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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珺(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读《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
作为一本讨论性的文集，“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是2006年中国文化论坛的主题，该书收集了在论坛上宣读过的全部文章与现场的圆桌讨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这两个命题，其实都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有关。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构建文化自主性，找回中国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本文将从文化自觉提出的时代背景、中国文化的核心出发，探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之间的关系，以及新时代如何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实现文化自信。
一、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费孝通先生在其晚年87年岁高龄时明确定义了“文化自觉”这一观点：“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复归’的意思……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在这一定义中的关键词是“自知之明”，我们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看清他人的优点与缺点较为容易，但是放到自己身上可能就是“雾里看花朦朦胧胧”，从而陷入自卑或自大的困境之中，在文化层面亦如此。“只有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人们才能避免盲目的自卑与自大，真实地理解我们置身的这个多样性的世界及其面临的挑战。”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后，文化自卑与文化自大这两种文化情结就互相纠缠、互相冲突，3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精神状态。在极度自卑的情况下往往表现为“全盘西化”的倾向，在极度自大的情况下表现为“文化复古”的倾向，文化自觉既不是“文化回归”，也不是“全盘他化”，而是处于“自卑”与“自大”两个极点的中间，取其为中，知道过去创造了怎样的文化，尊重肯定自身有价值的精神追求，同时也能够清醒觉察到自身文化存在的局限性。
1.“文化自觉”提出的时代背景
在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中国文明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正如书中总序部分提出的，“自觉”产生于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产生于对当代世界的历史形势及其未来趋势的全面把握，4连接的是过去、现在与未来。
从历史看，20世纪前半叶，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为一个问题：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近代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不仅意识到自己技术、制度不如人，更陷入了强烈的精神危机，觉得传统文化存在瓶颈，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罪魁祸首，迫切需要革新，于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此同时，一部分有识之士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具有其独特性，不是简单的单向度发展历程，因此强调传统文化的回归。“文化自觉”虽然是近两百年来的经典命题，但在五四时期逐渐成为了讨论中心。
从现实看，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的逻辑和同质化的趋势。5由于西方中心论的盛行，西式现代化似乎成为唯一的社会发展模式，于是我们正在丧失文化自觉性，文化越来越不自觉。然而“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国的变革必然是一个立足于自身的传统和现实而展开的变革与创新的过程6，”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现成模式，否则将导致灾难。
从未来趋势看，费老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觉”这一命题，更多的是着眼未来，如何立足自己的历史传统来夯实自己的发展道路？信息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加快，地球越来越小，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将会不断接触交流，互相碰撞融合，尤其要提倡文化自觉，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文化与其他的文化。对文化自觉最好的解释，莫过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只有真正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对于他文化怀抱尊重之心，求同存异，以包容的心态而非强行取而代之，才能保护好文化的多元性，提升文化自信，最终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对何种文化自觉？中国文化的核心
我们提倡“文化自觉”，首先心中要明晰，对何种文化自觉？即中国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虽然至今并没有一个教科书式的唯一答案，本文大致可从“乡土”与“儒家”两大层面进行总结分析。
一是乡土文化又不止乡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不在别处寻，就在乡村。“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不止费孝通，上世纪一些知识分子也一直强调中国社会的乡村本位，比如梁漱溟。“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8乡村社会是母体，物质和财富的生产都是立足于乡村，也是社会和国家道德、伦理的源泉，城市只是官僚和商人客居的地方。9古时常说“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在城市仕途取得成功后，一般都要回乡修豪宅、祠堂、兴办学校，城市财富与资源是以流向乡村为归结的，中国的士大夫也多是来自农村，仕途往往通过宗族和氏族的扶植和庇护，而他们仕途上的成功也可以反馈给氏族和地方，因此城市可以被看成是乡村的衍生和延伸。“中国传统文化源自农村，礼失而求诸野，乡土中国仍然保持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汁，从乡土中寻找中国现代性的智慧，是一条可能的路径。”
但这是费老在90年代以前的思路，90年代以后他认为“乡土中国不应该是中国文化的完整图景，只不过是它的一个局部。”因为近代开始，中国的城乡关系开始逆转，乡土本位转变为城市本位，乡村的衰落与城市的扩张此消彼长。以乡村为本位的物质和财富的生产和贸易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的近代工业的生产和贸易。“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的变迁也始终根植于物质生活的变迁。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推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不断变革，农民由农业向非农职业不断分化，乡村人口结构、家庭结构、人际结构由农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跨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文化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三个重要来源，缺一不可。
二是儒家文化又不止儒家。过去一段时间，人们常把儒家文化当成“中国文化”的同义词，“两千余年来中国之风教文化，孔子实为其中心。”韦伯甚至将中国儒家文化看作一种宗教，认为儒教伦理在中国文化中表达得最为充分。那么将早期儒家思想的历史语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做出了最强有力解说的莫过于费孝通，他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著作中就充分展示了“礼治”对于传统乡土中国的重要性。礼的功能在于防止因利益、激情甚至无知而导致的各种名分的僭越，它维系着家庭/家族乃至整个政治制度的稳定。因为亲子关系、夫妇之爱等自然情感无法独自作为坚实的社会基础，这种自然情感延伸有限，只局限于近亲属或近邻，而且这种情感有时还会改变，从而导致利益共同体无法继续。所以人不能仅仅依靠自然情感，而必须有所超越，超越的方式之一是制度化、规范化、礼仪化。18当然，费孝通是辩证的，既有对“礼治”历史功绩的适度赞扬，有隐含着对“礼治”的批判以及对“礼治”未来的预测：在如今这个变迁很快的时代，法治必将取代礼治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治理形式。19因此北京大学教授苏力认为，费孝通“在现代中国社会真正延续和拓展了儒家思想”。
但需要明确的是，儒家文化属于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又远远不止儒家，“文化自觉甚至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还有道教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单一的概念，而拥有多元性的特点，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动态过程，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所谓文化自觉，你可以用任何一种精神资源，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当所有资源在你身上被你使用的时候，你本身的主体性没有丧失。”
