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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和平，杨东群（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通过逐步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方面，我国农业农村面貌发生巨大改变。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已经被确定为国家发展乡村的重大战略方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是我国农业农村改革的深化和拓展，也是我国迈入新阶段后对农业农村发展提出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展望。本文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取得的成效进行回顾，总结和归纳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实现进一步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探讨未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思路。
1、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按照发展的不同阶段，可将其分为改革开放前的发展起步期，制度建设期（1978—1991年），转型发展期（1992—2001年），深化升级期（2002—2011年）和快速发展期（2012年至今）等五个时期。
1.1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起步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四化”任务之一。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借鉴苏联建设经验、实践马列主义的理论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即先组织亿万农民群众实现互助合作，后通过机械化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升。1956年底，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参加初级社和高级社的农户分别占总农户的96.3%和87.8%。合作化运动既满足了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也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物质前提。1959年毛泽东主席在《党内通信》中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重要论断，农业机械部随之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自主研制的农机系统，机耕水平由50年代末的5.8%提高到70年代末的42.4%。
同一时期，我国秉承“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重要观点，加强了对黄河、淮河、长江和海河等河流的治理， 70年代末，全国农田水利建设累计投资760多亿元，建成8万多个大中小型水库和8.3万个乡村水电站，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达276.3万kW，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5 300万hm2，水旱灾害的发生率由50年代的60%以上下降到70年代的30%~40%。
在科技研发方面，政府注重对优良品种的选育和推广，新中国成立30年时全国共育成品种2 729个，主要农作物良种化目标基本实现。通过实施合作化、机械化、水利化和良种化等一系列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政策举措，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生产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其中，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 318万t，提高到1978年的30 477万t，增幅达169.3%。稻谷、小麦、玉米等农产品产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增幅分别达181.5%、289.9%和350.5%（图1），初步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
图1 1949—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
1.2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制度建设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经营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突破了“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束缚，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农户家庭成为农业生产的微观经济主体，在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发挥着重要作用。1982年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并提出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1984年中央决定将土地承包期延长至15年以上，次年在我国实行了30多年的统购派购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拉开序幕，农产品市场体系开始建立和完善。伴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农民拓宽就业渠道和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1991年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制度正式确立，带动农村经济实现了近10年的快速增长。同时，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和发挥政策、科技和投入对农业发展的能动性，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放活农村金融，对乡镇企业继续实施优惠政策，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1.3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转型发展期
经过前期初步的探索和发展，我国农业农村在农村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为了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1992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对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进行重新定位，即以市场化为导向，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益并重的现代农业。这一时期，发展规模经营，走农业产业化之路，逐渐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共识。为稳定农民的生产预期，政府规定在发包方和农户签订的原承包合同期满后，把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承包权的稳定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为了降低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双重风险损失，从1996年起政府加快建设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体系，按照“四分开一完善”的原则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健全农产品储备调节和风险基金制度，并开始试点粮棉保护价格制度和农业保险制度。为保障城乡居民农产品供给稳定，确立了“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以考核的方式激励各地区提升农产品生产能力和健全农产品市场。
1.4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化升级期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指导，推进城乡一体化、农民减负增收等各项农业农村改革事业，使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各地政府加快培育、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型职业农民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更加重视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和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了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我国分别于2003年和2004年开始施行农村税费改革与种粮直接补贴制度试点，并在2006年全面取消了在我国已经延续千年之久的农业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累计超过1 300亿元，提升了广大农民的获得感。立足于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首次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理念，并作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决议，围绕农村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多个方面强化管理，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同年，国务院把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提上日程，力争于2010年实现新农合全覆盖的目标；2008年我国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机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取得重要成效。