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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把握的重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大前提。
改进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大力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伟大工程实践形塑适应新的环境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理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厘清各自的作用边界，使其各安其位，在各自边界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把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工作着力点，以此解决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强化的三个转变
当前，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与成就，如何巩固既有成果，并扩大成果范围，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加强和改进。
坚持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从关注改革成本转变为关注改革红利。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主人翁精神，培育共同体意识，从承担过失责任转变为勇担严格责任。
将打通信息壁垒作为科学决策的辅助，将提升专业化能力作为科学决策的关键，从解决信息不对称转变为利用信息不对称。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坚持正确的方向
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前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现代化的方向问题，即往哪里去的问题。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历史逻辑的统一。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大前提。如果背离这一政治前提，任何所谓的“现代化”都会偏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走向邪路歪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我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长期的历史传承和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基础上自主建构、自觉创造并内生演化的。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形式和路径来说，其制度模式并非只有一种，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是由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决定的。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但绝不能简单地移植和全盘照搬西方模式，满足人民对民主、自由、公正、法治、安全、稳定、秩序、环境等方面的美好需要的方式，必须适应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个国情。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尊重广大人民意愿，坚持走自己的路，围绕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选择、建构并改进、完善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制度模式。对此，必须要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价值自觉。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视角和方法来看，“所谓国家治理就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彼此耦合互动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通过对生产关系的治理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通过对上层建筑的治理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在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因此，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就是要构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即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主体出发，建立一个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多元共治或协同治理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理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厘清各自的作用边界，使其各安其位，在各自边界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不随意僭越，相互之间形成互利共生、协同行动、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最优效果。
与此同时，政府角色要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从“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着力解决政府治理能力不足问题。从市场角度来看，要深化市场化改革，着力解决市场运行过程中动力不足、结构失衡、缺乏创新等突出问题，解决好市场治理缺失问题，完善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社会角度来看，要大力培育和完善社会组织，引导并鼓励社会自治组织机构建设，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培育公民意识、公共意识，建立完善社会自治机制，解决好社会多元治理基础薄弱的问题。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首先，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体制，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统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体制机制与组织架构建设，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作用。
其次，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化解机制，建立注重预防、动态实时监测、规范化运作、制度化化解、责任追究倒逼的矛盾化解机制。
第三，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机制，提升服务能力，在智能化、高效化、精细化、人性化的社会服务中强化基层治理效能。
最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机制，增强动力、激发活力。以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思维和共同治理理念，创建民主化、扁平化、柔性化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利益协调、社会整合、文化导向、服务保障等功能，构建一元多核，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组织、社会单位、企业、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行动的社会治理格局，激发多元主体活力，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新的动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改进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党的领导始终贯穿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加强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条件。中国共产党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人民群众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如何发挥好党的领导作用，有效激发、凝聚、整合、组织、引导并调动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所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是党的领导能力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发展形势，必须大力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伟大工程实践形塑适应新的环境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紧紧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面临问题与现实困境，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导向倒逼改革，以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和魄力自我开刀，打破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体制机制，以改革创新精神自我革新，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当前，尤其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创新思维理顺各种权力关系，积极鼓励和大力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以及治理机制创新，实现国家治理方式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在具体治理过程中，优化领导方式，不再采用强制性方式，而是通过做好利益的协调者、方向的引导者、政策的制定者、组织的枢纽者、资源的整合者，为国家治理搭建服务平台、营造制度环境、培育合作氛围等，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领作用，在积极主动回应现实需求、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中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关注改革成本到关注改革红利
站上更高起点。一些交易因为可能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无法实现，相应的，一些改革也可能因为改革成本太高而无法实施。这种局部、短期均衡的思维，制约着改革的进程和效果。而要转变这一思维，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改革方向。首先要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充分认识到，改革成本为改革红利而存在，切忌因噎废食；其次要深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主要体现在供给侧，因此需多从供给侧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要深刻认识到，我们发展最大的潜力就源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是我们改革的动力源泉和韧性所在。
