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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建林（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民主必然与多样性和差异性相伴随，因为民主的精神在于尊重与保护个人的独立表达与自由选择，从而激发并展现多元的样态，但民主要成为一个国家政治生活有效运行的基本制度，必须能够从差异性中形成基本共识。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无论是民众还是精英，在价值选择与利益判断的谱系中呈正态分布，即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数众多，而处于两个极端的较少，具有差异的各方易于妥协而达成共识。民主制度的最大隐忧是多样性的反向分布状态，即居中的温和派较少，而更多的公民分别聚集在谱系的两个极端，且双方不断地自我强化而僵持不下、难以妥协，这就陷入了政治极化的困境，它是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从原则上看，政治极化本身并不违背民主，却伤害了民主。
不幸的是，20世纪后期，欧美发达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极化，美国政治极化尤甚。由此，政治极化问题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研究的热点。当然，美国的政治极化不只是反映美国自身的政治与社会危机，更不是中国的利好，相反，其危害也会波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人们意识到并已经感受到，美国政治极化加剧而引起的战略调整（如技术封锁、逆全球化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国内学术界正加大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研究力度。
本文试图在经济与阶层分化研究路径和政治与制度调整的研究路径之外，基于美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特征及其演变来解释美国的政治极化，该解释路径不只是经济分化与制度调整研究路径的补充，在某些领域（如种族与身份政治、生育与性别权利）的极化研究，它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01、美国政治极化及其主要研究路径
极化，“既可以被视为一种状态，也可以看作一种过程。是否将一个既定的分布定性为极化分布通常是一个判断问题”，如果将共同体中全体一致的状态视为作为基点的理想状态，那么，随着从这一状态中走出而形成的差异和对立的增加，其极化也在增加。而当政治观念和政策立场之间的差异发展到针锋相对、无法共处，共同体的制度无法协调双方的对抗而只有超出制度的力量而使用暴力解决冲突时，政治极化也就达到了最高值。如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爆发前夕，南北双方在奴隶制存废问题上势不两立，并发展到兵戎相见，此时的政治极化即达到峰值。
对于美国政治极化及其程度，我们既可以采用质性的经验描述方式，也可以采用量化的统计分析方式来确定。
当基于直觉和经验而描述政治极化时，通常从政党、国会、选民等多方面将政治极化解释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倾向上出现异质和对立，而且两党内部的同质化和内聚力增强；在国会辩论与投票中，温和人士少，党派意识强，往往出现一党多数与另一党的多数相互反对的情况；公众的政治观点和态度远离中立而分化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总统选举中，出现红色州与蓝色州之间的对峙，在总统和国会选举中，选民不是基于中立，而是基于党派倾向只支持本党候选人。
对政党极化、国会极化和选民极化的这种解释强调的是两极分化且双方内部高度凝聚，即把政治极化理解为政治“观测值的双峰分布”。政治极化的量化研究通常是统计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重要问题上显示出来的差异程度，如根据议员的记名投票分值来衡量其意识形态得分，从最保守到最自由从-1分到1分之间确定其分值，用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平均分值减去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平均分值，即是反映两党极化程度的得分。
无论是根据经验描述还是量化统计，也无论在政治精英、政党还是民众层面，政治极化已成为普遍认可的美国政治特征。
事实上，政治极化并不是当代美国政治的新现象，在150多年前的美国内战前夕就已出现政党极化，在内战结束之后呈现缓和。随着19世纪末美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和发展，特别是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引发两党在遏制危机措施上的争执，美国再度陷入极化状态；“罗斯福新政”的成效促进了两党的“新政共识”，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苏联的外部威胁使美国两党在对外政策上取得一致，而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主义”也缓解了两党在国内政策上的分歧，由此，美国暂时进入了妥协与共识时期。
