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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
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应对经济增速下行、整体经济的趋缓。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抓住国内巨大的内需市场、培育市场，释放需求，打赢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持久战。
我们分五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
第一，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实现这个群体的倍增，促进国内需求进一步释放。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计算口径，2018年中国每个家庭年收入如果达到10-50万的水平，就界定为跨入了中等收入的群体。2018年，中国这样的群体有多少呢？超过了4亿人。首次突破了4亿，占中国14亿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占全球中等收入群体35%左右。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这是改革开放41年以来的重大成绩。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现在的中国仍然存在着人口二元化的问题。如果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计算一个比例，我们会发现，2014年以后这个比值持续维持在2.7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壁垒。
中国14亿人口里面，按照人口的收入排序，把收入最高的4亿人排除之外，我们会发现，剩下10亿人口年人均实际收入只是相当于20年前全国人口平均收入的水平。所以他们的收入是亟待提升的。这一部分人的消费倾向，如果收入增加了，是更愿意消费吗？是的，而且他们更愿意消费的劲头要比中等收入的人群更大，所以释放他们的需求，提高他们的收入，可以有效对冲当前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
按照一个相对谨慎的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路径，如果每年保证人均实际收入增长4个百分点，三个五年规划的时间跨度之内，可以使得中等收入人群倍增，扩大到8亿人。仅通过汽车、空调和住房这三项，就可以带动中国GDP增速0.7-0.75个百分点。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虽然是下滑，按照年度4%的增速，实现15年内收入倍增——在未来15年4%的增速，应该是相对站得住脚，而且是可行的。所以，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当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之后，我们应该把下一步工作重点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容和增收，通过收入的提升为国内需求的进一步释放做好准备，对市场机制的完善做好准备。
我们也注意到，2019年12月25日中办和国办颁发了重要的政策：城市人口规模300万以下的城市，取消落户限制；300-500万的城市，放宽落户条件，同时完善了落户的措施。这个措施意义非常重大，将推动城镇化的进程，而且加快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进程。
第二，重振汽车消费。
汽车销量在2018年7月之后持续下滑，2019年，汽车的销量降幅在收窄，这是短期。我们想推出的观点是，长期汽车市场仍然具有巨大的需求潜力。研究乘用车在过去几年的变化趋势、增速趋势：我们发现，乘用车的销量增速在2018年7月以后出现明显的下滑，也带动了消费的下滑。为什么是这样？
当时我们认为，前期——在2018年7月之前——购置税的优惠政策，透支了汽车的需求，2018年该政策的退出，导致需求的下滑。过去几年经济增速总体的下滑，收入增速的放缓，影响了人们对收入的预期，影响了汽车的需求。之前国五、国六提前切换，使得居民持币观望的态度加重。2019年以来，国家推出了汽车消费的刺激政策，国五国六切换的效应在下降，所以我们看到了汽车消费的回暖。这是短期。
还有一个现象：我们把汽车按照价位来划分，从豪华车、中档车到低档车，可以计算不同类别的汽车销量占市场总销量的占比，在2014年到2019年之间，我们发现，整体汽车市场在趋凉，但豪华车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17万元以上的中档、甚至更豪华车需求的占比是持续旺盛，十万元以下的低档车销量的占比是持续萎缩的。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几年收入增速的下滑，更多影响到低端收入群体，他们对收入增速下滑的反应更强烈，抑制了对10万元以下低档车的消费；而高档车消费的旺盛代表了中高收入阶层对汽车消费升级的需求。
汽车长期的需求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潜力。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千人汽车保有量，中国2018年是173辆，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美国在2018年千人平均有837辆汽车，日本和德国将近590辆左右。我们会发现，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俄罗斯、巴西和墨西哥，千人汽车保有量都显著高于中国，俄罗斯是373辆，巴西是350辆，墨西哥是297辆。中国和南非人均千人汽车保有量是相对比较接近的，南非是174辆，但南非GDP显著低于中国。中国随着人均收入、随着经济发展，未来长期的汽车需求仍然具有非常大的空间。
我们看国内：首先，2018年年末，全国居民平均每百户汽车拥有量是33辆，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41辆，而农村是22辆，所以城乡之间有大概一倍的差距，这是未来一个巨大的消费空间。按照区域来看，发展也是非常不平衡的，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在2018年末每百户汽车拥有量超过了50辆；但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18个居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少于30辆，三分之二的家庭还没有汽车，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空间。
除了将汽车购置税和使用税交给地方政府，以及加强交通拥堵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汽车未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保证之外，我们也想强调，对于像北京这种摇号和限牌的城市，除了放宽车牌获得的增量以外，应该积极盘活现有的车牌存量。比如，准许自由租用其他车主已有的车牌，形成活跃的车牌租用市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再就是，为了刺激低档汽车的消费——因为10万元以下的低端汽车占整个市场4成左右的比例——为了增加低端收入群体对汽车的需求，我们建议应该采取适度的逆周期调节政策，保持合理的经济和收入的增速。
第三，关乎民生且具有很强公益性的医疗和教育两个细分市场，需求增长是非常快的，但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非常大的短板。
过去这些年，恩格尔系数——食品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医疗保健的占比是持续增加，医疗保健方面支出的增速显著高于总体的增速。对于这个市场，长期的增长空间是非常巨大的。我们预计，未来我国的医疗保健需求将呈现快速扩张之势。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我们的老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十四五”期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约5000万人，7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将增加3400万人。老龄化的加深，未来必然会增加医疗保健支出在的需求。