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统筹兼顾、综合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1.5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期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经济转型期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提出全面深化农业农村综合改革，将改革作为解决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矛盾的根本出路。2014年农村宅基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正式进入试点阶段；2015年继而推出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探索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试点；2016年坚持农村承包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得到正式确立。一系列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措施的推行，使得我国农村集体资产活力得到有效释放，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破除了体制障碍。2016年出台的《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全面部署了“十三五”期间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措施等，并指出要把扎实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形式下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主线，要通过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产业结构和布局结构以解决农产品供需矛盾，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七大战略之一被提出，成为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遵循。在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涵盖了农村产业现代化、农村生态现代化、农村文化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农民生活现代化等五个方面，这是新的历史背景下，农业农村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要求。一年多来，党中央、国务院加紧对战略进行顶层设计，于2018年印发了国家层面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等，并召开了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会，多数省份到2018年底都专门组建了领导小组，由省级党政一把手任组长，一些有效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政策方案和重大举措逐步出台，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等，各地、各部门都在积极探索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路径。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将呈现加速发展。
2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取得成效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制度变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逐渐确立完善，农业生产条件实现巨大飞跃，农村居民生活正向全面小康迈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2.1 国家粮食安全得到保障，各类农产品产量增长迅速
新中国成立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供求状况由供给短缺、产量不足逐步实现供求平衡、丰年有余。其中，粮食产量于2012年首次突破了6 000亿kg，201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6 579亿kg，连续第6年突破6 000亿kg，粮食单产达到5 625 kg/hm2，是1978年的2.2倍，国家粮食安全逐渐稳固，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由此成功解决。同时，为适应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水果、肉类等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产量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图1）。
图2 1978—2017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变化
2.2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更加优化，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壮大
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我国农业产业结构日益丰富、多功能性得到拓展，农业与其他产业相结合释放出巨大活力，潜力得到挖掘，农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充分发挥。从广义农业内涵即农林牧渔业来看，改革开放之初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占比达到80%，林业、畜牧业和渔业比重分别为3.4%、15.0%和1.6%；农业产业结构经过多年调整，2018年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比重变为55.5%、4.6%、27.1%和6.8%，更加适应居民对农产品的市场需求。
从农业产业链条横向延伸来看，循环农业、设施农业、休闲农业和田园综合体等农业新形态创新发展，拓宽农业生产经营边界。2012年全国农业设施数量为3 178.8万个，设施农业占地面积为262.9万hm2；到2017年设施数量增至3 360万个，占地面积增加了34万hm2，全国设施园艺总面积为204万hm2；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乡村旅游营业收入超8 000亿元，农村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超过2 000亿元。从农业产业链条纵向延伸来看，产前、产中、产后环节联系日渐紧密。2012年国家首次实施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补助项目，补助金额为5亿元，到2016年资金投入达到9亿元。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7.9万家，农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14.9万亿元。
2.3 农业物质机械装备改善，科技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灌溉面积持续加大，2012年增加至6 300万hm2，到2018年，我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超过130万hm2，新建高标准农田540多万 hm2。各类适于农民采用的农机具和农业机械得到较好推广。以联合收割机与拖拉机总和数量统计为例，1978年两类机械为58万台，到2012年上升为613万台，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869万台投入农业生产中，主要农作物耕种收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7%，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强度。
与此同时，我国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不断提高，由1978年的27%上升至2018年的58.3%，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作用日益凸显。其中，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农业科技园区的引领地位继续增强。进入新世纪以来，科技部批准的国家科技园区数量逐年增加、涵盖和辐射范围持续扩大。到2017年，批准建设国家级园区达246个，基本覆盖了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以政府投入为主体的公益型农业科技园区占比87%，2015年园区总产值达1.2万亿元，带动170万农民就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4.25万元/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0.1%，有力带动农民就业增收。
2.4 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日渐完善，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农业产业化组织数量增加，类型逐步丰富多样。2002年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9.4万多个；到2018年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分别达1 243家和8.7万家。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18年辐射带动农户1.27亿，农户年均增收超过3 000元，成为连接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重要纽带，极大带动农民参与市场化竞争。