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新政”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问题逐渐暴露，经济滞胀和民权运动兴起激起了两党的分歧与争议，党派斗争加剧。共和党先是赢得了美国南部保守派选民的支持，后又争取了宗教保守派的选民团体，两党争夺由地理区域扩大到文化与宗教道德领域。里根总统在其任期内（1981～1989年）进一步促进了共和党的右转，从而与左转的民主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加深。特朗普总统上任后（2017年），将美国政治极化推向了一个新高度，温和派不断减少，党派归属的力量不断聚集，致使在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移民、文化多元主义等重大问题上引发了深刻的争议和政治震荡，甚至因为两党难以及时就预算案达成一致而导致政府关门。曾经推崇美国式自由民主制的学者福山也感慨，“自19世纪末以来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从未像今天这样极端”。
关于当代美国政治极化原因的研究，学术界多采用经济上的阶层分析和政治上的制度分析，并取得了大量成果，加深了对美国政治极化的理解。
政治极化与经济不平等或贫富分化之间的关系首先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从原则上讲，一个人的政治态度通常会受到其收入和财富水平，尤其是相对收入和财富水平的影响，穷困的选民和富有的选民对税收、医保、福利等政策的看法必定存在分歧，两党为了争取各自的选民而采取各自的政策。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美国政治极化的经济基础。
这一理论假设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证实。麦卡蒂、普尔和罗森塔尔以具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证明：“大众选民和国会议员之间的极化趋势与国民收入不平等趋势一致”。在联邦层面，“当收入不平等加剧时，美国众议院议员和参议员之间的记名投票两极化加剧”，在州层面，“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州，民众中的民主和共和身份更加两极分化；州民众的两极化和州收入不平等同时转化为代表不同政党的美国参议员的极化行为”，“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是州收入不平等的一个函数”，由此可得出结论：在美国政治生活的舞台上，“收入不平等和政治极化是一对舞伴”。经济上的利益与阶层分析固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也存在局限。并非在任何议题和政策问题上，民众的立场与态度都由其收入与财富水平决定。事实上，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近一半政策议题在收入水平不同的阶层中获得了大致相同或相近的支持率，民众对这些议题的支持与否跟他们的收入水平之间并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民众的政策态度与选择，不完全受到经济利益的考虑，同时也受到道德与价值观的影响。
政治上的制度分析法也是政治极化的重要解释方法，尤其是在探讨美国国会极化加剧的趋势时，人们往往将其归因于“国会选区重新划分”的制度调整，鉴于大量人口转移城市而导致不同选区的议员所代表的选民数量差异过大，196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贝克诉卡尔”（Baker v. Carr）一案中作出裁决：各州应通过每10年的人口普查，重新划分选区，以解决议席分配不公的问题。但各州议会的多数党按照有利于本党的方式进行选区划分，同时，在联邦众议员的推动下，建立有利于本党议员的安全选区。两党各自安全选区的出现，减少了优势党派在选区内的竞争性，使极端的候选人能够当选，同时，安全选区增强了优势党的同质性而使温和派丧失影响力。这种制度分析无疑有效解释了选区极化与国会党派极化现象，但制度调整对政治极化的影响并不是孤立的力量，它无非是通过聚合具有相同价值观的选民压制其他价值观的选民而实现的，也就是说，制度与规则的调整效果来源于对不同价值观的选民进行重组。所以，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对于美国政治极化的解释始终是无法绕开的因素。
02、政治极化的文化根源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美国政治极化的解释越来越集中于文化因素，这里的文化是指广义的，既包括世俗的道德、价值观和生活观念，也包括宗教观念。肯尼思·沃尔德和克莱德·威尔科克斯曾强烈呼吁政治科学家要“重新发现”“信仰因素”，加大对文化、道德价值观和宗教的研究力度。事实上，社会科学领域的一大批学者聚焦于与文化之战相关的世俗价值之间、宗教之间冲突的主题研究。
