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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水映（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从要素资源配置角度理解乡村振兴和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党中央之所以把乡村振兴和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就是因为在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的同时，还清醒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发展水平不高、发展不充分、发展不均衡等诸多问题和短板。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较发达地区和部门要获得持续的市场和资源要素支撑，欠发达的部门和地区要盘活其资源存量，提升其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
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未来关键要素和资源空间在哪里？外循环只能起辅助作用，以消费为主的国内市场和资源激活才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目前的发展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还较低，人均所得约为高收入国家的五分之一。我们还有6亿左右人口消费能力不足，他们大部分在农村。乡村人口收入整体上一直只有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这部分人口及其关联的经济要素，是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相当于2个美国市场，6个日本市场，7个德国市场，8个英国市场。城乡均衡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后劲和内在韧性，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全局。
从经济学角度看，实现乡村振兴和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就是要在既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等条件下，由工业化和城镇化产生的效率优势的非农部门拉动，形成城镇和乡村经济要素基于市场机制的动态流动和优化组合，农村和农业部门生产者获得不断上涨的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农村和农业领域中的土地、劳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新的经济结构、新的技术条件、新的制度环境下不断重新组合，实现更高效率生产，居民达到更高消费水平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目标是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以期达到与城镇居民收入的相对平衡，过程实现的手段是乡村各类生产要素按照市场原则充分流动和重新组合，获得最佳经济效益，过程的客观结果表现为乡村经济活动的组织和效率得到改善，其劳动者创造的增加值与城镇其它部门大致相当。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在既定的资源环境条件下，解决这两个难题的出路在于：一是用乡村人口和农业人口的转移解决人的出路问题，即向城镇和非传统农业领域转移，二是通过城乡要素互通，激活闲置和低效资源，盘活资源存量，提高人均资源拥有量和利用效率，达到增收目的。这两条出路，其实可以归为一点，就是打通城乡之间以及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阻隔，让经济要素充分流动，在价格信号引领下优化组合，盘活闲置和低效资源存量，通过涓滴效应，让其收益直接惠及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中低收入阶层，发挥乘数作用，克服“马太效应”所导致的消费紧缩恶性循环。概言之，要素流动，特别是乡城之间的经济要素双向流动，形成互通格局，是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直接抓手。
通则富，互通则共富
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出发点有二，一是促进经济发展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迈进，二是城镇带乡村，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都充分证明，我们已有的成就，得益于城乡经济要素流通梗阻的打通，而目前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局，根源于城乡经济要素流通还不充分不顺畅，破解这些困局的钥匙，有赖于从更深层次清除城乡经济要素流通梗阻，建立和完善通畅的经济要素互通制度架构和政策体系。
第一，土地承包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开启了土地和劳动力流动的闸门（种什么、怎么种、谁来种），更加重要的是为农地后续的流转和三权分置创造了条件。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要素之一，通过制度安排变迁，实现了利用方式的流动，极大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和劳动力利用效率，真正把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庞大的农业劳动力摆脱“以粮为纲”的桎梏，由市场引导进入城镇和农村非农业生产领域，形成了中国制造业兴起的独特人力资本优势，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第三，数以亿计的乡村人口流入城镇，推动了四十余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从改革开放之初不到20%到目前超过60%，其主要推动力就是乡城人口迁移和流动。作为经济要素中最为活跃的人的流动，为城镇非农产业发展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为城镇经济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消费支撑。
第四，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农地被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拉大了城市化发展骨架，初步形成了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京津冀城市圈为龙头，遍布全国的近20个城市群错落分布的格局。盘活了资源，提升了国土价值。
第五，资金、技术、人才等经济要素从大一统的占据经济总量绝对份额的国有和集体经济成分中解放出来，在外资、民营以及其它混合经济成分中找到成长空间，形成相互融合和竞争的局面，极大提升了我国的经济活力和抗御风险的韧性。
但审视我们目前面临的发展不充分、发展不均衡、发展后劲不足等一系列突出难题，不难看出，已经初步形成的城乡经济要素流通，整体上还是浅层次和单向的流动，没有形成整体的、互动的循环和互补互促的格局，经济要素流动应该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没有有效地彰显出来。
首先，目前的经济要素流动还在一些领域、一些区域受到梗阻。多年来，一提到开放，首先想到的是对外开放，其实国内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也存在开放的问题。地区封锁、行业壁垒、进入垄断等现象并非鲜见。这些梗阻不除，经济要素就无法真正盘活，市场机制带来的利益就难以惠及乡村和弱势农业。