农业产业化取得巨大成效，得益于新型农产品流通和交易方式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互联网+”与现代农业的结合，促进了产销对接和交易的便捷化，催生出了数字农业、订单农业、大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精准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2018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1.37万亿元，占全国网上零售额比重提升至15.18%，全国农村网商超过980万家，带动就业超过2 800万人。电商企业的“农村战略”开辟了消费品下乡与农产品进城的新路径，为解决农村“买难”和农产品“卖难”提供了新思路，实现了城乡农产品流通的优化重构，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也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新产业新模式蓬勃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新方法。
2.5 农民收入实现跨越式多渠道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日渐缩小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仍然要落实到农民收入的增长，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民收入整体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渠道和来源也更加多样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为134元和116元，2000年为2 282元和1 714元，收入与消费增速较为缓慢；而进入21世纪后，收入与支出变化明显，农民收入增加途径由集体性经营收入扩展到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领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收入保持持续较快增长。2018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4 617元和12 124元（图2）。2018年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分别占农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20%、2.3%、41%、36.7%。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由2013年的3.03下降到2018年的2.68。
图3 2013—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 脱贫攻坚取得重大突破，农民生活富裕程度有所提升
贫困问题是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的最大短板。当前我国农村的脱贫攻坚事业取得重要进展，成效显著。1978年我国农村绝大多数人口都处于贫困状态，贫困发生率高达97.5%，解决农村温饱问题十分迫切。1986年我国首次提出国家级贫困县的标准并确立了331个贫困县，1994年调整为592个，给予大量资金支持。到本世纪初，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49.8%。十八大以来，为了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即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1 660万人，比2012年减少8 239万人，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为1.7%，整体性、区域性贫困有所缓解，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程度下降，中国成为首个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减贫目标的国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 371元，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各县由以往的“争当贫困县”到积极摆脱贫困县称号，农民生活富裕程度、生活质量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增强。
2.7 农业资源保护取得新进展，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农业资源保护和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主要路径。通过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和农业绿色发展等五大行动，2015—2017年我国农药使用量已经连续三年实现了负增长，2016年全国化肥使用量首次接近零增长，2018年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为70%，农膜回收率达到60%以上，秸秆资源综合利用率达到83.68%，农业生产进一步向集约化方向迈进。预计到2020年，全国化肥、农药利用率将达40%以上，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率、农膜回收率将实现75%、85%和80%以上的目标，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将提高到0.55以上。
与此同时，我国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着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2018年全国农村公路里程达到405万km，是1978年的6.8倍，几乎所有的农村都修通了通村公路；截止2018年上半年，网络宽带覆盖的行政村比例超96%，贫困村宽带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6%；行政村4G网络覆盖率达95%。通过“厕所革命”、垃圾处理整治，2018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48.6%，90%以上的乡镇生活垃圾集中或部分集中处理。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农村基本实现全覆盖，农村体育文化设施、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3 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和问题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仍然面临着生产成本攀升、基础设施薄弱、农民增收困难、农业规模经营进程放缓、小农户组织分散和现代农业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
3.1 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低，现代农业增长动力不足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下，我国土地、资本、劳动力、科技等要素投入的质量和配置效率都处于较低的水平，粗放式的要素投入对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浪费和破坏，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低，农业前沿技术进步步伐缓慢。我国当前农村劳动力正面临着三个“断代”问题：即生产领域一线劳动力、基层农技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严重短缺。农业技术效率和农村人力资本效率都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根据高芸和赵芝俊研究测算，从1987年到2014年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1.9%，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2017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仅相当于第二产业的1/8，第三产业的1/4，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不及美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60%。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使农业生产陷入低水平、低质量、高成本的恶性循环，可持续增长动能不足。
3.2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靠天吃饭局面仍未根本改变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满足新时期农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部分农田水利工程配套设施不完善，年久失修、老化现象严重，农业灌溉体系资金投入总量不足、缺乏统一规划，抗灾减灾能力不强。截止2017年底，我国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一半，现有耕地中，中低产田占比超过6成，2018年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48，相比于发达国家0.8的平均水平，节水灌溉方式有待提升。水资源供需矛盾已成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3.3 我国城乡之间差距较大，发展不平衡阻碍现代化水平提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 251元，同比增长7.84%，而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 617元，同比增长8.82%（图4）。虽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处于逐步缩小的发展趋势，但依然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过去10年，我国人均财富年均增长率为22%，而农村的财富积累速度年均增长率只有11% ，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根深蒂固的二元经济结构体制造成城乡之间就业机会不平等、资源要素配置不合理，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条件、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居民消费和公共投入等方面存在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阻碍了城乡融合的实现，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障碍。
图4 2000—201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
3.4 农业规模化经营进程放缓，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受制约
