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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下旬，一条爆炸性新闻在山东省邹平市明集镇柴家村的种粮大户们之间传开——同属明集镇的牛官村，在刚结束的第二轮土地流转竞标中，承包费最高被“拱”到每亩500斤小麦+1000斤玉米。以目前的粮食价格折算，每亩约合2100元。这是一个让人咋舌的价格，比该镇最早实行土地流转的柴家村高出将近一半。 尽管认为此价格过高，但柴家村的种粮大户们承认，随着粮价上涨，近几年“包地”越来越“有账算了”。
“你一喊就是一千多，我还咋喊”1980年代初，柴家村效仿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做法，将全村土地分到各户，实行俗称“大包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在初期曾极大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经营模式，逐渐显现出弊端。将土地二次承包，让少数种田能手进行规模化耕种，被认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之路。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农村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中国农村新一轮土地改革由此启动。 2014年，柴家村在全镇率先推行土地流转，通过“二次承包”，全村99%的耕地流转到11个种粮大户手中经营。 当时，全村只有两户没有参与土地流转，柴象河是其中之一，他之所以没将土地流转，是因为自家的承包地分在了地边上，实际亩数比纸面亩数要多，再加上他自己又开了一些地，如果参加土地流转，只能按纸面亩数分得承包费，就显得不划算。另一户的情况也是如此。 实际上，早在2014年那次大规模土地流转之前，在柴家村，村民之间就已经自发进行土地流转。当时的背景是，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到当地工厂上班，相比之下，种粮收益较低，越来越多的村民把地交给其他村民代种。 柴象鲁在本村“包地”已有20年历史，起初交给他种的，多是乡村教师等有工资收入的家庭。这些地无法连成片，耕种起来很麻烦，他最多时种过七块，加起来不过二十来亩。那时的承包费很低，一亩地只有二三百元。 2014年的那次土地流转中，参与竞标的只有十多户村民，最终分包给11户村民耕种，平均每亩地的承包费在1000元左右，当时是以货币计价，也就是说，在承包期内，不论粮价如何变化，种粮大户都得按这一价格按时交纳承包费。 柴象鲁包的那片地“喊”到1150元一亩，全村最高，在全镇差不多也是最高的。 事实上，那次土地流转时，柴家村有的村民中标后又后悔了，转给了别的种粮大户种。有个村民交了一万元押金参与竞标，但一次也没有喊价。柴象鲁问他为啥不喊，对方说，自己原本打算300元一亩包下来，“结果你一喊就是一千多，我还咋喊？” 柴启荣说，首轮土地流转的第二年，由于玉米价格大跌，包地的难以承受，村里曾一度下调了点承包费。 在那一轮的土地流转中，外村的种粮大户们纷纷抱怨柴家村把承包费喊得太高，连累他们各村承包费定得也高了。 然而，在5年之后启动的第二轮土地流转中，柴家村的土地流转价格在全镇差不多变成最低的了。
种地“50后”2019年，原土地流转合同的5年承包期到期，柴家村开始实行第二轮土地流转。这一轮包地时村里没有新人加入，而原来的11个人中有2人退出。柴象鲁认为，这说明到那个时候，包地仍不挣钱。 参与竞标的9人当中，包括柴象鲁在内，60岁以上的有2人，50岁到60岁之间的“50后”有6人，只有柴树旺一人在50岁以下。“进工厂没人要，又不想在家玩，只能种点地。”柴象鲁这样解释自己又包一轮的心态。 66岁的柴象鲁头发全白，他外出买肥料时，店主得知是他本人种地，常感到惊讶不已。 2019年新一轮土地流转竞标时，为了控制土地流转风险，按全镇统一安排，柴家村实行“实物计价，货币结算”的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改变原来直接用钱计承包费的模式，代以小麦斤数+玉米斤数折算为货币作为承包费， 具体操作是这样：每个地块的承包价格，在固定的每亩500斤小麦之外，加400斤玉米作为底价，参与竞标者以最少5斤玉米为单位加价，出玉米斤数最多者获得承包权，该做法被称为“明标”。 由于没有新人加入本轮土地流转竞标，为避免把承包费“拱”得太高，柴家村几个原承包户在竞标之前曾一起吃饭，约定各家各种原来的地，互相不再喊价。 不料，没有参加饭局的柴树旺成为“搅局者”，他先后与三个原承包户喊价，其中两块地的承包费抬高了100多斤玉米。有一个承包户当场就急了，质问他：“还让不让人种？”碍于情面，柴树旺没再往下喊。最后，他只得和本家的堂叔竞争一块地，并以500斤玉米的出价胜出。 那块地有160余亩，是由柴树旺的堂叔在上一轮承包时“喊”下来的，“喊”下来后，分了一半给柴树旺种，但承包合同上写的却是堂叔一人名字。由于一次小麦倒伏引起的保险理赔纠纷，关系原本很好的叔侄从此成为路人。 在柴家村之后实行第二轮土地流转的村，多采用“暗标”形式。具体做法是，参与竞标者在纸面上写上价格，经过三轮，出价最高者中标，这样就可以避免村民之间因面对面喊价而伤和气。
