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希兰：国内大循环下农业区域分工、增加值收益及分解

刘希兰 周民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当前，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挥着为社会提供食物供给和工业原材料、保障农村就业及维持生计的重要功能，双循环的发展离不开农业的参与（胡祎，2021）。畅通农业经济参与双循环发展，尤其在于释放国内有效需求，把以满足国内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内循环”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农业经济循环包括农业原材料投入、初级产品生产及农产品销售等多个环节。而伴随着国内市场不断壮大成熟及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业生产分割特征也越发明显，如“北粮南运”“西猪东运，北猪南运”局面已经形成。由于生产地与消费地的日益分离，农业生产环节也逐渐不再局限于一个特定地区内，而是被分割在各个地区，并依靠自身资源禀赋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立足先天优势和比较优势，实现因地制宜和优势互补，是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原则（蔡之兵，2021），农业依托比较优势进行区域分工及专业化生产能够实现国内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在此情境下，立足于国内需求，探索生产分割对农业增加值收益及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影响，有助于实现农业“国内大循环”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既有文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了研究。在理论层面，黄群慧（2021）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现代化新阶段相适应的经济现代化路径。高培勇（2021）认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首先要统筹好市场主体发展和安全以及财政发展和安全。江小涓、孟丽君（2021）基于全球价值链下，国际分工形态演变、要素禀赋改变等现状，分析了双循环的决定因素、中国经验和国际趋势。具体到农业领域，钟钰等（2021）分析了农业“双循环”的理论基础及内涵，认为应实施扩大农产品消费的“内循环”，和重塑中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外循环”。何亚莉、杨肃昌（2021）分析了“双循环”格局下中国农业产业链韧性锻造，提出要解决农业产业链中存在的结构失衡、长度过短、延展度不够等问题。邓远建等（2022）解析了中国农业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并提出通过升级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稳定供应链，来实现夯实农业经济内循环、畅通农业经济国际循环及农业经济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的目标。在对“双循环”的实证测度方面，学者们主要运用全球价值链分析方法来实现。黎峰（2021）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强度指标，对2000年以来的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特征进行了分析。黄群慧、倪红福（2021）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模型，从增加值的角度将“双循环”分解成国内简单循环、国内复杂循环、国际简单循环和国际复杂四项循环模式，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陈全润等（2022）同样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模型，使用中国经济对本国和国外的最终需求依存度来衡量中国参与国内循环、国际循环的相对程度，并从整体、分最终需求、分部门等角度进行了分析。

以上文献对“双循环”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测度，并研究了“双循环”下农业产业链的总体情况，但缺乏对农业区域分工合作及其与真实利得关系的更深入的研究。事实上，依赖于建立的全球价值链分析体系，学者们对生产分割与真实利得之间的关系也做了相关研究。Antr s et al.（2012）首先基于增加值视角探讨了分工位置特征与增加值之间的“微笑曲线”关系。倪红福（2016）在提出测度全球价值链位置的统一逻辑框架的基础上，进而证实了部门层面“微笑曲线”不具有普遍意义。依据全球价值链分析逻辑，相关研究探讨了国内价值链分工位置及区域分工特征。如黎峰（2016）基于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国内价值链广度及国内价值链深度。进一步，黎峰（2020）通过将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从而拓展了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双重价值链下中国省级区域分工特征。基于国内价值链理论，一些文献也分析了国内价值链分工特征与真实利得之间的关系。潘文卿（2018）基于构建的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通过计算出各区域上游度指数与增加值率，发现中国的国家价值链不具有明显的“微笑曲线”特征。余丽丽、彭水军（2021）进一步精确匹配了上游度与生产端增加值贡献率、下游度与消费端增加值贡献率，发现前者尚未形成明显的负向关联，后者则呈现明显的正向关联。具体到农业层面，相关研究更多关注中国农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或相关区域国家价值链的分工情况。如汤碧、常月（2019）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模型考察了中国农业在亚太区域生产网络中的价值链地位。秦国庆、朱玉春（2020）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度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价值链关联效应。周南南、于文洁（2021）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模型分析了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农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上述文献给本文提供了有益参考，尤其是对中国农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探讨，但已有研究缺乏对中国农业国内价值链区域分工的探讨，以及对农业增加值实现的地区和部门特征的分析。基于此，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拓展：1.通过构建中国省级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探讨代表农业区域分工的上游度、下游度与生产端农业增加值、消费端农业增加值的关系。2.按照农业经济国内国外双循环的划分，将其分解为纯粹地区内循环、地区外简单循环、地区外复杂循环、外循环四种循环模式，以分析农业增加值的不同实现渠道。3.进一步地，分析不同循环模式下内需引致农业增加值实现的引致地区和部门特征。以上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农业区域分工与农业增加值的关系，深入了解农业经济循环的不同模式，为实现农业区域间协调发展、有效配置国内资源、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双循环”下农业经济循环机制，并进行研究设计，即构建投入产出模型，并对变量和数据来源进行解释；第三部分测算出各省份农业区域分工、农业生产端增加值及农业消费端增加值，并对农业上游度、农业下游度与农业增加值收益的变化及联系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对各省份农业增加值收益的四种实现渠道占比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地区外简单循环、地区外复杂循环模式下内需引致各省农业增加值实现的地区和部门特征；第五部分对文章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分析框架及数据说明

