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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渝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没有科学精神，没有科学文化，此言偏颇矣。
中国古代产生的农、医、天、算四大科学体系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兼收并蓄”“四海一家”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哲理性、实践性、交融性、开放性。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哲理性，以“天人合一”“格物致知”为纲领。
中国的“天”，不是西方的“神”“上帝”“造物主”，而是自然界、客观规律。荀子曰：“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冬至、夏至）可坐而致也”。自然界的天地和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都是可以探讨和认识的客观存在。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曾子《大学》有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知识来源于实践，而又指导实践，“格物致知”为知之始，“诚意正心”为行之始，是为本。知行观外推于家国和社会，是为末。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经世致用”的实践性，是以兼顾满足国家政治需要和满足人们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为特征的。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农业的社会地位在“士农工商”中，仅次于官宦，排在第二位。因此，“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医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与儒学的仁义道德一致，称为“仁术”；儒家还认为医家治病的道理与治国理政的道理相一致。韩愈《杂说》、顾炎武《日知录》都以医学之事比附天下政事。医学为儒家所看重，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历代知识分子很多兼通医术，致使中医药学望、闻、问、切“四诊”，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等，成为中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座宝库。
至于天文算学，因“历法乃国家要务，关系匪轻”（康熙皇帝语），被视为历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天”的标志；而且“观象授时”可以指导农业生产，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中国历代天象记录之丰富为世界之冠，历法也臻备精确。
《汉书·律历志》记载，数学“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颐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传统数学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以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分类，列举了246个数学应用问题求解，很有实用价值。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交融性，是讲数理化天地生的和合，是讲科技、理工、文理的交融。中国古代的格致学、博物学、物理学、天文历法算术，都是综合性的科学，不像西方是分科、分离的学问。
西方近现代甚至当代科学家都推崇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交融、综合和整体性。如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些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都更符合中国的科学思想。”创建协同学的哈肯也指出：“事实上，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在我看来，这一点西方文化中未获得足够的考虑。”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科学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中外科技内容和科学文化的交流上。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在中世纪通过阿拉伯西传欧洲，对近代文艺复兴、科技革命产生过深刻影响。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的发展，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英国另外一位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则说：“中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已经可以看出，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从希腊的抽象数理科学转变为近代机械的、物理的、科学的过程中，中国的贡献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许是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在获悉易图八卦后，惊讶地发现同他1678年发明的二进制理无二致，因此热情地赞美中国传统数学思想方法。
进化论的创立者、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其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大量引用了他称之为“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佐证他的进化论思想，据查这些均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末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内容。
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中国传统数学，不发展演绎几何学，但充分发展程序性算法，寓证于算，不证自明，当今电子计算机算法原理与之若合符节，数学家吴文俊又据此开创了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法，从此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普行于世界的机械化数学在东方崛起。
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优秀基因，在历史上和当今时代都发挥了独特作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文献中有大量类型多、系列长、连续性好、地域覆盖广阔、综合性强的自然现象记录，这是中国古人几千年来留下的一个自然史信息宝库，它已经在射电天文学、地震震中分布图和烈度区划图、5000年气候史重建、500年旱涝史重建及其隐含周期的发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依据我国古代经史子集文献中丰富的气象、气候、物候、地理等资料，中国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于1961年和1972年先后发表《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中国近五百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证明了20世纪气候逐步变暖的事实，并预言了21世纪气候变化的趋势。
我们在充分估计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方法和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对其作牵强附会的解释、片面夸大其影响和作用，从而导致一些不科学的认识。今天，我们讨论科学文化，当然必须吸收从古希腊罗马到近现代欧美科学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但也切不可割断历史，忘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存在。（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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