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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01 马克思有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两种路径的论述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历史演进作出深刻剖析的基础上，准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既然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那么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演进，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对它的束缚必然会越来越严重，从而要求生产关系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至于这种变革是渐进的“自我扬弃”，还是突发的革命，马克思则在不同的著作中提出了两种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作为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号召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斗争，提出了以暴力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当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作出深刻研究，特别是在对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演变进行了异常敏锐的观察后，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了资本主义演变的另一种可能性，即“自我扬弃”式的演化路径。
马克思向我们展示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转化存在两种不同途径。
一种是，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斗争走向尖锐化，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形式推翻资产阶级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变革。
另一种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引发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自发地变革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转化。
对于后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统治阶级的行为乃是处于一种非自觉的状态。马克思提出的这两种过渡观点，深刻体现着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因条件而异的辩证法则，但却成为后来者在理论与实践中相互对立、争辩不休的一个重大问题。
02 马克思之后在有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问题上的诸种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阐释发生了分歧，分化为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改良派。
列宁主张以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且身体力行地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发动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但据事实来看，革命的道路更多适用于后发国家，它们力图通过革命选择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以期减少发展的代价。
与列宁观点相左的伯恩施坦却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这一社会改良的渐进主义道路，来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但他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通过“自我扬弃”的自然历史进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思想的真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科技革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以及国家干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一些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经济现象在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中日趋凸显，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不仅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作出现实的解析，而且必然联系到在马克思著述中曾经阐发过的有关理论思想，提出了他们的认识和评价。
奥地利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1949年12月30日在美国纽约经济学会上发表了题为“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演讲。他的理论体系是所谓的“创新理论”，资本家（或企业家）是实现这些创新的主要力量。他从这一理论体系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自身破坏着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创业或创新机能。熊彼特将“社会化界定为在大企业标出的道路上迈出超越大企业的一大步”，认为资本主义发展越成熟，向社会主义转化的困难就越少，并能够在保持法律连续性的基础上实现和平转化。
丹尼尔·贝尔认为，马克思勾画了他关于社会发展的第一种图式：新社会的结构。但同时，他也提出了第二种图式。丹尼尔·贝尔归纳出了马克思所发现的那个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所发生的三个重大变化：首先，随着一个新的银行制度的出现，资本积累不再依靠企业家个人的节俭、储蓄来自我筹措资金，而是依靠全社会的储蓄。其次，股份公司造成的革命，其结果是所有权同管理权的分离，并产生了一个新类型的职业，马克思把它称之为社会的“指挥劳动”。最后，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的扩大，以及股份公司的发展必然意味着办公室人员和白领工作的扩大。正是由于资本社会化和新中间阶级兴起这两大结构性的变化，显现出资本主义在向更高的社会形态演化的迹象。丹尼尔·贝尔认为，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实际是指出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自然过渡的可能性。
俄罗斯学者普列特尼科夫提出，资本的社会化正意味着一个新事物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而诞生，且这一新事物在当代已不断获得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他列举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中体现着资本走向社会化的四种基本形式：一是从社会主义那里借用来的对宏观经济实行有目的的计划（规划）管理和国家调节。二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劳动者居民阶层的切身利益。三是建立在部分经济职能合作化基础上的个人企业活动。四是建立在不同形式的劳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企业活动。其中，普列特尼科夫尤其强调劳动集体所有制经济形成的意义，因为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神圣的东西”——私有制关系本身在发生变化。可以说，劳动集体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形成在资本主义自我否定中起着特殊作用。
我国历史学家庞卓恒教授同样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过程比马克思在世的时代推进得更加深远。他指出：第一，合作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在西方国家已有更大发展，这大大增强了“资本社会化”的趋势。第二，随着新科技革命和新经济的迅猛发展，知识正在替代资本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间阶级成为生产过程中的组织、管理者。从而引发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第三，西方的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从只顾个人利益的“粗俗的个人主义”转向了顾及个人利益的同时，兼顾社会责任。
03 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扬弃”趋势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扬弃”的现实表现所具有的潜在意义是拉近了同社会主义的距离，而不是相反。以下，我们就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几个关键性因素作出剖析。
第一，关于资本属性的变化及其走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导一切、资本统治一切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家凭借着对资本的所有权榨取工人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这种私人资本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早期较普遍的资本所有制形式。它在当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由于这种财产占有关系具有封闭性，限制了生产规模，不利于取得规模效益，因而，也就不利于扩大资本的增殖力度。加之，它的经营风险集中，也限制着投资规模的扩大。因此，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时期，股份制企业与合作工厂获得了大的发展，私人资本所有制逐渐退居次要位置。