（一）农业经济循环机制

第一，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以强调扩大有效内需为基础的国内大循环与立足于内需引致的网络式生产和经济模式的国内价值链是异曲同工的（余丽丽、彭水军，2021）。在价值链视角下，农业经济循环可分为农业原材料投入、初级产品生产及农产品销售三个环节（ 邸玉娜等，2018）。如图1所示，最初投入涉及到农业价值链的上游环节，主要包括种子、化肥、机械设备等，由地区内、地区外和国外提供供给。初级产品生产指农产品的种植和收获等基本生产活动并以此获取收入。农产品销售（消费）是农业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包括深加工、批发零售等，也包括农业产品作为其他行业投入品而包含在其他最终产品内，以满足地区内、地区外和国外消费者的需求。

第二，在需求的驱动下，按照不同的经济循环模式，可分为农业经济国内大循环和农业经济国外循环，前者是指农业经济的相关活动全部发生在国内，国内提供农业最初投入并在国内进行农业生产销售，最后满足国内的最终需求。后者表示农业经济活动与国外有联系，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使用了国外供给或生产销售满足了国外需求。农业经济国内大循环可进一步分为纯粹地区内循环、地区外简单循环和地区外复杂循环。纯粹地区内循环指农业经济活动全部发生在本地区，由地区内供给并进行生产销售满足本地区的最终需求；地区外简单循环指农业经济生产活动全部发生在本地区，由地区内供给进行农业生产销售而满足其他地区的最终需求，即只有最终产品实现了跨区域流动；地区外复杂循环是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涉及到地区外供给或满足了地区外需求的经济活动，中间产品实现了多次的跨地区流动。

第三，上述也表明了在需求引致下农业增加值实现的不同渠道，即一部分由内需引致，另一部分由国外需求引致。此外，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和经济分工不同，每个地区将处在国内农业价值链的不同位置。因此参考Ye et al.（2015）与倪红福（2016）的研究，使用上游度和下游度来表示各地区的分工位置，国内农业价值链上游度指国内农业价值链下，特定地区农业生产活动距离其增加值收益被最终需求引致的长度；国内农业价值链下游度指特定地区农业生产投入引致的增加值距离其投入者的长度。据此，处在不同分工位置的各地区在多种经济循环模式下参与经济协作，完成农业价值增值过程。

（二）模型构建（详见原文）

（三）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投入产出表为China Emission Accounts & Datasets（CEADs）发布的2012年和2017年中国31省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每个省份包括42个部门，由于2012年与2017年个别部门不同，参考Zheng et al.（2020）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匹配调整为41个部门。本文的研究对象农业指的是其中的S01-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三、国内大循环下农业区域分工与农业增加值测度及联系（详见原文）

四、国内大循环下农业增加值收益的实现渠道及路径（详见原文）

五、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省级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探讨了国内大循环下农业区域分工与农业增加值之间的关系，并将一省的农业增加值分解为依赖于地区内循环和地区外循环部分，接着在“需求—供给”视角下考察了引致农业增加值实现的地区和部门特征。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研究期间，各省份农业上游度与农业生产端增加值贡献率及农业增加值流出贡献率之间呈现出了明显的正向关联，下游度与农业消费端增加值贡献率及农业增加值流入贡献率之间同样如此。这说明为满足其他地区的最终产品需求所进行的农业生产活动，是决定农业上游度的重要因素，而农业中间品投入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各省份的农业下游度。此外，山东、河南等省份上游度和下游度都处在较高的位置，表明其既需要其他省份的农机设备、种子、农药以及大量的中间品投入，又在进一步进行相关农业生产活动以满足其他省份的最终产品需求。

