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福等：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支撑及对策建议

随着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食物需求总量刚性达峰问题不可避免。无论从食物需求总量还是人均食物需求量来看，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之路始终任重道远、充满挑战。

长期以来，我国对粮食安全主动权的把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强供给”和“抑需求”来实现政策目标。我国采取“强供给”的政策导向十分必要，但 “抑需求”的政策取向还有调整和完善的空间。未来一个时期，国际形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一方面，我国利用国际市场确保国内粮食安全的难度预期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国际农业、食品及其关联市场面临着重大发展机遇，尤其是“超越肉类”（人造肉或植物肉）的发展对膳食营养均衡和环境改善都有一定的正向效果，可能对国际农产品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食物需求总量峰值采取更为广度的区间把握，并对“抑需求”的农业、食品及其关联产业政策进行深度审视。进而在适度扩大食物和农业原料进口基础上，探索构建跨部门的、积极进攻型的农业、食品及其关联产业综合集群政策，积极推动农业、食品及其关联产品的出口规模继续增长。

日本是一个以出口为经济发展战略核心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利用规模化优势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应用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学习借鉴日本农食产品出口促进政策，或许对我国进一步提升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有一定的正向意义。

战略目标。日本农食产品出口促进政策设定了中长期的农产品出口额总目标。同时，瞄准重点产品出口的具体国家，针对具体出口的农产品品种及其出口设定了具体目标和具体措施；要求通过官民一体的农产品与食品出口促进体制强化海外宣传，进一步开放市场。

制度体系。日本农食产品出口促进措施来源于日本农业政策的“由防守为主转变为主动出击”。2013年成立的农林水产业与地域活力创造本部，以及同年推出的《农林水产业与地域活力创造计划》是新时期日本“主动出击”的农业政策体系的核心。2015年发布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计划》和2016年的《农林水产业出口强化战略》进一步提出了强化农产品出口的具体措施和目标。2020年日本颁布并实施了《农林水产品及食品出口促进法》，主要包括明确领导和组织管理体系、明确出口便利化措施、制定针对农产品出口企业的支援措施三方面核心内容。

运营模式。一是实行官民一体化运营模式。日本中央政府在农林水产省设立组织机构，联合日本农畜产业振兴机构（ALIC）和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的日本食物出口促进中心来实现政府和企业的有机衔接。日本地方政府则通过积极配合实施中央政府的出口计划和加大宣传推广本地农产品等方式促进地方农产品出口。二是建设出口农产品生产基地。日本政府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建立了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基地，鼓励生产有特色、高品质，且符合出口去向国消费需求偏好的农产品。

资金支持。一是对敢于冒风险的农产品出口企业进行投资支持，解除出口企业的后顾之忧；二是培育和扩张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对生产基地给予资金补贴和基础设施投资；三是政府出资构建能够保障大体量、高品质农产品持续出口的物流体系；四是对官民一体化运营模式的搭建和运行进行资金支持。

壁垒应对。为了消除和减少出口农产品可能遭遇的贸易壁垒限制，日本政府通过跨部门合作，建立了统一的精准应对出口壁垒的相关措施。

在农食产品出口促进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农产品出口额已经超过预期的1万亿日元目标，而且出口继续呈现增长态势。

日本面临的粮食安全保障压力大、乡村衰败和过疏化（空心化）、农业后继无人等问题，与我国当前农业农村面临的形势有一定相似性。日本在“进攻中进行防守”的农业发展战略思路和政策实践对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应充分发挥我国市场空间广阔、农产品品种丰富、45岁以上农业产业人口返乡在乡多、人造肉（或植物肉）发展尚处起步阶段等特点，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政策，增强在开放市场条件下动态保障农产品供给和粮食安全的能力。

以乡村振兴规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为基础，依托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要求，明确“十四五”期间以及2035年农产品出口战略的总体目标及分品种目标，科学设定未来我国农产品出口额目标以及各品种具体出口对象国的出口额目标。

探索创建官民一体化的农产品出口促进运营模式，建立政策协同与工作协同机制，联合开展农产品出口促进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中国农产品和中华传统饮食在国内外的宣传推广等相关工作，健全完善官民一体的应对出口壁垒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