展目标，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东亚经济再平衡调整和中国经济再平衡调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的成功转型，东亚经济的再平衡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没有东亚经济从域外需求为主向域内外需求均衡发展的调整，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转型同样也将更为艰难。因此，放在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寻求两者之间的协同联动、合作共赢，对于中国畅通国民经济，更好地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相互促进，无疑至关重要。
其次，中国在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调整中具有核心作用。由于中国在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其对东亚经济再平衡调整的实现具有关键作用。中国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将是东亚经济再平衡能否最终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其二，中国在东亚价值链调整进程中起着引领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两大变化：一是增长方式由投资与出口拉动为主，向国内需求主导的转变；二是产业结构以低附加值生产为主，向以高附加值生产为主的转型升级。从这两种变化的外部影响看，这恰与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调整方式契合。
中国的内部转型会从两个方面对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产生影响。一方面，增长方式转变会推动国内需求市场的强劲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的快速发展和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正在不断攀升。
最后，中国与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调整良性互动存在内外主要制约因素。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调整的顺利推进依赖于东亚各国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就内部制约而言，中国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可能对其他东亚先行国家和地区产生一定的竞争和挤出效应；就外部制约而言，国际环境的恶化使得东亚相关国家在本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问题上更加敏感。上述两种制约因素在影响整个区域分工结构的同时，也会通过干扰我国经济外循环畅通运转的方式，对我国构建双循环格局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对此高度重视。
作为东亚区域分工的受益者和当前区域价值链分工重构的主要源头，中国有义务也有能力承担引领区域分工调整和地区合作的责任，与邻国一道构建互惠共生、合作共赢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考虑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可能会对东亚各国分工地位和经济利益分配产生一定影响，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就需要兼顾内外效应，除了重视国内效果，还需要关注其可能产生的区域外溢效应，及时通过推进国家间协调，形成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的联动升级，从而使得围绕中国的区域和全球价值链重构具有更加确定、更为可控的方向。
04 中国的应对
面对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动荡和东亚价值链不确定的未来，我国政府不仅需要沉着应对，而且应高瞻远瞩，主动引领东亚价值链的发展与调整，使其成为稳定我国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安全阀，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以及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良性互动。
以我为主，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应对中美贸易争端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在稳定现有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吸引更多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中国，推动价值链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应该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和全球价值链的稳定发展抱有信心。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滋生骄傲，反而更需正视以往发展中的不足和短板，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推进开放进程，着力促进国内国际市场规则和标准的融合统一，加快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为跨国公司营造一个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只有这样，才有助于跨国公司更加坚定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信心和扎根中国的决心。
更加积极地做好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战略的对外宣传工作，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继续走开放道路的信心。我们不但要稳定在华跨国企业的信心，还要从战略高度重视对这一重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对外宣传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宣传报道要在对政策的内涵、外延和背景具备透彻理解的基础上，坚持国际视野，用外国受众容易接受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务必对国际舆论导向保持清晰的认识。只有这样，报道工作才能起到“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作用。
清醒认识全球价值链区域化发展的新趋势，主动求变，引领东亚价值链在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有序调整和重构。一方面采取更多有效措施，努力稳定现有价值链，另一方面吸引更多新的国际直接投资，以此继续稳固我国在东亚地区作为全球价值链“枢纽”的中心地位。应积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通过政府间协调和自贸区建设，保证东亚各国经济实现正向联动效应和区域分工调整有序进行，最终实现东亚各国互惠共生、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增长。（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3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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