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群等：新发展格局下种业发展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高群 徐意（南昌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民以食为天，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粮食需求量大，通过自给自足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至关重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国民粮食（原粮）人均消费量为141.2千克，较2019年增长8.5%；蔬菜及食用菌人均消费量为103.7千克，较2019年增长5.2%。以中国14亿人口为基数，种子的需求量大。保障种子安全是关乎每一个中国人口粮的重中之重。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贸易制裁、新冠感染疫情、战争等问题让中国不得不思考如何加强粮种产业的安全。21世纪以来，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全面部署种业发展工作。2000年《种子法》颁布；2011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将种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2015 年将发展现代种业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议；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现代种业发展；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解决好种子问题，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同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申强调“打好种业翻身仗”；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确保用种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在要求，同时，中国种业是全球种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探究种业强国的发展经验有利于认知当前中国种业发展的现状以及明确发展导向，在中国种业现有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可适用的经验推动中国种业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走稳、走实、走好。同时，研究种业强国的发展经验对于分析国际种业市场竞争力状况，进一步加快中国种业的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种业安全和种业发展问题正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纷纷认识到种子产业的重要性并围绕生物技术、种子市场、政治关注、种业现状、国家战略等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与此同时，国家高度重视种业发展并出台了相应政策以支持产业发展，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全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基于此，本文拟从种业发展国际经验的视角探究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种业的发展思路。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①在研究视角上，从多国家种业综合举措出发，对比总结种业发展共同性和异质性，为中国种业的发展提供多样性参考。②在研究框架上，本文立足于中国种业的实践，将国家间种业发展举措进行对比，最后提出启示，丰富了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种业发展经验借鉴的相关研究。

本文旨在从美国、德国及日本3个种业强国的种业发展历程、特点、经验等多维视角出发，剖析国际种业发展先进经验并系统梳理中国种业发展现状，立足中国种业实践，汲取强国种业发展经验；并从3个国家科技、政策、法律等多个角度综合分析其种业发展的适用性经验，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种业的发展提供思路。全文按照种业政策背景、文献回顾、发达国家的种业经验、中国种业发展现状、启示的行文脉络，遵循“问题—探究—解答”的研究结构逻辑。

[color=rgba(0, 0, 0, 0.9)]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纷纷认识到种子产业的重要性并探究了种业发展的实际状况，为我们了解国内外种子行业现状及促进种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种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种业发展影响因素及重要性的研究。这类研究从生物技术、种子市场、政治关注等方面分析影响种业发展的因素和路径，从国家政策背景和战略出发分析种业安全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分析种子企业如何对玉米种子产业产生影响时，Donovan等发现政府和捐助者投入巨资支持的通常是当地中小型的私营玉米种子企业，因为中小型种子企业在玉米粮食产业中发挥关键作用；疫情给种业发展带来了挑战，Sperling等认为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世界种子项目和计划需要做出改变，为需要的国家提供种子援助。但是疫情也可能成为推动种子系统向前发展、开放信息和反馈渠道、提高作物质量以及增强弹性和动态性的意外催化剂。Louwaars等指出种子是任何作物生产的重要开始，种子作为植物种子和植物种植材料，是食品、观赏和工业价值链中农业生计、地方和全球粮食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可持续性的决定因素。朱坤林和殷菡笑的研究发现，新形势下推动粮种国内外双向循环发展可以有效应对国际粮食资源利用风险。

第二，关于中国种业现状及对策的研究。这类研究重点分析中国种业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针对性建议。刘育金和李春雷分析了中国种业现状，指出当前国内种业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种子市场缺乏监管和种子犯罪等问题；蒋和平等认为创建中国特色种业新机制，要从科研体制、人才培养机制、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等方面着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从数量安全向兼顾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转变。Sperling等针对小农经济提出其种业重点应放在非正式种子渠道上，特别是将那些“潜在种子”（非正式或本地种子）转移到高压力地区的贸易商；高群和曾明从全球化能源化双重视角下构建国内粮食价格预测预警体系，对进一步稳定粮食市场，促进国内粮种产业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关于中国种业发展国际经验借鉴的研究。这类研究将国际种业强国的种业竞争力指标与中国进行对比，从而探究出适合中国种业参考借鉴的措施。邓岩和陈燕娟对全球17个国家种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认为从种业的发展规律及国际种业巨头的发展经验来看，中国需要提高种业的市场集中度，促进种子产业向优质企业集中。董银果等分析了全球南北经济体之间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提出了中国需要构建与国情以及外部机遇相适应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路径。张永强和董权瑶认为从国际经验看，种业的强力发展离不开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应鼓励大型种子企业联合经营与收购小型种子企业。仇焕广等探究美国种业发展的驱动因素，总结出中国种业发展应深化科企合作、优化种业运行体系和并购机制等启示。中国种业在借鉴国际经验时需要重点把握的原则是切忌“拿来主义”，所以应当思考如何理性看待国际经验。中国种业发展国际经验借鉴的原则总体上要立足于本国种业的实际，即中国的种业呈现分散性的特点。蒋和平等研究发现分散且种植规模小的农户在种子推广应用、售后服务等环节的需求常常无法被满足，因此在借鉴国际经验时必须考虑到小农户的特点。郑怀国等认为针对种企技术研发力量依然薄弱的国情，不宜盲目照搬国外的做法，而应构建起中国特色种业体系，即基于“产学研”创新联合体的种业创新体系。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已关注到种业的重要性，为我们认知中国种业发展现状及影响机制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但在中国种业发展国际经验借鉴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深化，第一，已有文献多在文章政策建议层面总结可供中国种业发展参考的国际经验，且主要围绕欧美国家种业市场机制、法律法规、产权保护等方面展开，缺少对多个国家种业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第二，基于国家间种业实践、特点、发展历程等的经验对比研究还存在进一步丰富的空间。基于此，本文在阐述中国种业政策背景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美国、德国及日本3个国家种业发展历程、特点、经验等，分析中国种业的发展现状，以期为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种业的发展提供思路，并丰富中国种业国际经验借鉴相关研究。