“一亩地挣多少钱他有数”对于牛官村在本轮土地流转竞标中产生的承包费价格，该村党支部书记孙志跃没觉得高。 孙志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牛官村于2017年实施第一轮土地流转，承包期5年，当时每亩承包价就达到500斤小麦+750斤玉米。2022年到期后，再次由村民竞标，流转地块的平均价格为每亩500斤小麦+950斤玉米，最高的突破到了500斤小麦+1000斤玉米。 孙志跃说，本轮参与竞标的村民，基本仍是原来的承包户，“一亩地挣多少钱他有数”。在他看来，如果挣不到钱，包地的人也不会出到这个价。 明集镇今年完成土地流转的另一个村，耕地在竞标时也“拱”到与牛官村相近的价格。 农民种地热情看涨，从其他方面也能体现出来。柴象鲁说，与柴家村相邻的一个村，前不久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村民A前几年包下本村耕地之后，将其转给了本村村民B来种，并由后者代交承包费，据说两人达成了口头协议，但没有签书面合同，原土地流转合同上，写的仍是村民A的名字。不料，随着种地效益看涨，村民A后悔了，今年想把地收回来自己种，但村民B不同意。两人由此产生了一场“抢”种风波——先是村民A漏出风声，表示今年不论村民B是否同意，待其收完小麦之后，自己强行收回，种上玉米。村民B听到后着了急，收完小麦之后，自己连夜抢种了玉米。 新的土地流转承包费计价方式，意味着承包费将随粮食价格变动而变动——粮食价格低了，承包费随之下降；粮食价格高了，承包费随之上涨。不过，粮食价格如何定却是个问题。 据多名种粮大户的说法，承包费粮食价格由镇政府来定，通常比多数种粮大户实际所卖的粮食价格要低，“偏向包地的人一点”。 事实上，在明集镇，同样是“实物计价，货币结算”，土地流转中所定的粮食价格，就比政府征地补偿（每亩地700小麦+800斤玉米）所定的粮食价格要低。 在明集镇一位村支部书记看来，牛官村的承包费能“拱”这么高，与承包费粮食价格偏低有关。“要是实打实（按市场价）定，肯定包不到这个斤数。”
小麦价格创新高柴象鲁说，由于承包费高，粮食价格又低，在第一轮土地流转时利润很有限，一亩地也就挣二三百块钱。 包地真正开始赚钱，是从近几年玉米价格上涨开始的。 去年秋天，尽管柴家村遭遇历史罕见的涝灾，但是玉米最终还是实现了丰收。与此同时，玉米收购价格继续上涨。在柴家村，种粮大户后期卖的玉米价格，多在1.35元/斤以上。每斤比上一年能多卖两三毛钱。 对柴家村的种粮大户们来说，尽管化肥、农药的价格去年也在大幅上涨，但只要管理到位，保证产量，利润大增已是不争事实。 除了玉米之外，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多年来一直较为稳定的小麦价格也开始上涨。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小麦价格更是一路大涨，不断创下历史新高。 今年麦收前一两个月，柴象鲁发现一个反常现象：陈麦竟然卖到1.70元一斤，而往年这个时候，由于粮农、粮商要清库存，陈麦价格只降不升。 后来，柴象鲁在网上看到，安徽、河南等地收获小麦较早的地区，新麦价格普遍卖到了1.50元/斤，这个价格比去年同期高了20%左右。 柴象鲁说，本地小麦即将收割时，有粮商在种粮大户群里吆喝收购小麦，价格出到1.51元/斤，比去年涨了至少0.3元/斤，“还都不愿意卖给他”。 由于看好小麦价格继续上涨，今年收割小麦之后，柴家村的种粮大户们大都选择贮存，等到价格合适时卖出。而往年多是收完晒干就卖。 柴家村的种粮大户们经常说一句口头禅——“往多里捞摸”，意思是包地越多越划算。这是他们这些年来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而在第一轮土地流转时，有人担心种不了那么多，喊下来后再分一半给别人种。 不过，与其他村一户动辄包几百亩不同，柴家村最大的种粮大户也只包了160余亩。村民孙思宝感觉不够种，而在本地他已经没有更多的地可种，从今年开始，他尝试到外地包地种。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在邹平东面的高密、平度包了两块地，一块一千来亩，一块七八百亩，收完小麦就过去，“那边承包费比这边便宜多了。”孙思宝说。 不过，无论是对牛官村的高达1000斤玉米的承包费，还是对孙思宝外出包地的尝试，柴象鲁均心存疑虑。他认为，粮食价格不可能一直涨下去，将来一旦下跌，包地的风险就大了。（来源：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南方周末实习生 罗雅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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