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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提出一系列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全面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准确把握报告的丰富内涵至关重要。为此，《金融时报》理论周刊邀请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博士，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部分重点内容进行解读。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务实性、公平性、协调性和开放性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程实：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核心关键词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延伸、进化和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资源实现长期有效配置的过程，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制度特点、文化传统、行为习惯既有共性，又有不同，中国经济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明，唯有在尊重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并实践基于中国国情的资源配置方式，才能实现持续的“帕累托改善”。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深入剖析和精准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这五个特色，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务实性、公平性、协调性和开放性。第一，务实性体现在对条件、过程和目标的客观把握和精准设定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现代化的约束条件是不一样的，基于这些约束条件求解最优均衡，得到的答案肯定也不一样。中国的求解是务实的，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基于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基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环境判断，设定了一个可期且可及的现代化目标。第二，公平性体现在对终点公平和起点公平的同步追求中。当前，全球K型复苏、两极分化和阶级固化引致了保护主义、孤岛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盛行，给经济复苏、社会稳定和人类发展造成巨大冲击，中国式现代化则致力于打破这一桎梏。一方面，于内通过共同富裕来谋求全体人民共同的福利最大化，并通过改革开放再出发赋予机会公平以更大潜力；另一方面，于外通过和平发展来应对文明冲突的时代挑战，并通过自律和自强来稳步提升中国竞争力。第三，协调性体现在对一系列重要关系的平衡处理上。量与质的关系，天与人的关系，内与外的关系，新与旧的关系，破与立的关系，物质与文明的关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既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又具有内里的逻辑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则致力于在此之间谋求一个谨慎、理性、动态的平衡。第四，开放性体现在对经济社会发展更高格局的思考与设计。中国式现代化既立足中国，也放眼世界；既探索物质世界，也兼顾精神世界；既着眼于柴米油盐的当下，也放眼星辰大海的未来。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九个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经济学角度看，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一个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求解问题。这九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就是中国对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求解。这九个本质要求，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危机中育新机的“中国答案”。这九个本质要求，是基于中国国情的抓手，中国力所能及且必将全力以赴。坚定不移地按这九个本质要求去统筹资源配置，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前景可期，并将给全球经济长期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科技、人才和创新是提振全要素生产率的源动力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三者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
程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并基于此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和全球经济发展实践角度看，对科技、人才和创新的高度重视，体现了顺势而为的政策理性。当前，百年未有之公共卫生危机已经引致了过去40年里最严重的一场“新供给冲击”。“供给冲击”必然会导致两个经济结果：一是短期“滞胀”；二是长期全要素生产率下行。全球经济实际上已经处于本世纪以来最黯淡的一段时期，甚至比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更为严重，这也印证了“新供给冲击”相比金融危机更具有广泛、真实、全面和深刻的长期影响。我们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库长周期的国别数据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受损已经充分显现：一方面，经济复苏长期乏力。2023年，全球有统计数据的192个经济体里，有110个经济体当年预期经济增速低于其历史中枢水平，有179个经济体2020年至2023四年复合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其历史中枢水平。从“浮出水平”到“回归正常”，全球经济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方面，国民财富普遍受损。2023年，全球有统计数据的192个经济体里，有72个经济体当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比2019年还要低，有173个经济体2020年至2023四年人均实际GDP复合增长速度低于其历史中枢水平，宏观增长压力已向微观层面充分传导。全要素生产率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体下行是当前宏观经济最核心的挑战。我们党对此有着清醒认知和理性应对。科技、人才和创新都是提振全要素生产率的源动力，将其置于三个“第一”的重要位置，抓住了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并针对性地作出了有效安排。从科技、人才、创新的关系来看，三者相辅相成、唇齿相依，科技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直接体现；人才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根本源头；创新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途径。
《金融时报》记者：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政府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又应如何发挥企业的主体地位？
程实：政府在国家的创新体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引导角色。首先，政府需要具有前瞻性。以计划、规划和战略来确定国家级别科技创新的方向，布局和培育具有高潜在价值的前沿性战略性颠覆性技术，带动全局的科技创新。其次，政府需要整合创新资源。不仅要出面组织引导，还要提供财政投入和支持政策，如创立国家级别的战略计划，联合各产业顶尖的研究机构，建立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形成统一系统性的财政支持和辅助机制等。此外，政府需要创造并且维护激励创新的环境。在重点领域培养重点人才，加强与创新相关的基础教育、制度与设施建设；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对能够有效转化科技成果的人才予以特别奖励，建立完善成熟的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让研究人员和资本力量没有后顾之忧的付出和投入。
