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金:中国为何再难掀集体经济发展热潮?

李昌金（江西宜黄县政协委员、三农研究学者）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顺利实现了“第一个飞跃”，如何实现“第二个飞跃”？即如何通过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农村共同富裕？这个问题再一次摆在执政党和全体人民面前。在中央相关政策推动下，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涌现了一批新形势下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村庄和典型经验，如贵州安顺的塘约村和山东烟台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验等。不过，令人尴尬的是，这些典型村庄和典型经验虽经官媒自媒大力宣传，已家喻户晓，并且也有一大批权威专家学者为其站台，但坦率地说，包括社会有识之士和普通民众尤其是基层干部群众在内的各界人士真正相信的很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除了这些宣传报道肤浅、人为拔高、“报喜不报忧”，有意无意回避一些读者关心的核心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自洽性和统一性上存在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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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集体经济有关的理论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历史经验表明，试图绕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铁的规律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不现实的。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农业领域不存在比家庭和个人更具效率的组织形式（家庭农场也是家庭组织），在这方面人类历史已经累积了足够多的经验与教训。北大教授周其仁曾写过一篇题为《集体经济不符合中国传统和国情》的文章，对我国发展集体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学者试图从我国集体村社制度来说明我国具有发展集体经济的天然优势，并认为家族村社对村庄公共生活在经济上形成支撑，这些观点其实经不起推敲和检验；某权威专家提出的所谓“三级市场理论”，则多少有点像天方夜谭......

所谓的历史逻辑，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逻辑。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端，成功后又把农村的改革逐步推广到城市，产生了城市的个体经济与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最基本的逻辑就是效率优先，因此要打破集体主义大锅饭。现在的集体经济虽然中央定义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但在实践当中，多数还是沿续过去发展集体经济的做法。因此有网民在社交媒体评论区直言：毛泽东当年没干成的事，现在还能干成吗？换一说法也是成立的，即如果过去的农业集体化道路走得通，邓小平还有必要推动农村改革吗？

总有人拿华西村、南街村说事，试图以此证明中国农村可以走或必须走集体化道路。殊不知，这种极个别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社队企业起步、依靠权威人物与家族的突出作用发展起来的集体经济典型是不可复制的（且不说它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靠银行贷款而非自身积累），否则，就无法解释改革开放40多年了，为什么河南全省复制不出第二个“南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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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逻辑抑或实践的逻辑，就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以广东为例，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省，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广东抢得先行之利,扮演排头兵角色，赢来了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的殊荣。笔者在受聘担任广东农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近一年时间里，接触了很多广东各级农口领导，也调研了数十个村庄，对于如何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广东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就是村组集体原则上不宜直接投资兴办和经营企业，这个企业包括工业企业，也包括农业企业。因此，广东较早推行了集体土地入市改革，通过出租土地或房屋来获到租金。

广东珠三角土地通过“固化股权”改革，村民按股分红，农地由村经济社或组经济社统一向社会发包（这种方式其实与其他省份的家庭承包、分户流转土地的方式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村组收取租金。这就形成了广东珠三角特有的“吃租经济”。广东很多贫困村，它们对于来自社会的扶贫资金，也多数并不直接投资产业，而是入股金融机构，坐享分红收入。需要指出的是，近数年在全国兴起了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风，但广东多数农村并没有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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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下，全国各地兴起了新一轮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热潮，其中尤以山东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验最受追捧，各地纷纷效仿，而且因为这项工作是由各级组织部主抓，所以力度特别大。为此，各地纷纷制定了大干快上的推广计划，并把目标任务量化指标下达到村。例如，广西自治区发文，明确要求南宁市完成10万元、20万元、50万元集体经济收入的村分别达到400个、185个、90个。就在前不久，吉林省辽源市也召开了专门的会议，要求年底前务必全面消除集体经济收入10万元以下村。

不过，上面说的“热潮”多浮于表面，真正动真格的并产生了效益的不多，因为从全国总体情况看，绝大多数村庄农村集体资产都被分光卖光，在这种情况下发展集体经济，多少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各级财政增强了对村级组织发展集体经济的扶持力度，但扶持资金总是有限的，有的上级给多少钱就做多少事，钱花完了产业也到头了。正所谓“干部一走，产业就散”。

很多地方通过返租倒包的方式，再次集中土地发展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的集体合作社，但成功者不多。去年6月，笔者在四川省平武县高村乡调研集体经济，发现该乡很多行政村在上级强力推动下，通过土地返租倒包的方式发展集体经济，其中两个种植药材和水稻的行政村，因为药材收购方毁约等原因造成严重亏损，本来空壳村结果变成了负债村。好在村里及时止损，把流转的土地退回村民自己耕种，但欠下村民的土地租金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还清......