这种研究重心的转变与美国社会在文化、道德价值与宗教上的纷争和冲突上升为美国政党、国会与选民结构变化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息息相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宗教团体、种族、民族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阶级力量而成为美国选举变化与政治极化的社会基础，以经济为主导的竞选议题转变为堕胎、同性恋权利、移民政策、身份认同和族群权利等议题，文化、道德与宗教等“信仰因素”“在公众舆论和整个美国政治中具有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美国建国初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宗教冲突问题，当时的美国是一个新教社会，福音新教成为多数公民的宗教信仰，该宗教信仰与宗教道德主导着人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天主教和犹太教移民的不断涌入打破了新教主导的美国社会，三大宗教并存使它们彼此之间无法避免紧张和冲突，但绝大部分美国民众在自由、宽容的社会环境中还能保持自我克制而相安无事。到了1960年代，激进自由派开始挑战美国传统宗教与道德，追求前卫和新潮，要求尊重同性恋、堕胎、胚胎干细胞研究等权利，这些激进要求引起宗教保守派的强烈反感。由此，不同教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反而被抑制，而宗教保守派和激进自由派之间的矛盾则凸显出来。
在世俗文化与道德上，多元主义观念的兴起及其引发的争议则成为美国文化冲突的焦点。美国是一个独特的移民国家，其活力和困境最终与移民不无关系。移民的不断流入使美国成为种族和民族最多样化的国家，不同种族和民族在其历史传统、习俗、语言、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着差异，美国面临着多种族多民族的共存与融合问题。美国在其建国和发展初期通过“熔炉”观念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来自英国的犹太移民赞威尔（Zangwill）热情颂扬“熔炉”的方式，并最早积极地推动“熔炉”过程。但是，到了1960年代，首先是黑人，后来是美洲原住民、亚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对“熔炉理论”提出挑战，他们质疑“熔炉”背后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同化主义”的本质。为什么在一个“以种族和文化多样性为特征的国家的公民”都必须抛弃自己的独特性而融入“盎格鲁的统一的大熔炉理想”中？质疑之声所唤起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不仅进入了美国大学课程，而且激发了1960年代非裔美国人领导的民权运动。
“成为美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身份政治问题自民权运动后越来越成为困绕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难题。在种族和文化日益多元的现代国家，文化多元主义者力图开创新的解释方法，在他们看来，要真正理解“成为美国人”的恰当含义，必须摒弃种族或民族之间的优与劣、先进与落后的观念，摆脱以欧洲为标准的范式，将“成为美国人”解释为：“对不同的族群意味着不同的事情”，承认差异并尊重差异。文化和种族同化主义者坚持他们的立场时，却忽视了美国的人口现实，“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由有色人种组成：12%的非洲裔美国人；10.2%拉丁裔美国人；3.3%亚裔美国人；和1%的美洲原住民。到2050年，盎格鲁人和有色人种的人口将几乎持平”，面对当代美国的人口结构，激进民主党派的克林顿曾在美国总统就职演说时强调：每一代美国人都必须定义“成为一个美国人”的含义。
在一定的意义上，美国自由主义本身并不排斥文化多元主义，甚至为文化多元主义提供了某种思想基础，它承认不同种族和民族及其文化的差异，并容纳差异，主张差异的合理共存。但古典自由主义（或保守自由主义）接纳文化多元主义的前提是：坚守基于新教信仰和个人主义、平等、自由、法治等核心价值的美国主流文化，少数族群或民族文化必须尊重美国的主流文化，并被纳入这种主流文化所建构的价值共识框架中。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文化多元主义变得更为激进。激进文化多元主义者不只是维护少数族群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存在，而更加强调少数族群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完全平等，否认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否认不同文化在价值上的高低之分。甚至基于文化相对主义，以少数族群的群体身份在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和照顾，力图在个体公民普遍平等的基本权利之外，要求维护少数族群文化的政策优待。激进的文化多元主义者常常站在少数族裔和群体立场上而指责西方文化的缺陷，却将对少数族群文化的批评视为歧视和“政治”错误。
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文化多元主义还只是温和的，并处于理论探讨阶段，那么到了20世纪下半叶，文化多元主义则演变为挑战美国主流文化和传统共识的激进主义，并走进美国民众生活，推动民权运动，提出双语教育、双重国民身份等政策要求，从而引起美国社会广泛的文化之战。这种文化之战又导致美国党派分裂和政党重组，最终引起严重的政治极化。