农业规模化经营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是新常态下实现农业农村新发展的重要路径。但就具体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经营耕地面积由2000年的1 320 m2/人仅增加到2012年的1 560 m2/人，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前进步伐明显缓慢。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小农户大量存在且农业规模经营能力有限。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2.3亿农户，户均经营规模0.52 hm2，小农户仍然是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比达到98%以上。小农户对农业农村的依赖性强，土地流转意识较弱。截止到2016年底，我国没有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农户约1.6亿户，约占全部农户的70% 。2017年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35%，流转速度近两年放缓。第二，农田质量不高。据农业农村部统计，2011年至2017年我国建设高标准农田约3 700万hm2，2018年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超533万hm2，但未突破6 700万hm2大关，中低产田仍占我国耕地大多数。第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效果不明显，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弱且科技含量低，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多样化和优质化程度低。农业科技水平较低、农业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农业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和农民专业素质的参差不齐更是对提高我国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形成了制约。
3.5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未能有效衔接，持续增收能力受限
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小农户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但仍未能完全破题，小农户生产“碎片化”成为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方面，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与大市场的销售机制难以衔接，实现由产品到商品的转化困难。随着消费者和厂家对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越来越重视，小农户难以实现农产品的回溯、监督和保证农产品供给安全，无法与高质量、高标准的农业生产相匹配，持续增收能力受限；另一方面，经济实力弱小的小农户难以规避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而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不完善，使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构建进度缓慢。
3.6 农业农村金融服务能力较差，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和贷款难
我国农业金融服务供给压力突显，农业产业结构升级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融资渠道单一与金融服务方式不匹配是现代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两大突出问题。在农村金融领域，信用社是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村综合发展的合作金融机构，而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存贷比逐渐扩大，大量资金流入城市，农民很难从信用社得到贷款，70%以上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民间借贷来实现，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村，更难得到正规大型金融机构的支持。此外，新型经营主体融资需求多样化，但现有的涉农信贷缺乏大额化、融资期限长的金融服务，严重影响了现代农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4 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思路与途径
面对新阶段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出现的新特征与新问题，务必坚持高品质构建产业发展新体系、高水平创造农民美好生活新品质、高颜值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以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
4.1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构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体系
新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真正把农业农村发展摆在优先位置，补齐农业发展的短腿，补足农村发展的短板，要构建功能完整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体系与保障机制来确保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主要是做好“四个优先”。一是干部配备要优先，注重加强对领导干部“三农”理论与实践的培养，将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优秀干部充实到“三农”基层战线，更多了解农业农村实际；加强对农村优秀基层干部的选拔，对真正在农村干实事、为农民谋利益的基层干部给予奖励，纳入事业单位编制。二是要素配置要优先，通过深化制度性改革和政策调整，打通城乡要素合理流动渠道，逐步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共享互惠。三是资金投入要优先。建立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专项财政支持政策体系，坚持中央财政支出优先保障农业农村、中央预算内投资优先向农业农村倾斜、地方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增幅高于经常性收入增幅。用政府资金撬动更多工商资本投入农业农村。四是公共服务要优先，依托农村人居环境改造、脱贫攻坚，持续完善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推进城乡医疗、教育、卫生和养老等服务标准和制度统一化，让农村居民拥有享有优质公共服务的平等权。
4.2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继续完善农业三大体系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继续完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三大体系”。一是强化物质技术装备支撑来推动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建设。推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农业装备的深度融合，以实现农业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专业化，以发展先进适用、低排放、低污染、高能效和高效率的环保型农机产品为载体，提高农机产品的信息收集、智能决策和精准作业能力，提升现代农业生产水平。二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来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注重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的协调并进，推动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共同发展，提高农业经营的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和产业化水平。重点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要抓紧研究完善新型经营主体扶持政策，探索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解决“谁来种地”和经营效益不高问题。三是以市场化运作为导向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发展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支撑的农业“新六产”，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畅通供应链、完善利益链，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加速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4.3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原则，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坚定走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兴农之路。一是切实改变农业生产思想观念与政策支持导向，推进农业由增产向提质转变。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市场销路好的农产品，满足我国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的农产品需求。二是鼓励农业生产经营者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保护补偿政策体系。完善农业资源保护补贴政策，积极稳妥发展生态产业，建立健全绿色标识、绿色采购、绿色金融、绿色利益分享机制，引导社会投资者对生态保护者进行补偿，使得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互动关系更加协调。构建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农资产业体系，提高农业投入品的质量和加强对污染物的控制，提高资源利用的精准化和生态化。三是结合特色优势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创响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用更高的标准严格生产过程，建立完善的产业链条，推动特色产业的做大做强，使农民获得更高效益。