更多的地方则是采取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办法应付上面检查。如有的地方县财政给每个村拨5万元发展集体经济的扶持资金，也不让村里动，这样上级检查，年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5万元。江西某县正在策划通过园投平台，让一批行政村向银行贷款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兴建人才公寓，然后由乡镇政府租作干部宿舍，租金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这种由政府包办的、“左边荷包放到右边荷包”的集体经济有多大意义？有网友在群里就发言说：“大包干”以后，有些人仍念念不忘“统的功能”，依赖行政手段建立起各种名目的所谓合作组织，但多数都是昙花一现，并留下一堆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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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难搞但也并不是不能搞，只是需要具备一些条件。村集体经济由村干部主导，因此办好村集体经济村干部是关键。有基层干部总结说：搞好集体经济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是这几个条件重合在某个村干部身上（主要是村党支部书记）：懂市场、懂产业、个人的事业与合作社的业务高度相关。不过，笔者认为除了前面这三点，理想情怀、激励机制等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这个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这个样子，只是符合这些条件的村干部哪里找？农村的经济能人早到外面发展去了，一般不会待在村书记的岗位上。还有，就算这些条件都有了，也只是解决了领头人的问题，还有资源、资金等诸多问题。最后就算所有条件都具备了，但村干部的道德风险仍然如影随行（把集体经济变成干部“个人经济”等）。几年前，笔者在湖北某村调研，在与该村下派第一书记（区司法局一位干部）交谈当中，这位书记坦言：村支部书记兼任合作社理事长是最大的优势，同时也是最大的风险（道德风险）。由此可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成功创办一个集体经济实体有多难！

我们试着用上面说的“五个条件”来分析一下几年前全国发展集体经济的“明星村”-----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塘约村发展集体经济，党支部书记刘学文无疑是核心人物，通过网上公开资料和阅读王宏甲的《塘约道路》，你能感受到刘学文是一个有理想情怀的人，但无法知道他是不是具备其他几个条件，也不知道乐平镇给他定了多少工资。六年前，笔者写了一篇题为《<塘约道路>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的拙文，现在回头再看这篇拙文，可以说拙文的基本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也就是说，塘约村六年来的发展变化，印证了笔者当年的分析和判断。其实，尽管在网络上“塘约道路”早已偃旗息鼓，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塘约村，人们在等待答案：当年红红火火的塘约村现在怎么样了？当年政府和社会投到塘约村的1.4个亿出效果了吗？2016年，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调到毕节当书记，他在毕节复制了多少个“塘约村”？......这么长时间了，当年那些肯定和赞美“塘约道路”的高层权威人士、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为什么没有一个去塘约村做一次回访？回答上面几个社会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给当年那些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坚信“塘约道路”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的全国网民一个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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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烟台市长岛试验区北长山乡北城村，这个村庄笔者去调研了三次。北城村的发迹与华西村、南街村有点像，就是依靠经济能人治村。村党支部书记、村长顾兆国是这个村庄的灵魂人物，也是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核心。顾兆国带领一班“老人”（他父亲担任村书记时的班子成员），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援（主要是政府扶持资金）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把一个昔日脏乱差的传统小渔村建设成为“中国贝城”、“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北城村的成功有很多因素，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村党支部书记顾兆国具备了前面说的“五个条件”集一身：他父亲顾仁太曾担任北城村党支部书记，任职时间长达27年，他父亲在任上励精图治，大力兴办村集体企业，致力村风民风建设等。201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北城村开始走下坡路。2013年之前的北城村，两委班子不团结，传统养殖业连年亏损，村里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村集体负债，村民怨声载道.......这个时候的顾兆国在县邮政局工作，官至局长助理。2013年，北长山乡党委决定动员顾兆国辞职回北城村担任党支部书记。顾兆国犹豫再三，最后他跟朋友说：“北城村在我父亲手上是个富裕村，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就要争一口气，我就不信北城村搞不好。”抱着这样的信念，顾兆国毅然辞掉了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回到村里端起了“泥饭碗”。

1992年，当时还在县邮政局工作的顾兆国，停薪留职下海投入扇贝养殖产业，后来虽然回单位上班，但一直没有离开扇贝养殖行业，所以他对长岛扇贝养殖业发展及存在的问题了如指掌。2013年，顾兆国回村当书记后，自己首先扩大扇贝养殖规模，他每年养殖扇贝4万多笼，因此每年投入资金达300多万元，年收入近200万元，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养殖大户。北城村很多村民重新投入扇贝养殖业，或扩大扇贝养殖规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顾兆国在前面领路，所谓“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

北城村的干部为发展村集体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他们的付出有回报吗？有的，长岛试验区将村干部报酬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绩效挂钩的做法，给了他们不错的激励，尽管这与他们的贡献还是存在较大差距。以2020年为例，北长山乡政府综合考评后给顾兆国核定的工资是19.2万元，两个副书记的工资为村党支部书记工资的80--90%，村里按90%执行；村会计工资为村党支部书记工资的70--85%，村里按75%执行。此外，还有政治上的荣誉等。

10年来，北城村以“党支部+合作社+企业”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尤其是近八年来，在东方农道文化产业集团指导下，通过村企共建的形式，运用“大设计+大运营”的理念，开展系统性乡村建设实践，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2021年，北城村集体经济总收入18154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25433元，经济合作社人均分红1500元。渔民专业合作社实现销售收入14231万元，户均销售收入85.4万元，其中年销售收入达100万元以上的社员45户，达200万元以上的社员8户，合作社社员户均纯收入43.2万元。如今，这个海岛上的小渔村，正阔步走上共同富裕之路。（来源：乡村发现转自：三农中国 2022-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