当社会在某种理念或政策上发生分歧和冲突时，这种社会分歧和冲突必定会反映在政党内部而引起党内的派别之争。当党内派别之争还不至于达到引起政党分裂的程度，在两个不同政党内持相同观念的派别会超出本党限制而相互联合，从而为两党合作建立了通道。但是，当党内派别之争引起政党分裂时，两个政党根据理念与政策的差别而发生重组，其结果是，重组后的两党内部获得了同质性，但两党之间则更为异质，党争更加激烈，政治极化也随之产生。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两党之间的政治极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文化多元主义引发的两党分化和重组而导致的。种族问题和黑人民权运动促使南方民主党和南方共党的众多党员联合，北方共和党与北方民主党的党员联手，重组后的民主党以文化多元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选择，而重组后的共和党则将反对文化多元主义的保守立场作为自己的政治理念。由此看来，文化多元主义冲突是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文化根源。
03、政治极化的意识形态根源
意识形态分析与文化分析通常交叉重叠，甚至被视为同一种分析，但本文所作的文化分析侧重于对基于特定民族、种族、语言和习俗而形成的特定宗教与道德观念的分析，而意识形态分析则侧重于根据对现代性的理解所形成的不同价值观念的分析。
与欧洲相比，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美国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界线模糊，人们难以判断它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因为美国社会更为多元而开放，而政党并不是一种具有强大自我建构能力并致力于改造社会塑造民众价值的政治力量，相反，它是适应自由社会并成为人们进行政治自由选择的选举工具和竞选平台。美国政党没有明确而稳定的纲领，不会对成员的思想与行为进行纪律约束，党员管理松散，选民进出自由。美国两党都无法强化党派意识，民众对党派也不太信任，通常约有一半的选民是无党派选民，而且在选举时一个党派的党员可以将选票投给另一个党派的候选人，该党派不能对党员进行纪律制裁，公民自由高于党派归属。两党都是由思想多元的多派别组成。“在1940到1960年代之间，民主党是一个由南部保守派和北部自由派组成的意识形态多样化的联盟；共和党则主要由北部自由派、北部中间派和南部保守派三大选民团体组成。”在美国政党政治中，跨党联盟和跨党投票是常见现象。
美国两党意识形态界线不明，甚至相互重叠。但整个美国社会还是存在意识形态分歧和差别的。自1860年以来，美国就出现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但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基本价值上并不存在原则性的分歧，它不过是古典自由主义内部的两个派别，其中自由主义派别更强调平等，保守主义更强调自由。这两派的共同作用维系了美国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使美国既不至于通过强大的权势和对每个人的限制而强制实现社会经济的平等，也不会因为个人自由和自由竞争而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这两个派别的牵制与平衡使美国社会内部具有差别和分歧的各方能够在较为稳定的框架内寻求共识，不同的社会组织能够合作。
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平衡被罗斯福新政打破。罗斯福新政推进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调整，强调通过税收实行收入再分配，正是这种新的政策实践孕育了后来的现代自由主义（即左翼自由主义）。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政府干预经济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经济发展放缓，阶层分化，社会矛盾加剧。
由此，新保守主义（即右翼保守主义）这一反对派应运而生。现代自由主义坚持女权主义、平等主义、同性婚姻合法化、堕胎自由、接受非法移民、自由贸易、全球化等。而新保守主义则强调白人至上、反同性婚姻、反堕胎、反移民、贸易保护、逆全球化等。这两种意识形态对于政府的经济社会责任和政治权力边界的观念相互对立，现代自由主义提倡政府的经济干预和对弱者的保护，却反对政府对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及其道德的干预，而新保守主义则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但要求政府发挥维护社会生活与私人生活道德的作用。
现代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上的看法各执一端，两者在政策议题上的对立源于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这种意识形态的分裂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任期（1981～1989年）内得到了彰显和巩固，在90年代克林顿任期（1989～2001年）和20世纪初奥巴马任期（2009～2017年）内进一步激化。
