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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周放生（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叶改革扁舟——顺德上下正迎来一轮新的自我革新之路：改革再出发。
2019年年初，佛山市委副书记、顺德区委书记郭文海恰逢其时地发出了“再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大胆试、大胆闯，趁东风正好，快上超跑，奋力闯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顺德之路。
敢干敢闯
有人说，只有顺德人想不到的事，没有顺德人做不到的事。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还是1992年开始的广东省综合改革试点，顺德人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因为“非沿海、非特区”不被关注，“三来一补”模式在东莞、顺德开始落地，将外部资源嫁接到本地，开启了中国制造业的篇章。
1983年，时任广东顺德县委书记欧广源到苏州、杭州等地考察后震撼很大，于是提出了工业立县——“五子登科”战略，下决心要在顺德发展乡镇企业。
所谓“五子登科”即：路子、班子、才子、票子、点子，因发展迅猛，顺德被媒体列为广东“四小虎”首位，同时上榜的还有东莞、中山、南海。
1992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视察海信科龙前身珠江冰箱厂时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著名论断，透出他对广东改革开放实践的肯定和希冀。
顺德发展早期也以公有制为主、工业为主、骨干企业为主，发挥政府统筹优势，但政企不分的劣势此后开始显露。顺德市政府的办法是三步走。举个例子就是，所有的改革先从政府机构开始——“先拆庙，再搬神”，顺德也在这次改革中初步实现了“计划经济政府向市场经济政府”的转型。有了良好的政务环境之后，再进行产权改革——“断香火，嫁靓女”。与此同时，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再把下岗的人员安置好。
正是在此期间的1998年，中国经济时报在重要版面刊发了《广东顺德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系列报道，探讨了顺德在改革过程中对于政府与市场、市场如何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报道。
“转得快，好世界”，一时成为顺德的流行语。顺德实现了“华丽转身”，大批企业完成转制后，实现了产权主体多元化，企业走上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极大地激活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由此催生出一大批优秀企业：美的、碧桂园、格兰仕等著名企业在这轮改革中脱胎换骨、迅速崛起。
善改善革
如果说大河的走向是一直向前，那么，对于顺德的改革来说，则是呈螺旋式的上升。1999年，“顺德制造”转型升级。
在1999年以前，顺德初步完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初步探索，而自1999年开始，顺德则率先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开启了另一轮探索。
当时，广东省委、省政府要求顺德从率先基本实现现化代需要和本市实际出发，大胆进行体制创新的探索和试验，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1999年7月27日，维持顺德市目前县级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等系统和国家垂直管理部门仍维持现行管理权限由佛山市代管外，其他所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赋予顺德市行使地级市的管理权限，并直接对省负责。
一直跟踪顺德改革的中国经济时报，于2002年再次将视野投射到顺德，连续刊发了《顺德：要将改革进行到底》《寻找新的城市尊严》等系列报道，探讨顺德在当时条件下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综合配套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顺德，要将改革进行到底》的报道提出，改革机构,转变职能,要更新观念,拓展思路。过去人们认为调整生产分配关系,能够解放生产力。这一点,已为顺德多年的改革实践所证明。此时，顺德的改革要进一步研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理顺上层建筑的上下左右和方方面面的关系，能不能直接起到解放生产力的作用？广东顺德市(县)的改革实践，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寻找新的城市尊严》中提到，“多规合一”成为转型期协调“条块分割”下多部门规划衔接、多元主体利益诉求和东部城市应对空间资源紧约束、基尼系数扩大等问题的必然趋势，为此，规划管理领域必须进行体制创新，利用城乡规划公共政策属性加强空间主体权责约束。大部制以来，佛山市顺德区的一系列行政体制改革，对城市规划管理权限进行了多维重构，为提高城市化质量和统筹区域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本文总结了顺德规划管理特征，提出了“片区统筹”模式及城乡规划管理机构重组和业务流程再造的方案。
2006年，顺德GDP突破1000亿元，成为我国GDP率先实现1000亿元的县域经济体，其基础“顺德制造”成为中国产业集群、民营经济、自主创新和自有品牌的典范和代表。
2009年9月16日，顺德公布“大部制”改革方案，将41个党政部门整合为16个，减少了近三分之二的党政机构，部分机构实行党政合署办公。从宣布改革到人事变动结束，顺德只用了三天；在全区大部制改革两个月后，顺德启动简政强镇改革。经过改革开放30年，顺德不少镇街经济总量大，但管理权限小，这种“小马拉大车”的现状已经严重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改革后，顺德十个镇（街）获得了县级管理权限，成为了广东“最有权”的镇街。
