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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康宁（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世界数字经济发展格局的主要特征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带动了信息产业、通信产业、互联网产业以及各种基于数字技术的新产业的大发展，涌现出大量的商业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结构。世界数字经济的总体发展格局是，数字技术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规模，数字经济渗透率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产业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参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不同方阵，彼此竞争激烈，但数字经济治理相对滞后。数字技术的进步对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成为决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的密钥所在。算力、算法、数据构成数字经济的三大核心要素，这三大要素归根到底取决于计算技术、电子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发展数字经济，首先是要在底层技术上构筑起雄厚的基础，形成支撑数字经济的硬实力。例如，数字经济离不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和存储，这就需要有先进的芯片承担逻辑管理和高速运算的功能，或是把大量的数据存储起来，这都取决于半导体技术水平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没有尖端半导体技术和强大的半导体产业，数字经济的发展就必然有局限性。同样道理，通信技术水平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也决定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世界数字技术发展的新动向和重大创新，必将在技术方向和产业结构上深刻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发展热点，总的来看是热点不断和更新迭代。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数字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标志性的发展热点。第一个阶段是从1993年美国开始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到2007年苹果公司推出智能手机，前后大约15年。这一阶段数字经济的热点是电子商务、电子书、电子报刊、企业流程再造，美国的亚马逊公司和中国的阿里巴巴公司就是在这一时期创立并逐渐形成世界影响力。第二阶段是从2008年3G智能手机出现到2019年5G通信时代启幕，前后约12年。这一阶段数字经济的热点是网络音乐、网约车、智能手机、3D打印等，“移动互联”和大众参与是热点的典型特征。有了智能手机和3G、4G通信，人们成为数字经济的消费者（用手机下单）和生产者（发布个人媒体内容）。第三阶段是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以5G通信正式普及为标记。这一阶段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为“万物相联”，热点是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新一代工业互联网等。在万物互联的时代，物联网将会形成更大的产业规模，并将创造高达19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而现在全世界的GDP总额不过100多万亿美元。另外，元宇宙、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新一代热点也正在逐渐形成。许多经济体兴起数字经济热潮，发展上处在不同方阵，竞争态势日趋加剧。随着数字经济成为全球性经济热点，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数字经济的浪潮之中。这与许多国际机构倡导发展数字经济有很大关系，联合国、世界银行都分别有促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专门项目。不过，数字经济在全球发展很不平衡，各经济体之间形成了水平和规模不一的方阵。总体来看，美国、中国和欧盟处在第一方阵，这是从技术和规模两个维度综合而论的。美国拥有数字领域主要的关键核心技术，位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沿。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巨大，在部分领域具有一定先发优势或比较优势，拥有无限的发展潜力。欧盟在数字经济方面虽然有所落伍，但经济基础发达，发展数字经济的资源十分丰富，数字经济体量也很大，所以欧盟作为整体仍可算作第一方阵。从单个国家来说，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荷兰等处在第二方阵，这些国家在数字经济的某些领域具有相当优势，甚至处在世界领先位置，如韩国在存储芯片领域、德国在智能制造领域、荷兰在高端光刻机领域就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他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处在第三方阵，基本上是跟随世界数字经济的潮流。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处于第四方阵，数字经济刚刚起步，基础薄弱。还有一些落后的国家不属于任何方阵，仍远离数字经济。与此同时，各个方阵之间，尤其是各个方阵内部，围绕数字经济而展开的竞争十分激烈。例如，欧盟在数字经济领域虽然相对落伍，却制定了一系列颇有雄心的发展规划，目标十分宏大，包括到2030年半导体产业增加值要占到全球20%，而现在欧盟的这个指标只有10%。数字经济发展鸿沟加剧了世界发展不平衡，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相对滞后。一方面，数字经济在部分国家繁荣发展，人工智能软件和高速网络随时可用，给人们学习、生活与工作带来巨大便利；另一方面，在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民众尚未广泛享受到数字经济带来的福利。据世界银行的评估，目前世界上还有20亿人口不具备上网条件，教育、就业、生活等状况基本处于数字经济兴起前的经济形态。世界发展本来就不平衡，数字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又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数字经济的全球治理相对滞后，实现良性治理仍缺乏有效机制。除了发展不平衡这一问题亟待加强治理外，有关数字经济的标准、规则、规制等问题也是治理的重点，在这些问题上，国际间缺乏合作，全球性协调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在数据产权、数字市场、数字贸易、数字税等焦点问题上，基础性制度建设起色不大，各个经济体之间矛盾不少、纠纷不断。少数国家凭借自身实力优势，强行推行霸权主张和做法，更加不利于数字经济全球治理的制度建设。
基本趋势第一，科技创新继续推动数字经济朝纵深方向发展，大量数字新产品将不断问世，算力更强、算法更先进、数据更加海量的数字经济新模式也将大量涌现。科技创新是无止境的，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各种技术创新不仅不会中断，反而会继续加快。与算力相关的“摩尔定律”提示，在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芯片功能每隔两年左右升级一代。尽管很多人早就预言“摩尔定律”将失效，但从集成电路技术创新的节奏看，至少未来10年内，芯片算力将会继续沿着“摩尔定律”的曲线向上攀升。芯片的工艺水平如今已到3纳米，2纳米也将很快实现规模化生产，而且，比利时的半导体研究机构IMEC发布报告，预测2036年将实现0.2纳米的技术，说明摩尔定律仍将有效。今后的数字经济，科技含量将更高，不仅将更为广泛地替代原有的经济模式，而且也迭代旧有的数字经济，如同软件升级一样，呈现连续性的升级换代过程。第二，数字经济的发展继续快于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渗透力更强，对世界经济全局的影响更大。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与地区，无论是数字产业化部门，还是产业数字化部门，发展的速度都明显快于经济的整体发展。