第二，在四种循环模式中，纯粹地区内循环占比最高，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2012年，山西、上海纯粹地区内循环的占比达到90%以上，陕西、安徽、海南的占比分别为29.52%、29.29和20.79%。至2017年，各省纯粹地区内循环占比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只有山西超过了90%，黑龙江、陕西、海南、吉林则不及25%。在地区外两种循环模式中，地区外复杂循环占比高于地区外简单循环，同时，2012—2017年前者占比有所增加，如黑龙江、陕西增加量接近20% ；后者占比则有所下降，如黑龙江、安徽占比减少量在10%左右。外需驱动农业增加值收益实现的外循环模式占比较小，但一些沿海省份更倾向于参与国外循环实现农业增加值收益，山东、福建两省外循环占比超过20%。

第三，在地区外简单循环模式下，研究期内引致（生产）地区由相对集中向逐步分化转变，需求部门则一直保持相对集中。2012年，生产地区主要相对集中于河南、江苏、河北等地区，至2017年，生产地区则呈现出分散化特征，引致地区主要涉及邻近地区及农业大省。2012—2017年，绝大部分省份的需求部门集中在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食品和烟草、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部门。2017年，需求部门更加向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及食品和烟草两个部门集中，在绝大部分省份的需求部门中占据前两位。

第四，在地区外复杂循环模式下，研究期内主要生产地区由集中变为相对分散，同时主要生产地区有所改变。2012年，生产地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湖南和安徽，至2017年，主要生产地区有黑龙江、河南及其各自的邻近省份。此外，研究期内主要需求部门相对集中，但一些部门发生了改变。2012年，排在前列的需求部门为食品和烟草、批发和零售、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至2017年为食品和烟草、建筑等部门。大多数省份需求部门中建筑的排位有所上升，而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的排位下降明显。此外，主要需求部门增加了住宿和餐饮、卫生和社会工作。

根据以上研究所得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持续优化国内农业区域分工。国内农业区域分工程度影响着农业增加值收益的实现，要优化国内农业区域分工，一是在加强耕地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布局耕地资源和国土资源，做到各类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开发，形成与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农业区域布局；二是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通过技术创新解决农业生产及运输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同时通过对现代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综合运用，促进农业产品进一步深加工，提升农业产品的附加值，并与工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提升农业上游度，延长农业产业链；三是各省在充分发挥本地资源禀赋优势进行生产的同时，也应积极参与全国农业产业链分工，在种子、农机设备投入等上游环节，以及农产品出售等下游环节积极开展合作。

第二，同步推进农业区域横向分工与纵向分工。一方面，要重视区域间横向分工，各省应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实现农业结构与资源优势的匹配。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任务，相关地区应推动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生产，稳定重要农产品供给。各省份在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的基础之上，应努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提升地区农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地区外循环模式占比，以加强区域间农产品的纵向分工与协调，在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进行专业化分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农业价值链的延伸。如河南、山东等省份在农业机械等生产投入上具有优势，而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则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优势，因此，可将农业生产、加工、包装、销售等多个环节分布在不同地区，实现区域间纵向分工。此外，应进一步促进三产融合发展，从而避免农业区域分工所带来的“低端锁定”问题，推动整体收益攀升。

第三，推动建设统一高效标准的农业市场体系。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立足国内需求，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举措，可以降低市场分割和区域间壁垒造成的效率损失，实现区域间更好地协同发展。建设统一高效标准的农业市场体系，一是要畅通生产要素和资源市场，畅通生产要素市场不仅使得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可以实现区域间自由流动，同时可推动农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进入非农部门，参与其他地区第二、三产业最终产品的生产；二是要构建统一的物流运输体系，完善冷链物流、仓储等农产品相关服务，实现各区域间农产品运输网络的互联互通；三是推动建设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完善农产品定价体系和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的优势，以扩大内需拉动农业的发展。

第四，实现农业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在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农业区域分工优化的同时，还应积极推动各地区参与农业国际循环。农业参与国际循环，一方面可以优化国内农业结构，通过对外出口更多具有比较优势的蔬菜、水果等，可以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带动国内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另一方面，也可以结构性满足国内多方面需求，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对农产品的消费也更加多样化，如我国国内对泰国、印度、越南等国的大米就有着较强需求，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大循环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个性化和优质化的农产品。在参与农业国际循环的过程中，要重视农产品进口国别和品种的多样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加强农业技术输出，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中国贡献。

本文考察了国内大循环下农业区域分工与增加值收益之间的关系，但仍存在可完善之处：首先，在研究数据的选取上，由于投入产出数据的获取存在局限，本研究所用数据只包含2012年及2017年的数据，在研究的时间跨度上略有不足；其次，在研究视角上，本研究属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农业产业的异质性；最后，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所用方法为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在分解方法上，主要从生产端和消费端进行分解，没有从收入端进行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