二、文化自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文化自信并非一个独立的概念，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的提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叠加，凸显了文化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文化自信提出的背后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历史，以及由于中华文化自身所特有的包容性而不断容纳大量的优秀异域文化资源。
1.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
“三个自信”是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随后在2014年2月24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014年3月7日，他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贵州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些表述都突出强调了文化自信的基础和根本性地位。缺乏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会失去精神根基，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016年6月28日下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三次学习时强调，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相并列。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不仅再一次把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相并列，而且对文化自信的内涵、文化自信与其他“三个自信”的关系、为什么有文化自信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释，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标志着我们党由“三个自信”发展成为“四个自信”，拓展了原先“三个自信”的文化内涵，此后，在每一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强调“四个自信”。
文化自信必定建立在国力强盛的基础上，“只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长期富裕和强盛，人民的安居乐业，才能真正强有力地表达其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归根结底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表明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实践探索中取得的惊人成就。
另一方面，文化自信也是综合国力强大的表现。坚定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从历史上看，凡是文化繁荣昌盛的朝代，也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的朝代，如盛唐时期；而不重视自己文化的王朝，最终只能走向衰亡，如秦王朝的“焚书坑儒”。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文化的繁荣发展是一个国家最深沉的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时代，文化的重要作用及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而深刻。
2.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如果说文化自觉主要从理性“知”这一层面强调对中华文化的准确认知，既不过分拔高也不妄自菲薄，“知道昨天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今天面对着什么样的文化，明天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文化”；文化自信则更多是知、情、行的统一：从感性“情”这一层面强调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与充分肯定；从实践“行”这一层面强调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文化自信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认识，关键在于在新时代怎样实践？与时俱进而非墨守成规。因此我们说，文化自觉是前提，文化自信要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既有助于克服文化独尊和盲目文化自大, 也有助于克服文化自卑和文化盲从。”26尽管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二者之间似乎只存在一字之差，但其内在地隐含着一种转型，是对自身周遭处境自觉之后的自信。
文化自信源起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文化自信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不断的探索和研究中锤炼出来的。这种自信早期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胜利之中。自从1840年英国第一个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社会就此进入了一段水深火热的时期，由此大批仁人志士开始走上探索各种救亡图存的道路，因为没有找到科学理论的指导都以失败而告终了。但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8。马克思主义成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武器，这是中国共产党明智的抉择，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选择，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本本，没有可以套用的固定模板，而是鲜活的思想武器，是需要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过程，从文化不自觉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的发展历程。
文化自信源起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传统，深深扎根在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其中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与价值理想，也是文化自信的根本和底气所在。
三、如何实现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作为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并延续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虽然伴随着民族兴衰、国运沉浮，不时交替出现“自卑”和“自大”两种倾向；随着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更加需要我们站在文化自觉基础上，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将来。实现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关键是以理性客观的态度进行文化反思，对内“认识自己”——正确看待自己的文化，对外“理解他人”——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
对内——“认识自己”
“文化自觉的第一步就是用客观的、冷静的，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来评估我们自己的文化资源。”30首先要自己认识自己，才能让人家来认识我们，我们去认识人家，科学的相互认识是人们建立和平共处的起点。正如费孝通曾提出的，要“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面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所以自觉地“认识自己”是准确“理解他人”的前提。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如何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对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做双重批判，是对内“认识自己”的核心问题。现代化当然有很多问题，如市场经济的侵入，现代传媒、消费主义文化在农村广泛传播等，破坏了村庄原本稳定的社会共同体结构，破坏了农民的稳定感与对未来的长远预期；但显然我们不能跳开现代化，这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经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内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文化传统的传承，更重要的是植根于普通百姓一代一代在日常生活经历中的“言传身教”。32但显然仅仅依靠传统文化思想在当代实践是不够的，因此“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33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实现“继承创新”。
对外——“理解他人”
文化自觉应该在同他者的对比中间才能体现出来。“任何一个人或一种文化都植根于乡土，在面对强势的异文化支配时，都会产生类似“文化自觉”的呼声。”34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与世隔绝，都需要从其他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考验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越是自信，就越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越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互动交流中得到丰富发展。在与外来文化交往过程中，关键是做到“和而不同”，即既借鉴，又保持主体性，不被全盘西化；同时吸取世界一切优秀文明的精华。“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各国各民族都应该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只有广泛消化、吸纳一切外来优秀文化成果，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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