在2016年至2021年的几年间，美国数字经济增长率平均为6.7%，高于经济增长率3个百分点左右。中国数字经济的增速更是明显快于经济增速。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算标准，近三年中国的数字经济增速要快于经济增长5个百分点以上。不仅数字经济居世界前两位的大国如此，在许多规模不大的国家，数字经济也呈现出超前发展态势。只有130万人口的爱沙尼亚，经济数字化水平在欧洲首屈一指，其不仅拥有一流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而且培育出多个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独角兽”企业，其中包括全球知名的Skype。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快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将是一个基本趋势，而且这种现象将维持较长的时期。第三，在各种新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融合发展，人与数字经济的相融伴生将成为时代的显著特征。今后一、二十年，新一代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云计算、量子信息等新技术的成熟，必将催生更多新产业，并推动原有产业沿着数字技术创新路线实现升级。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变革，一方面，融合了多种先进技术和不同领域的创新成果；另一方面，随着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出现，产业间的融合更加深入，例如亚马逊和阿里巴巴早已走出了网上书店和购物平台的单一模式，进入包括云计算在内的多重商业模式。在新一代的数字经济形态下，人的参与感更强，融入程度更深，大量个性化的人工智能装置和数字环境问世也将为时不远。第四，数字经济发展全球化与碎片化的趋势并存，关键产业链地区化甚至国家化现象突出，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数字技术本身是高度全球化的，一些重要的先进产业如半导体产业，就是国际分工与合作的结果，数字贸易更是摆脱了物理海关的跨境流动，这些都是数字经济发展全球化的一面。但同时，在少数西方国家人为实施“脱钩”政策的影响下，数字经济近年来又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态势，全球性产业链与市场正经历分裂。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原来采用严密国际分工的全球产业链正在向有局限的区域性产业链转变。现在，不仅美国要建立完整的芯片产业链，推动制造环节回流美国，连基础相对薄弱的欧盟也要建立完整的芯片产业链，为此将投下巨资。这样一种碎片化的产业格局重塑，不仅降低了产业发展效率，而且也使多年来形成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受到严重损害。第五，中国和美国将继续保持世界数字经济的领先位置，全球将出现数字经济发展的两大中心，两大中心周围将出现各自的数字经济板块。美国正全力保住数字技术领先优势，把数字经济当作重点竞争策略，并积极拉拢欧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为联盟，通过“断供”和“围堵”的方式打压中国的关键数字产业。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巨大，具有自身发展优势，正在走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将以新型举国体制力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其中包括数字经济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增强发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今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规模更大，而且科技支撑能力将会显著增强。
中国数字经济如何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数字经济在我国虽然发展迅速，但目前仍处在大而不强阶段，必须着力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数字经济的科技创新能力，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当前尤其要在基础性、通用性关键技术如先进芯片、系统软件、关键设备上实现突破，不掌握这些关键核心技术，不在底层技术上实现自主可控，数字经济发展就会受制于人。在自主创新方面要善于发现和培育新的“赛道”，敢于在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上实现突围。继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为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支撑起更为强大的物质基础。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发展的一大优势，再加上市场广阔这个优势，中国发展的势头就难以阻挡，就能吸引全球的资本和技术要素前来中国寻求发展机会。中国5G通信覆盖率全球第一，5G基站数占全球60%以上，光纤网络、移动通信、宽带、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这既是一种体制优势，更是一种国家优势。应当继续发挥好这些优势，适度超前投资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为数字经济的大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优先发展我国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重点产业，以“锻长板”带动“补短板”健全产业链。要科学客观估计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某些尖端技术方面的差距和赶超周期，以求实精神制定可行策略。如在芯片领域可采取以“扬我优势、以长补短”为主的策略，通过封装技术的“独门绝技”提升成熟制程芯片（28纳米等）的性能，广泛应用于我国电动车、智能车、智能交通、数字城市等建设，形成我国在芯片领域的新优势。此外，我国在电动车、智能车、智能交通、数字城市等领域具有技术领先、市场广阔、走在世界前列的独特优势，同时在这些领域又具有体制优势，加以综合应用，可以为芯片产业创造数十倍的市场（一辆智能车可以最多用到2000个芯片），巨大的市场需求必将带动芯片技术的进步。集中精力将优势长板进一步锻长，可以带动短板补齐，目前正是“锻长板”的“窗口期”，应当充分把握好。加快数字经济世界一流企业的打造，下大力气把企业真正建成数字技术创新主体。我国缺乏一批世界级的数字技术一流企业，尤其是具备底层技术实力的企业较少，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改变这种状况。数字经济强国，很大程度上是以拥有一大批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为代表，我们不仅要有市场覆盖全球的平台型企业，更要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硬科技领军企业。科技发展史表明，企业承担主体地位是科技创新的一条基本规律，晶体管、集成电路、智能手机、视窗操作系统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创新都诞生于企业，甚至连信息论这样的基础理论也出自企业。发展壮大中国的数字经济，必须坚决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实现创新模式的根本转换。加强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积极倡导推进数字经济全球化。要在国际上充分展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成就和优势，争取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伙伴。进一步扩大数字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建设若干个具有标杆意义的国际数字之都，重点建设一批“数字自由贸易区”，形成示范效应，吸引全球数字资本和数字产业。此外，还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规则的制定，促进全球数字治理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努力创造中国数字经济融入世界而世界数字经济离不开中国的新境界。（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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