与此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人民对于医疗保健需求往往上升。这是因为，医疗消费本质的特征，收入弹性是比较大的，大于1。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医疗支出在2016年占GDP的比重是4.9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OECD国家平均水平达到了12.59%，即使发展中国家，像巴西、墨西哥，也显著高于中国。
所以，对于医疗保健这方面的需求，首先我们建议应该增加医疗资源的公共投入，因为它具有外部性，具有公益性的性质。同时，应该放开医疗市场的准入，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参加介入医疗领域——同时也应该加强政府的监管，避免民间资本所带来的道德风险的发生，双管齐下，增加医疗保健服务的供给，从而释放需求。
教育结构应该调整，质量应该提高。首先，基础教育需求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错配，幼儿园的供给量严重不足。适龄儿童入学难，尤其是农民工等新进入城市人口的子女，仍然是一个影响人们群众幸福感的较为普遍的社会性问题。而部分县城、小城镇以及农村地区，由于人口持续流失，教育资源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剩。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整体教育品质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优质初高中与一般初高中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家庭与学生在正常的学校教育之外，投入大量额外精力和财力以为了进入优质初中和优质高中。为了让孩子上一个优质的初高中，很多家庭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上课外的补习班。比如海淀黄庄地区，就造成了现在全民对教育的焦虑。同时也造成了学区房价值溢价明显。
对于这一部分的政策建议：优化公共教育供给结构，流转错配的局面，提高公共教育的品质，降低现在全民教育的焦虑。引导民间资本兴办幼儿园，同时对于幼儿园进行认证监管，由政府出面，或者是行业组织进行监管，用法律法规约束民间资本的幼儿园办学，从而保证供给的充沛，然后示范有效的需求。
第四，房地产中长期仍然有非常大的需求。
2019年，短期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略有回落。2019年中期之前，因为之前大量的土地购置税的延期支付，带来开发投资增速的上升；2019年中期之后，这个增速略有回落，但这并不能支撑增速回升的持久性。所以我们认为：2019年房地产市场短期内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利好。2019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房住不炒，预计2020年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仍然以“稳”为主。
我们更加关注中长期，房地产中长期仍然有非常大的需求。因为：第一，现在城镇化只有60%左右，根据刘易斯拐点，当城镇化率到达70%的时候，才出现这个拐点，所以未来还有1.5-2亿的人口将完成城市化，这是一个巨大的购房需求点。再就是，一二线城市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一二线城市是新增城市人口的净流入地，超过了50%，但是房地产新开工的面积和房地产投资总额，都不超过40%。所以人口和房地产发展是存在一个错配的。
如果我们看城市用地的批地，在2007-2016年所有的年份里面，一线城市住宅用地存量比例是最低的。还有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对比，2015-2019年，中国普遍还是工业用地占主导，住宅用地的批地相对弱于工业用地。政策建议是：增加一二线城市的住宅用地供给，同时适度放宽一二线城市的购房需求限制。
最后，应该打造高质量的金融市场，释放金融潜力。
当前的金融市场没有很好满足居民投资理财和资产管理需求。有三个重要的表现：第一、中国仍然是以房地产作为居民资产配置的主要资产，2016年房地产占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46%；而同期美国这个比例只有24%，而中国的金融资产配置是50.5%，美国是71%。第二、因为缺乏比较高质量的金融产品，仍然去追求高收益的金融资产的产品，导致了近年来金融乱象频发，包括P2P和非法集资，甚至爆发了一些局部性的风险。第三、因为没有高质量产品的支撑，导致了影子银行大发展。这是因为，人们找不到特别好的投资渠道，而导致了银行表外业务的发展。影子银行在过去十年快速的壮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金融产品结构的不合理。
为什么居民投资理财和资产管理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第一，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只重视融资功能，而忽视投资功能，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主要是关注和考核金融市场的融资功能，而忽视了或者是没有那么重视投资功能。第二，金融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种类虽然比较齐全，但质量和结构仍然难以匹配高质量金融产品的需求。中国从2001年开始到2018年，股指收益率年化平均只有1.3%，我们股市是一个高风险、低收益、波动比较大的股市；同期美国的年化收益率达到了3.2%；跟中国经济发展相似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印度，估值年化收益率竟然达到了12.9%。所以，我们股市仍然需要更加健康的发展。第三，金融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足，导致难以匹配居民对高质量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虽然近期颁布了一些政策，比如说证券法的修订，以及上海金融法院的成立，但是仍然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应该打造一个更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高质量资本市场，这是下一步最主要的抓手。
实体经济也有需求，我们会发现，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民营企业获得的金融支持和经济贡献，是不匹配的：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60%以上的GDP，贷款余额只占到了总体企业贷款余额的40%；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也从2017年的15%以上，快速下滑到当前的10%左右；民营企业债权融资的信用利差远高于央企和地方国企，且差距不断拉大；股权融资方面占比也不匹配，截至2019年底，A股市场民营上市公司占比70%，但市值仅占了30%。对于创新创业企业融资来说，需求也是比较难的。还有基建投资的需求，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
这几点应该作为下一个阶段工作的重点。首先我们应该统一思想，全国上上下下统一思想，把打造长期需求端作为工作的重点，培育市场，释放需求，让地方政府把这个事情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有了这一点，我们相信，打赢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持久战，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仍然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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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8 11: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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