企业在国家的创新体系中扮演着真抓实干的主体作用。企业在创新体系中主要负责创新技术的迭代、落地以及应用。促进并发挥的企业主体作用，首先，需要推动技术要素集中向创新型企业聚集，建立利益的合理分配和激励机制，深化对创新技术的制度保护。具体措施上，可以积极发挥好财政、产业等多种政策的作用，优化对研发企业的补贴机制，使相关优待政策标准更清晰，审批的过程更透明公平和高效。其次，需要完善创新服务体系，比如科研机构和实验室应对企业进一步放开数据权限，以此推动产学研进一步的深度合作。同时，科技机构和实验室不仅需要深入与国有企业及大型民企的产学研合作，也需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强化与中小科创团队以及相关企业的深度合作。此外，还应完善和增强各类金融机构对科技创新的长期支持，培养和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
《金融时报》记者：科技发展离不开国际合作。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如何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合作？
程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建议是，需要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需要加强基础科学领域的长期投入和广泛国际交流，共同突破现有科技进步的根本瓶颈；需要在科技应用层面加强安全可靠的商业合作，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整体福利改善；需要在关键领域加强科技安全建设，以我为主，保持并增强竞争力。
中国消费引擎具有长期动力与持久韧性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您认为应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
程实：需求创造供给，供给激活需求，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体两面，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需要应用系统性思维：第一，需要以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第二，需要以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主要抓手；第三，需要以“民富国强”的高质量内涵为共同聚焦点和发力点。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我们扩大内需面临哪些挑战？对于扩大内需，您能否提供一些思路？
程实：扩大内需的长期挑战主要体现在：人口结构的少子老龄化，两极分化的压力，消费品供应链存在一些断点和堵点等。扩大短期内需，主要是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稳住经济大盘。关键是长期，从政策趋势来看，针对内需增长的难点和堵点，两方面的关键性制度改革有望加速落地。一方面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维提升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在初次分配环节中，通过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的分配比重，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壮大；在再次分配环节中，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工具的调节功能，降低工薪阶层税费负担，持续收窄收入差距，加快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演进；在第三次分配环节，发挥慈善公益事业的救济功能，进一步托底弱势群体的基本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是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升级，降低全球变局下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稳步加大总量性投入的同时，通过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缩小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人群之间的落差，使其成为区域协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助推器；将数字服务的可得性纳入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助力弱势群体跨越“数字鸿沟”、享受时代红利；中国金融体系正在升级突发风险下保障基本金融服务、缓解企业和居民流动性压力、加速实体经济修复的能力，这将与社保体系构成对民生就业的经济金融双保险，降低在全球乱局下居民强化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性。基于此，展望未来，在制度改革的长效支持之下，中国消费引擎的长期动力与持久韧性值得期待。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人民拥有美好生活的根基
《金融时报》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收入方面，您认为应如何打破中等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缓慢这一瓶颈？又应如何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程实：持续提高国民收入，让人民拥有享受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是一个重要命题。整体而言，有三个关键点：第一是通过可持续发展谋求国民收入中枢水平的长期提升。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发展是国民收入的根基，中国经济将通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振全要素生产率，在发展中实现民富。第二是通过发展重心从宏观向微观的倾斜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更充分地分享发展红利。中国将借由共同富裕战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更公平、更高效、更可持续的终点公平。第三是通过结构性政策来实现国民收入持续提升的机会公平。中国将借由发展理念引导、资源配置优化和产业政策调整，打破利益藩篱，让国民收入的提升更具有起点公平的保障。
《金融时报》记者：在就业方面，为何会存在“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的现象？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程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就业优先战略。从经济学视角审视“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的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供给冲击所造成的复杂局面：一方面，供给冲击造成滞胀，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业市场由此会出现“岗位消失”的短期趋势；另一方面，供给冲击导致要素流动困难，就业市场的跨区域供需匹配出现短期失灵。解决这种矛盾，我们认为，一是进一步通过纾困政策落地来减少摩擦性失业；二是增强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发挥其就业载体的重要作用；三是顺应数字经济潮流，支持新就业方式的发展；四是进一步加强就业引导和就业培训，进一步提升就业市场运行的效率。
《金融时报》记者：在住房方面，为实现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目标，房地产市场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
程实：在顶层设计层面：一是对分税制进行优化调整，扩大或改革地方收入来源，减小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二是改革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深入改变“唯GDP论”，以减少每届地方政府高举高打搞建设的冲动；三是在土地供应上，打破目前供给主体唯一的状况，实现多主体供给土地，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农地入市；四是改革地方住房供给各自为政的情况，设立全国性市场化的住房专营机构，对各个地方的资源进行因地因时的调节；五是改革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相关制度和法律，推动住房租赁REITs上市；六是建立全国性住房租赁基金，合理调配资源。
在地方政府层面：一是保障租购同权，改革目前各地市民福利根据户籍区分的情况，改革入学、医保、住房公积金、养老等制度；二是激发市场动能，加大对租赁住宅供给的优惠力度，改革供地和土地使用制度，释放冗余的存量非住宅用地；三是系统化地对多种类型住房，如租赁住房，共有住房和保障房等，整个生命周期的投/融/管/退进行管理，同时也对市民住房需求和使用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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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1-15 08: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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