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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
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跨越式发展。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4G网络，全国范围内行政村通4G及光纤的比例超过98%，固定宽带移动LTE网络IPv6升级改造也已全面完成。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近年来，新一代云计算平台设施正加速构建，多方向大容量的国际传输网络架构也已基本形成，为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和融合应用提供了强大支撑与保障，有力推动了数字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二是数字化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形成。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出更为广阔的应用前景以及更加强劲的增长动力，消费者的在线消费习惯也得到了进一步培养，重量级消费新形态正在加快形成。其中，远程办公、在线教育、智慧医疗、电子政务等各类线上服务在疫情期间实现了爆发式增长，数字经济的优势进一步凸显。此外，在5G等新兴数字技术支持下，数字媒体、智能家居等消费新模式也正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产业数字化进程提速
一是数字技术创新助推产业转型升级。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领域的研发取得较大进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支撑，对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产业链完善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基础能力稳步提升，智能化、自动化水平不断增强，制造业正成为数字经济主战场。
二是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取得重要进展。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同实体经济的融合范围不断拓宽，融合程度不断深化。例如，工业互联网的创新发展带动形成了智能制造、个性定制、网络协同、数字管理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数字经济向更多实体经济行业与场景进一步延伸。
数字化治理成效显著
近年来，数字化治理得到了国家高度重视，数字政府建设大力推进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我国各地各级政府机构政务服务线上化推进程度明显提升，“掌上办”“一网通办”等电子政务平台加速上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服务能力显著增强，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业务办理能力以及快速响应能力持续提升。截至2020年12月，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8.43亿，占网民整体的85.3%。《2020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排名从2018年的全球第65位提升至第45位，取得历史新高，其中，在线服务指数跃升至全球第9位，达到“非常高”水平。
随着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向着更高层级加速迈进。从治理方式来看，数字经济强有力地推动国家治理由个人判断、经验主义的模糊治理方式转变为细致精准、数据驱动的数字化标准化规范化治理。与此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同传统公共服务的融合应用更是增强了治理体系的态势感知、科学决策、风险防范以及应急响应能力，提升了数字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数据价值化加速推进
当前，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中数据的重要作用，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加快完善“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企业有利、个人有益”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这标志着数据与土地、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一起，融入了我国经济价值创造体系，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和重要生产力。202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由此可见，中央高度重视并确认了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奠定了基础。
在党中央的政策引导下，各地纷纷将政策着力点放在促进数据交易流通上，并高度重视本地的大数据交易平台建设。例如，2015年，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挂牌运营并完成了首批大数据交易；此后，北京、上海、深圳也探索建立了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和上海市大数据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等数据交易中心，依托现有交易场所陆续开展数据交易。
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我国有以下五点突出优势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着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任务与挑战。不过也要看到，我国发展数字经济也具有制度、市场、平台企业、工业体系和人力资源等多方面优势。
制度的优越性
一是有助于推动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制度优势使得政府能够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大有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规模大、涉及产业广、所需投资大等特点，高昂的建设成本必然需要企业和民间资本的参与和支持。我国独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助于组织好各类资本力量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为数字经济生态体系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二是有助于形成包容宽松的政策法规体系。当前，政府、企业、民众对发展数字经济的认识进一步得到统一，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政策部署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蕴藏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不断释放。中国政府对数字经济一直持包容宽松的监管态度，并在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近年来，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2020）等政策行动相继推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制度优势日益凸显。
广阔的市场空间
一是市场规模优势。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网络外部性，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海量数据的产生，也就越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我国拥有14亿人口所形成的强大内需市场，网民规模巨大，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70.4%。强大的国内市场更有利于数字经济充分发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的能力，也将使得市场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二是消费群体优势。我国数字消费者数量庞大，各种数字应用渗透率都位于世界前列。庞大的消费者群体使得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得以满足，促使各个数字经济企业不断开辟新场景新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独特且多变的需求。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开始采用独特的生态战略，实现线上线下全场景打通，强化与消费者的沟通，通过社会化方式完成更多新产品新服务的生产和提供。
三是消费变革优势。当前，我国消费升级趋势强劲，不仅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也有助于降低企业创新创业的试错成本。在数字经济相关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数字经济能够依托海量数字消费者实现快速发展。此外，中国仍有部分产业的成熟度较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难以被传统行业满足。未来，数字经济将提供更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直击消费者痛点，有望实现跨越式发展。
领先的平台企业
一是市场主体优势。近年来，中国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核心领域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走在世界前列的数字平台企业，在这些龙头企业的带动引领下，一批中小企业得以集聚，同时，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以人才、金融、新型基础设施、制度等多要素为支撑，形成了一个大的数字产业生态，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积极影响。此外，全球领先的龙头企业能够充分发挥国际话语权优势，深化对外经贸合作与技术交流，通过参与电子商务、移动支付、数字内容等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为更多中国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奠定良好的规则基础。
二是协调配置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的互联网平台正逐渐成为协调和配置资源的基本经济组织，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加速器。众多平台企业通过打造共创共赢的生态系统，推动整个社会数字化转型，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可负担的、世界级的数字基础设施，促使更多资源实现高效集聚，从而让整个社会的信息成本大幅度下降，让更大范围的协同合作成为可能。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依托平台的组织减少信息不对称性，避免生产要素多余投入或闲置造成的浪费；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能够通过技术和模式创新打破各类要素投入生产的时间和空间约束，扩大生产要素的资源供给。
完整的工业体系
一是产业优势。我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在工业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这将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红利。例如，借助完整产业链的优势，可以打造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从而为各个产业中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及应用实验提供便利和成本优势。
二是技术优势。信息技术的持续迭代为数字经济增长增添了全新活力，近年来，我国在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优势领域持续形成突破，并加快推进产业化应用，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突破和融合发展的赋能成效正在快速呈现，“创新红利”持续释放，有力地实现了对传统经济的渗透补充，并推动传统经济转型升级。
三是后发优势。总体来看，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仍处于起步期，传统产业数字化水平还有待提高。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在不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偏远落后地区、农村地区还有大量的数字化需求未能满足。我国数字化发展潜力巨大，有利于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形成数字经济新动能。此外，我国经济体系建设中仍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因素，较国际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这反而使得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没有历史包袱，能够具有后发优势。典型的例子就是移动支付在中国的快速崛起。正是由于中国没有欧美那样发达便捷的信用卡支付体系，反而使得移动支付在中国异军突起。中国不必完全遵循西方国家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顺序发展路径，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并联式跨越式发展，推动产业技术革命，打造中国“智能制造”新模式。
丰富的人力资源
一是人才质量不断优化。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教育体系日益优化，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近年来，我国人才优势不断积累，“劳动力红利”逐步向“工程师红利”转化，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雄厚的智力资本。此外，我国人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人才规模不断扩大，人才流动持续加快，人才队伍构成更加多元化，政府对各类人才服务、支持和管理的力度也进一步加大，这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是人才吸引力逐步增强。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近四成，其增速远远超出GDP增速，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的新引擎。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外部环境，提供研究经费、个人税收、签证、户口、子女教育等优惠便利条件。从全球人才转移趋势上来看，来华工作的国际人才日益增多，为提升我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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