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全球粮食危机 探求中国应对之策

　　近期，由俄乌冲突引发的地缘政治危机迅速波及到了粮食安全领域，引发了全球关于粮食危机的担忧，并使其次生冲击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5月26日，在2022年非洲对话系列高级别政策对话的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长期以来，营养问题、粮食安全、（战争）冲突、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和健康一直被视为单独的问题，警告今年全球即将面对大饥荒问题。之后一周联合国各相关组织连续发出警告，全球面对二战之后最大的粮食危机。虽然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不断发出警告，但是危机仍然在继续。从短期看，世界粮食危机将给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的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带来发生大规模贫困和饥荒的风险。从长期看，这一危机可能会深刻影响并改变全球农产品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甚而重塑全球粮食的生产和贸易格局。

　　联合国粮农组织（UNFAO）最新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全球突发性粮食不安全水平创新高，有包括53个国家在内的约1.93亿人面临“危机”级别甚而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在近期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粮食安全也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话题，进一步凸显了维护全球粮食安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全球粮食危机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驱动和相互影响的结果，如地缘政治冲突、国际经济形势恶化、新冠疫情肆虐、极端气候灾害等。具体来说，其根源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粮食供给面收窄。俄乌冲突对全球粮食安全最直接的冲击在于粮食供给面的收窄。俄罗斯西南部地区和乌克兰全境有着肥沃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条件，是全球最主要的粮食供给区之一，生产和供应着包括大麦、小麦、玉米、葵花籽油、油菜籽和豆类在内的一系列农作物。其中，两国大麦和小麦出口量占全球近1/3， 玉米出口量约占全球1/6，葵花籽油出口量约占全球2/3。不仅如此，俄乌两国还是世界最主要的化肥生产地之一，其化肥出口量比例占全球近1/5。俄乌地缘政治冲突阻碍了两国粮食作物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供给矛盾，推高了全球粮食价格。其负面冲击不仅波及大量进口俄乌粮食的多个区域性大国，如埃及、土耳其、伊朗等，更是将数十个来自非洲等全世界最不发达地区高度依赖俄乌粮食进口的国家带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如肯尼亚、吉布提、索马里、苏丹等。

　　二是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蔓延。除直接冲击外，俄乌冲突还给全球粮食市场带来一系列的次生冲击，最直接的表现在于各主要粮食出口国开始实施包括出口限制和关闭市场在内的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本国粮食供应。截止到5月底，全球共有20多个国家实施了粮食出口限制。例如，印度的小麦和食糖、阿根廷的豆油和豆粕、匈牙利的谷物、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土耳其的面粉和葵花籽油等农产品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出口限制。随着地区冲突的持续和对粮食短缺担忧情绪的蔓延，恐将有更多的粮食出口国会转向贸易限制。

　　三是全球持续性通胀。由于美联储持续性降准降息的货币政策措施和加印美元增加货币流动性的行为对各国造成的输入型通胀，早在俄乌冲突之前，全球食品价格就已经处于历史高位。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各国本已严重的食品通胀，造成了蔬菜、肉类、面粉等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在5月份持续攀升，平均上涨127.1点，创下了自2011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联合国粮食计划署（UNWFP）的最新报告也指出，全球有36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5%或更高。各国不断上涨的食物支出成本加剧了更多家庭的负担，尤其使得更多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民众陷入深度贫困之中，面临饥饿威胁。

　　四是新冠疫情和极端天气对产业链的冲击。来自疫情和极端天气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粮食危机。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肆虐限制和阻碍了人员和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动，造成农业生产中人力和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推高了粮食的生产成本。另有研究表明，极端气候可造成农作物产量高达30%的年际波动。自今年4月份以来，美国、印度、法国和巴西等主要农产品供应国出现的持续性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对多种农作物带来显著的减产风险。

　　五是生物燃料的规模化生产和使用。为遏制不断飙升的能源价格，生物燃料开始在主要粮食生产国大规模推广使用，进而加剧了粮食的消耗，减少了粮食的市场供给，推升了全球粮价。以美国为例，其国家环境保护署（EPA）在4月底紧急豁免了高乙醇含量（15%）汽油在全国范围内的使用，使得大量的粮食将作为原料用于生产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据研究表明，美国仅去年所增长的生物乙醇产量共消耗了约1.35亿吨粮食，约为澳大利亚粮食年产量的2.5倍。在国际能源价格进一步增长的今年，此趋势恐会更加趋于恶化，更多本应投入国际市场的粮食将用于生物燃料的生产，进而减少了粮食的市场供给，推高了国际粮价。

　　我国粮食自给率很高，外加小麦和大米的粮食储备分别约占全球的50%和60%，可在相当程度上稳定价格波动，保证粮食供给，因而短期所受到来自国际市场的冲击较小。但也应该认识到，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较少，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农产品生产成本相对进口来说不具优势。因而我国仍有相当部分种类的农产品较为依赖国际市场，如大豆、糖、食用油籽等。另外，我国饲料粮高度依赖进口，国际粮价大涨会导致国内肉类价格上涨。因而全球粮食危机的深化和国际农产品贸易链条的不确定性仍然会给我国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为最大程度上减小外部冲击所带来的风险，我国可从对外和对内两个角度寻求破局之策。

　　第一，对外加强贸易多元化，最大限度保证农产品来源地稳定。当下，我国部分农产品的进口渠道较为单一，受外部冲击时贸易链条较为脆弱。比如，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约为85%，主要来自美国和巴西；菜籽进口依存度约为29%，主要来自加拿大； 棕榈油进口依存度接近100%，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除此之外，我国对小麦、玉米、稻谷等粮食作物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对外依赖。为保护我国粮食安全，需要充分利用进口关税和进口配额等多个政策工具，多渠道布局，尽最大可能减少地缘政治冲突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进口渠道受阻的风险。

　　第二，对内深化农业结构调整，完善农业补贴政策，提高主要粮食作物的基础产能。对于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农产品，通过加大补贴力度和提高最低收购价格等政策，在稳定现有产能的基础上适度扩大生产规模，对冲潜在的外部冲击。此外，需要构建完善的农业保险体系，引导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此基础上，还应建立和加强对自然灾害的风险防范、风险预警和灾后重建机制，减少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粮食减产风险。（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