坚持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从制度经济学来说，制度能否实现变迁，关键在于决定性主体能否承担起制度变迁的个别成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面临巨大的改革成本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持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才能推进真正的改革，以及真正推进改革。在这里，党的全面领导，既是把握方向的领导，又是勇担改革成本的领导。对于如何承担改革成本，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的讲话里，已经给出了答案，就是一方面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另一方面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这涉及改革的一般成本问题和新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作为社会化的制度，最终都要一般化为整个社会的成本；而要让广大人民更好承担新制度的运行成本，改革的红利就必须惠及广大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中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深入推进共享发展，依靠人民创造了历史伟业的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从承担过失责任到勇担严格责任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实质是对不确定性的及时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以共享单车为例，共享单车带来了巨大的系统收益，但是这些收益难以内化，更确切地说，内化系统收益的条件还不成熟。这就使得投资者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无数企业家前赴后继的实践，终将迎来“条件成熟”，实现系统收益的内部化。因此，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意见》，既要尊重企业家，同时为“条件成熟”创造条件。
弘扬主人翁精神。主人翁精神的核心是履职尽责，实质是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体现出来。”一个社会中，企业家总是少数的，大部分人应对的都是确定性问题。然而，对于确定性问题的解决，也有质量上的差异；确定性问题解决质量的高低，则关系着不确定问题解决的难易。“怎样才能更多，怎样才能更快，怎样才能更好，怎样才能更省”，这是我们的“大国工匠”“时代楷模”经常问自己的问题。他们都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因此，要继续大力弘扬时代楷模、弘扬工匠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培育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意识是一种集体主义，实质是一种信任和认同，它要求我们守护共同利益。从制度和合约的角度来说，基于成本的原因，任何制度、任何合约都有所谓的“漏洞”，因此，总有一部分收益会流于公共领域。这时，如果有人“寻租”，就有可能破坏这个制度或合约本身，甚至对整个社会造成危害。这时，就需要我们共建信任、增加认同，直至条件成熟，以完善制度或合约本身。这一点，越是面临困难，越是重要。从实践上来说，就是要继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积累社会资本。
从解决信息不对等到利用信息不对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信息大爆炸的今天，信息一方面更加公开透明了，另一方面也伴随着日益“严重”的不对称性。这种“严重”，有的源自“道德风险”，但更多的源自专业性的提升。这就要求我们在利用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要囿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本身，而要将关注点转移到利用信息不对称、提升专业化能力上来。
将打通信息壁垒作为科学决策的辅助。打通信息壁垒，是实现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但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过往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本身时，往往容易把产生信息不对称的事物一并消灭了。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例，我们为了解决医生的“诱导需求”问题，提出了很多限制医生行为的举措，但其中不少的举措都是无效的。医生的信息优势源自其专业性、源自当前医疗阶段的特性。因此，无论是电子病历、互联网挂号改革，还是网络问诊、移动医疗改革，这些打通信息壁垒的手段，都要服务于这一专业性，都要围绕服务医生，围绕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来推进。
将提升专业化能力作为科学决策的关键。处理好信息不对称问题，核心是提升专业化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这里“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本身就是专业化能力的提升，关键是推进供给在一定层次实现细分。仍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例，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辅助决策，就是要一方面适时推动医生多点执业甚至自由执业、合理化医生收入，逐步实现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统一；另一方面不断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数量、多元化医疗服务供给质量，逐步实现医疗服务需求者和支付者角色的统一。
国家治理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注意防范金融领域的风险。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是一直持续高速增长的，总会出现一些曲折和反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时有发生。中国经历了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如此大的人口规模、高的增长速度和长的持续时间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尽管我国经济没有出现系统性、颠覆性的危机，但目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比较重，对此不能掉以轻心。中国仍处于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各项制度尚未成熟定型，如果不能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风险和挑战，就不能全面把握新时代重要战略机遇期，也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注意防范民族主义的利刃。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磨难和抗争，现在终于富强起来，但是国民的心理还未完全成熟，还有待涵养出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称的国民心态，需要在周边问题、地区问题或国际问题上把握好尺度，避免民族主义情绪和行为成为一把利刃。对此要予以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对内对外宣传方面一定要注意掌控舆论导向，既不过分张扬，也不妄自菲薄，同时注重探索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及时回应和化解可能出现的风险点。
注意防范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是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指针，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现实生活中仍然还存在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思潮，容易导致我们意识形态的混乱、杂乱，对此需要予以高度警惕。首先在党员干部这个群体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认识，再通过思想统一凝聚全民共识，齐心协力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做好的几个工作
国家治理的理念建构。这其中首先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治理理念的本土化。当治理概念被移植于国内语境时，国家治理的理念就超越了西方单纯指向效率改进的策略性范畴，而是与宏大而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国家治理在中国作为主导性话语，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野，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将政府与社会兼容于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之中。因此，要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的政治现实，在深层意蕴上构建国家治理的知识体系、内在视角以及观念性依据。
其次，在构建中国国家治理的理念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性、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结合起来，从中凝练出与当今世界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可相提并论的核心价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基本方略、基本路线有机结合起来，从中构建一整套具有现实说服力、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内化于心的国家治理思想体系和价值理念。
国家结构的顶层设计。纵观古代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没有摆脱“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这个现象的实质是国家结构的设计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千百年来古代中国总是在经历内重外轻、外重内轻的治乱循环和王朝更替。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收放之间进行选择性分权，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和省直管县改革，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下，系统谋划国家结构的顶层设计，建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化分权，优化财权、事权和人事权的合理配置，明确各自的边界范围，创新中央与地方关系良性运行机制。
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及党领导下的政府，这是中国国家治理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当代中国的政治图景是在党领导国家发展和执掌国家政权的历史中具体展开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党。
因此，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和如何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这主要在于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在国家治理的宪法结构、党政结构、司法结构、科层结构和社会网络结构中创新党的领导实现方式，把党在领导国家发展和执掌国家政权时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结构、权力运作过程和权力规则体系与国家治理的制度理性和治理能力有机结合起来。
社会组织的积极培育。国家治理从实践上看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从理论上说是社会公共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再造，以及约束社会组织形态的规则重塑。现代社会是由政府组织、市场企业组织和社会民间组织三种组织形态构成的有机整体，一个国家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顺序应该是市场企业组织较发达，其次是社会民间组织，再是政府组织。
而当前我国面临的普遍问题是社会民间组织发育不足，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兴起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基础和组织基础的再造，而且有利于地方政府整合参与资源、引导参与方向、降低参与成本、管控参与范围。
公民美德的重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物质主义化、功利化、庸俗化。公民道德的建设与人性的光芒、国家的利益和命运息息相关，如果不能树立坚定信仰、形成公民美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优良的政治秩序也难以实现。
因此，公民道德的建设对当下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在国家精神和民族理念的塑造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面对重大灾难和变革时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塑造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新人。（来源：人民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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