2011年2月11日下午，佛山市顺德区为广东省首个省直管县试点，由此拉开广东“省直管县”改革序幕；2011年8月，顺德率先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12年4月底，顺德在全省率先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正是这一系列改革的红利推动着顺德不断发展。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顺德北滘的广东工业设计城，对顺德的改革发展寄望殷殷。
201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张俊伟在中国经济时报撰文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另一种“新常态”。改革涉及复杂利益关系的重组，一些改革措施进展低于原定计划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判断标准是改革效果，而不是速度的快慢。
仅就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言。经济体制改革千头万绪，但关键环节是转变政府职能。道理很简单：政府随意干预企业经营活动，裙带关系盛行，不会有好的市场机制；反过来，缺乏有效产权保护、市场秩序混乱，市场也不可能高效运转。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所以，我们要牢牢把握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把改革重点放到政府身上。
张俊伟认为，转变政府职能的努力方向，则是通过重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今后一段时间，要着眼于提高施政能力，不断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创新政府工作方式，“把该退的退充分了，把改进的进到位了；把该弱化的真正弱化了，把该强化的切实加强了”。只有这样，政府职能转变才会真正到位，才会有真正的、好的市场经济。
没有难啃的“骨头”
改革滋生百业,奋进没有终点。2018年，顺德开始村级工业园改造。
回望20世纪90年代，顺德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村级工业园兴起，依靠大刀阔斧的产权制度改革，极大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创业热情，培育了体系完整的产业链条，孵化了美的、碧桂园两个世界500强企业，也造就了以制造业闻名的广东顺德。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自然集聚形成、“杂乱无章”的村级工业园也逐渐成为历史的包袱、发展的沉疴。土地“挂起”现象严重，发展参差不齐、土地权属复杂、安全环保突出、土地利用率低等问题交织，阻碍了人才和创新要素的引入，制约着顺德迈向新时代、现代化的发展。
据统计，全区382个村级工业园，占地13.5万亩，拥有1.9万家企业，占用全区已投产工业用地面积的70%，却只贡献27%的产值和4.3%的税收，高消耗、低产出、生产工艺和管理模式落后，已不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村级工业园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2018年，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顺德再次被赋予历史使命，率先建设高质量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当时的情况是利益主体复杂。既有村民利益、集体利益，也包含着企业承包利益、房东转包利益等。村级工业园“野蛮生长”，建设手续不全、不符合现有规划的不在少数。
2019年1月4日，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话题独家专访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针对顺德的改革，周放生认为，国企改革再出发，要坚守、继承和发扬过去40年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首先是基层的探索和创造，包括地方政府和国企的探索和试错，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相关政策，不能一刀切，中央给出方向，要给“一企一策”留出空间。
在顺德人的眼里，从来就没有难啃的“骨头”：作为村改的主战场，十个镇街选派10个职能部门各1名副局长分别驻点1个镇街，结对共建，责任到人，指导和协助镇街策划项目、解决难题；并选派104名中青年干部担任村居（社区）第一书记等职务，动员和组织群众，把区委、区政府的思路传达到最基层一线。
首先，政府让利是关键。为激发市场活力，并且确保改后土地仍然用于工业制造，在“工改工”不变的前提下，工业用地配套设施计容建筑面积占比标准可提高到20%，新型产业用地甚至可以提高到30%，并允许部分分割出让。
其次，聚焦重点问题出台政策。为更好推进村改工作，在《顺德区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实施意见》基础上，区委区、政府不断研究、制定、完善、出台创新政策细则。通过不断的创新再创新，逐渐形成了日渐完备的村改政策体系，将不可能的事情变为无限可能。此外，顺德还通过联审机制快速破解难题，为政策、资金、审批、规划等村改疑难杂症打通了快速破解渠道。
另外，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改革核心。试行统一审图制度，2个工作日内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村集体公开选定投资合作方；将权限下放至每个镇街……加大力度推进“放管服”，降低了改革的成本，激发了市场的活力，撬动了社会和民间资本参与。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市场化改革”，就没有顺德今日的成就。如今顺德，誓言“再市场化改革”，一个“再”字，透出顺德对市场化改革的紧迫感和决胜心；同时也表明，市场化改革的现有成果，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必须再上改革征程，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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