一方面，美国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随着民众意识形态异质性的增加”，现任者和候选人的“极化程度也在增加”，因为当选民意识形态极化时，两党竞选的成败更多地取决于意识形态调整，而不是财政捐助、志愿者和利益集团支持等其它因素。竞选活动的最主要方式是动员和劝说，动员是鼓动那些已经支持自己的选民，而劝说主要是说服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在通常情况下，候选人会在动员与劝说之间取得平衡，但当选民意识形态极化时，要赢得选举，候选人在其选区中必须偏离选民的中位数，采取更极端的立场而动员和吸引那些党派活动家、竞选贡献者和意识形态极端的选民，由此而获得的竞争资源足以弥补偏离温和立场所带来的损失。
反过来，政党的意识形态极化也直接影响选民的政治认同与立场。当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模糊不清而无法辨识时，选民的政党认同和政党归属也被淡化，或者成为独立选民，或者跨党投票。但是，“自1980年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领导人和活动家使选民更容易认识到各党派立场的差异”，于是选民更多地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而选择一个政党，“其结果是选民在意识形态上重新调整对政党的忠诚”和政党认同，当然，民众的政党认同也受到总统选举中特定人选和政党绩效的影响，但这些只是短期影响因素，却无法解释选民政党认同的长期变化，影响选民政党认同和政党忠诚的长期而稳定的因素则是选民的政策偏好及其意识形态倾向。政党意识形态的极化激发了选民的政党认同，加强了选民的政党联系，最终导致选民的政治分化，并进而使美国由“以候选人为中心的政治”转变为“政党政治”，使选民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大投票阵营。
由此看来，当代美国现代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分裂导致政党的政治极化和选民的政治极化。而政党极化和选民极化存在互动效应，从而使整个美国社会出现政治争斗与政治裂痕。
04、结语
值得肯定的是，政治极化激发了选民的活力，刺激公民的政治参与，加强了政党凝聚力，培养了具有连贯一致性的意识形态信仰的老练选民。但政治极化将带来更多的不良后果。
首先，它损害了美国的个人自由和民主精神，政治极化使政党成为团结一致、思想集中、纪律严格的政治组织，极大提升了美国政党的自我建构能力，加强了政党内部的同质化，在激烈的党争中，无论是投票还是政策评价，选民个人更多地受制于政党立场，而难以基于自身的良知和对公共利益的理解而独立表达。
其次，政治极化削弱了国家立法与决策的能力，降低了立法与决策质量。当代美国面临着税收、社会福利政策、医疗改革、移民政策、枪支管制、同性恋和同性婚姻、堕胎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但因为美国两党意识形态极化，难以达成共识而常常陷入立法僵局。在立法与决策上，党派立场高于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判断，党派斗争及其意识形态分野直接影响了立法与决策的理性化。
最后，一旦党派平衡被打破，政治极化之下的力量失衡将使民主变得畸形，并招致政治灾难。
当然，美国人也意识到，政治极化在分权制衡和否决制之下时刻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汉密尔顿曾经强调，要保持美国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行，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行政部门。尤其是当今美国，“经济庞大、多元、复杂，与高速运转的全球化世界经济紧密相连，既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又面临严峻的外部安全威胁”，必须设立获得委托权力的高度自主的官僚部门，使之在复杂而危险的时候具有独立决断的权力。事实上，美联储、情报机构、国家航空航天局、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武装力量正是这样一种具有独立权力的专门机构，令人意外的是，“美国人最认可的，恰恰是这些几乎不受即刻监督的机构”，而最民主的直接对民众负责的国会所“获得的支持最少”。当今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自由不足，而是自由的过度而引发的纷争和极化，能否缓和纷争和极化，并达成共识将决定美国未来的兴衰。（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11月下《美国政治极化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根源》（微信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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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30 09: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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