4.4 深化改革创新，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
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的决定作用，通过政策创新，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创造新环境、培育新动能。一是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与深化农村改革相契合，做好“多予”、“少取”、“放活”，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和体制机制创新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可持续的动力支撑和制度保障。重点做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健全农业农村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和制度规范、利用电商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我国农产品产销对接新体系、建立和完善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工作。二是推动农村自主发展并合理利用好外部力量，形成良性互动，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与提升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力。三是做好本地资源市场与全国资源市场，国内要素与国际要素的对接与综合运用。在已有合作的基础上，创新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农业合作持续发展。
4.5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动力，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当前，我们要客观正视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存在的新瓶颈新问题，提升农业科技服务水平和能力，加大农业新技术的推广能力建设。一是加大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支持力度，扎实推进科技力量整合和资源共享，探索建立需求导向、资源共享、创新驱动的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业企业的深度融合协同平台。二是要加快农业科研成果转化和推广力度，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健全资源配置和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形成有利于出创新成果、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新机制，不断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三是加大农业科技人才培养力度，一方面畅通农科大学生定向免费培养、定向基层就业、定向考核晋升的政策直通车，完善乡村农技特岗、“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基层就业人员的待遇和成长机制；另一方面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民经纪人培育力度，为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产业经营提供专门的、高质量的新生力量。
4.6 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
近年来,随着中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农民可持续增收的压力正在逐渐凸显，要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一是推动形成“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乡村产业格局[25]，把培育农民增收长效机制与短期稳定机制结合起来，为增收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政策支撑。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发展订单农业和社会化服务等方式，探索建立农户分享二三产业增值收益机制。深化农村“三块地”改革，让农民享受更多的农村土地增值收益。二是着力拓展就业富民道路，推动更多的农民工实现中高端就业。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从整体上提升产业层次，依托新经济、新就业，创造农民新的收入增长点。要立足农业基础，发挥农业农村的资源优势，引导农民在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生态产业、传统手工、农产品电子商务等领域，选准创业项目，走上创业致富的成功路。三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完善与高水平全面小康相适应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逐步消除城乡保障制度上的差异，缩小待遇标准上的差距，巩固提升富民工作成效。
4.7 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为重点，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多元投入保障机制
乡村振兴的实施，三农领域投融资需求强烈，为推进各类涉农项目的顺利开展，则应推动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激发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一是要引导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扩大对三农服务的范围，创新农业融资担保服务和配套服务。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去和千家万户农民打交道，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小额存贷款、支付结算和保险等金融服务，有效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二是规范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非正规合作金融机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定其合法地位，加强对其有效监督和扶持，使民间资金取之于农、用之于农。三是深化农村要素市场改革，为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逐步破除制度障碍。优先满足三农发展所需要素供给，鼓励社会资本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涉农业务，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农民办不了、办不好的领域。
4.8 以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为契机，打造农业农村新风貌
立足于区域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结合当地风土人情，避免盲目跟风，因地制宜选择优势产业，加快发展特色农业, 以乡村特色产业为载体，推动农业农村整体风貌的改造[29]。一是吸引各类人才参与特色产业，造就一批新农民。制定并落实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新创业政策，为各类返乡人员提供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解决后顾之忧，使其积极投身于乡村特色产业。未来农业从事主体将突破传统农民范围，新型乡村产业职业经理人、职业农民兴起[30]。二是促进传统农业的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新农业。加快发展设施园艺业、规模畜牧业、特色水产业，推进主导产业提质、特色产业扩面、多元复合经营，努力形成特色鲜明的现代农业结构。三是与建设美丽乡村相融合，创建幸福美好的新农村。乡村特色产业根植于农业农村，依靠乡村资源禀赋，可以凝聚农村多种元素。通过培育现代乡村发展综合性服务业，处理好特色产业发展与乡村社区发展的关系，农村将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实现现代化。
4.9 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把小农户纳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一是要进一步健全土地流转平台建设推动土地托管实现规模经营。一方面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平台建设，在各级政府建立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中心，建设土地流转信息库和流转信息平台，及时收集和发布土地流转信息；另一方面加大对土地托管的扶持力度，加强对土地托管的宣传培训，在农机具购置补贴方面，优先向土地托管服务组织倾斜， 给予适量优惠，鼓励其发展壮大。二是引导小农户开展合作与联合，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把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 提高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利用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引领小农户与销售市场进行有效对接，带动小农户共同购置农机、农资，推行统耕统收、统防统治、统销统结等服务。有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牵头组建区域型、产业型合作社联合社，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提升小农户合作层次和规模，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更好地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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