其次，目前的经济要素流动在许多方面还呈现为不完全的、浅层次的流动，没有产生经济要素流动带来的化学反应。比如乡城人口向城镇流动，我们从这个巨大的洪流中获益甚多，但这种流动是以一种不稳定、不完全的方式进行的。所谓不稳定，是数量巨大的乡城流动人口虽然表现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其真正融入城镇还存在很多障碍，这种要素流动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效果可能消于无形，甚至产生负面影响；所谓不完全，就是在众多作为“活”的经济要素的乡村人口流入城镇后，与之相关联的“死”的经济要素，如宅基地、建设用地、农地等其它要素，未能有效地流动起来，未能达到要素优化组合产生最佳经济效益的效果。
再次，目前的经济要素流动，还呈现出单边、非均衡格局。我们的城乡经济要素流动基本格局是从乡村向城镇，从农业向非农业的单向流动。少部分资金、技术、人才向乡村和农业部门流动，主要依靠政府推动，没有形成以市场为主体、社会资源自觉行动的格局。在经济要素单边流动的背景下，农村和农业部门的经济要素又未能及时跟进优化组合，导致这些区域和部门在要素的“虹吸现象”下严重“失血”，并产生“马太效应”，削弱了发展能力，强化了发展不均衡的格局，最终也损害了城镇和非农业部门的持续发展能力。
要素的流通，带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发展的机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通过要素流动，让农业和农村累积的经济要素在更加广阔的、能够获得更高边际收益的市场发挥作用，可以称之为“激活效应”；二是通过要素流动，让乡村和农业的要素（其中包括从地域和行业外部流入的要素）在新的条件下重组，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产生更好经济效果，从而追赶城镇和非农业部门发展水平，达到均衡发展效果，可以称之为“提升效应”。在“激活效应”和“提升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才能达到进一步繁荣城镇并且带动乡村的目的。因此，只有双向的、互动的要素流动，才能真正激活要素和提高效率。这就是通则活，互通则共富。
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城乡和工农经济要素互通互促
实现有效的城乡和工农经济要素互通，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有效的途径和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在已有的基础之上深化改革。
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实质上就是要形成多元的、活跃的市场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框架下，由市场信号引导，配置资源，优化组合生产模式，实现发挥各类资源的最佳边际效益。这也是实现城乡和工农经济要素互通，达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必然要求。
激活和推动经济要素的流动和重组，必须深化改革。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市场之力，发挥其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要营造市场选择、公平竞争的透明制度环境，清除梗阻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各种制度、观念和利益羁绊，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规范、透明、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经济要素流通信息灵敏、快速有效的物理通道，规范服务经济要素无障碍流通的社会通道，降低经济要素流动的社会交易成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要通过政策体系的构建和引导，拓展和深化经济要素流动渠道，消除一切要素流动的藩篱。
激活和推动经济要素的流动和重组，应该以“人”为中心，通过“人”这一最活跃要素的流动，带动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流动，又通过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流动，促进人口流动和人口布局的进一步优化，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人口、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的互通，这也应该是城城之间、城乡之间、乡乡之间的互通。
所谓城城经济要素互通，就是要克服少数中心城市单向虹吸周边中小城市经济要素而形成的“大树下面不长草”格局，通过构建城市圈带和城市群，以规划同编、产业同链、交通同网、金融同城、科技同心、市场同体、生态同建、污染同治等手段，实现城市群内功能布局分工，产业布局耦合，经济要素双向和多向互动，增强中心城市的向心力和辐射力。这样既可以克服少数中心城市经济要素极度密集带来的发展成本过高难以为继的现象，也带动域内中小城市均衡发展，提升区域发展综合实力和韧性。
所谓城乡之间经济要素互通，一方面是要在已有的改革和发展基础上，打通制度瓶颈，疏通乡城流动人口融入城镇的最后环节；另一方面是要疏通城镇经济要素向乡村和中小城镇辐射通道，实现要素下乡，资源重组，产业提升，人口进城，在更高的水平和更高的质量上实现城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更多强调前一方面，对后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目前我们对城镇要素下乡，或多或少还存在一些顾虑，也设置了许多门槛，比如对城镇资本进入农村农业和非农业领域，对城镇居民进入农村建设用地和住宅市场，都是持消极和抑制的态度，这是不利于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城市居民老龄化日益严重，存在庞大退休养老群体，他们多数人嫌弃城市房价太高、交通拥挤、空气污染、食品不安全，希望回到宜居的乡村小镇安心养老。也有城镇青年希望通过新业态、新技术嫁接和改造传统农业，在乡村的广阔天地创业。我们不妨顺应这一趋势，在守住基本农田数量和质量红线并且坚持“农地农用”的原则下，放开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市场。在现有农村居民宅基地确权和基本农田认定的基础上，建立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异地置换和交易机制，农地复垦保障耕地数量和质量机制，乡村中小城镇规划和人口迁入机制，以农村地区县城和中心城镇为主要依托，开辟城镇化发展的第二战场，将广大乡村分散人口向中心城镇聚居，逐步减少直至最终消除“空心村”现象，腾出产业化和规模经营空间。鼓励城镇经济要素下乡，通过最有活力的经济要素，撬动更大规模的要素流动，激活农村资源存量，在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上促进城镇化向纵深发展。
乡乡之间经济要素互通，就是要突破目前乡村经济要素画地为牢、流动不畅的制度性障碍。在地、山、水、林、草、湖三权分置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培育和激活要素市场，实现资源资产化、权利股份化、农民股民化，彻底打破普遍存在的农业要素必须在同一村级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流动的制约，扩大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空间，为规模经营和提高农民收入营造适宜的制度环境。（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1年10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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