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是以资本入股形式结合起来的部分资本家联合占有的一种形式，它们适应了需要巨大资本投入的机器化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由于它有利于资本积聚，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所以，继私人资本所有制后成为资本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在私人股份所有制企业中，股东作为财产的占有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而企业则成为股东共有的整体财产。这种私人股份所有制企业促进了企业管理上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从而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走上专业化、职业化道路，有效地提高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但它在筹资能力上毕竟还是有限的，而股份持有的个人化也容易发生企业经营短期化的弊端。由是，资本的所有制形式进一步演化。
自二战结束以来，法人资本所有制成为新的资本所有制形式。法人实体包括多种性质组合的基金、证券投资公司等，它把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投向生产经营企业，从而拓宽了企业筹资的渠道，促使生产与资本的进一步高度集中，取得更有效的规模经济效应，并加大研发投入。而今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诸国中，法人资本所有制这种联合资本，已成为资本占有走向社会化的主导形式。
通过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属性演化的剖析，我们认为有三点启示意义：
一是联合资本投向生产经营企业构建股份公司，而对于股份公司的形成，马克思认为，它使私人资本“在这里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这种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因此，它是“作为私人企业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二是员工合作工厂的建立是在没有资本家参与的情况下，由员工入股筹措资本开办的工厂。马克思指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我们认为，它已经构成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一种否定因素；它已经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显示出员工驾驭现代生产的能力和作为社会主人的信心。
三是资本的社会化、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构成了所有权与管理权的根本分离。这种分离对资本家的影响，首先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成了多余的人，其次是他们由此而将失去继续从企业获取利润的合法性。
总而言之，资本的社会化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一定程度的扬弃，这种扬弃的发生具有其必然性。而资本的社会化、企业规模的扩大，为更多有才能的人参与到生产的管理和技术工作中提供了条件，也为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供了制度上的激励，尤其是企业内部融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就更是如此。这些无疑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为更多的人从事脑力劳动创造条件，最终的结果无疑就是脑体分工差别的消失，也就是阶级的真正消除与人们能力全面发展的实现。
第二，关于社会阶级结构发生的重大变迁及其历史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着重大演化，新中间阶级，即“白领阶层”已经崛起。对于新中间阶级的崛起，联系到西方资本主义的转型问题，有两点需要强调。
其一，新中间阶级的兴起需要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前提，因此，它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
其前提条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要以大众的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为前提。其次，要有产业结构的升级。最后，它要求大学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大幅扩张。
新中间阶级的崛起是社会历史发展自然进程的产物，他们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正是生产力发展所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从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的转化，正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高质量的且能够满足社会对多种人才需要的大学的不断增加，也同样反映了经济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其二，新中间阶级的崛起，其重大历史意义在于为社会转型提供着阶级力量的准备；更长远地看，为消灭脑体分工、为迈向共产主义社会做准备。
首先，正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进入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大熔合的时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于是，企业的兴衰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国民经济的增长取决于人力资源的状况。新中间阶级作为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的主要承载者，必然会由于在企业和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而相应地要求在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其次，新中间阶级的阶级特性表明，他们能够成长为支持社会转型的先进阶级力量。新中间阶级乃是社会阶级结构中一个稳定的群体，它的规模在二战后一直不断扩展，已经占到劳动力的半数以上。他们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发达社会的进程，致使各国政党和政府在政纲制定上都不得不考虑中间阶级的利益诉求。
最后，我们认为，马克思所设计的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消灭脑体分工，实现人们能力的全面发展。新中间阶级的兴起、并在西方发达社会中占据社会多数地位，正是社会沿着消灭脑体分工方向演化的标志。
第三，关于“福利国家”制度及西方政府在“自我扬弃”中的作用和影响。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从正反两方面的教训（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持续近30年的繁荣）中认识到，必须根据生产力的变化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恰恰融于其中，变为政府的行政行为。
实行福利国家制度是调整生产关系的一项重大举措，它以立法形式使公民享有一定的社会福利，以保障广大劳动民众的基本生活，起到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的作用，从而有效地减少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维护社会的稳定；政府通过社会福利政策调节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刺激社会需求，发展国民教育，既促进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顺畅进行，又可为现代化生产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后备力量；民众生活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缩减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生活差距，也有利于增进社会的公平氛围。
再从政府承载公共职能不断扩大的角度观察，在当今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高新科技时代，不断增加对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要求，不断增加劳动者受教育的年限，不断增加劳动者对健康、医疗、生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需求。私人资本家无力承担这些巨大的支出，不得不转由国家负担，因此，国家职能的不断扩大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解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扬弃”的现实表现，并非想要论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指日可待。我们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扬弃”过程是一种长时段的进程，其中必然会有停滞、挫折，甚至倒退。
应该看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扬弃”进程的停滞，甚至倒退已经在加剧各种矛盾。一是西方的代表性政要公开表示“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已经无法运转”，二是西方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的好感有所增强。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发展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面对各种严峻挑战时表现出的生命力、效率和韧性，已经作为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模式而逐渐为世界所承认。虽然我们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但这恰恰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我们的制度对他们的威胁。不难设想，当我们的社会主义持续强劲发展，人均GDP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时，我们将会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外部榜样加速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4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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