美国是全球种业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当代种业市场价值最高的国家，其大豆、玉米、棉花等种子单产高，出口到世界各国。以大豆为例，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Wind金融资讯终端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大豆出口达56.74百万吨，占全球大豆出口的1/3以上。在高品质种子领域，德国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其种业国际化业务遍布全球。作为种子出口大国，德国大型跨国种企居多，境内拜耳公司更是全球种企领先者；与此同时，德国也正在探索数字化种业发展模式以期成为未来行业引领者。相对于美国、德国，日本虽然国土面积较小，但却是全球范围内为数不多的拥有高度种业自主权的国家之一。日本蔬菜、花卉种子位居世界前列，其中西蓝花、苹果、葡萄等品种知名度非常高，并且特色种子仍在不断丰富。综上，本文选取美国、德国以及日本3个各具特色的种业强国进行种业发展优秀经验分析，总结归纳不同国家的种业发展共性与特性，以期为中国种业发展提供多样性参考。

3.1 美国种业

Lyon等从种子制度理论框架出发，将北美种子制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积累时期。种子制度的特点是创新和知识交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国家的，因为定居者农民是利用当地的实验和决策来调整欧洲和土著种子以适应他们的需求的。第二阶段的种子制度表现为国家干预开展公共种子研究，强调国家支持的研究以提高产量。第三阶段的种子制度的开始大致可以与20世纪70年代基因工程的出现以及一系列法律发展联系起来，但也随之引发了反运动，要求对种子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具体而言，在19世纪末期，美国也处在农民自留种子，满足自我种植需求的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种子商业市场逐渐发展，相关部门在1930年颁布《植物专利法》，1939制定《联邦种子法》（FSA）规范种子商品流通。从1970年种业开始现代化发展，进而制定《植物品种保护法》《StevebsonWydler技术创新法》等维护种子多样性及技术创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制定转基因食品规范、标识等相关政策，通过转基因核心技术、市场的兼并重组等途径在全球种业市场掌握发展权。种子产业已经成为集技术、人才和资本于一体的智慧型产业，实施种业大国战略，做好国际市场上种业发展的引领者是美国种业的发展导向。作为世界领先的技术型农业大国，美国的种业发展经验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完善种业政策法规。美国早期的种子法可追溯到1939年的《联邦种子法》，对种子的生产、包装和检验等都做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另外，《植物保护法》和《植物专利法》等法律对种子的授权、进出口、销售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随着种子市场的发展，美国的政策法规做出了适应性的改变。2020年美国农业部农产品营销服务局（AMS）对《联邦种子法》实施条例进行修订，更新了种子命名、认证、检测等要求，反映了种业实践的发展新需求。

第二，严格种业市场监管。美国农业部2009年7月发布了一则名为了解种子认证和种子标签的公告，规定认证种子的类型包括育种者种子、基础种子、注册种子和认证种子，获得认证的种子会有农业部和林业部种子部门颁发的彩色认证标签，不同类型的种子标签颜色不同，以方便市场辨认。根据《联邦种子法》的要求，出售的每一批种子必须如实贴标签，并且要包含足够信息。Kuhlmann和Dey认为种子监管没有“一刀切”的模式，在某些情况下，监管制度的变化凸显了优质种子的获取性、可得性和可负担性。美国种业市场监督的有效性体现在利用监管的灵活性在正式种子系统和非正式种子系统之间起到连接作用。

第三，建立种业技术和规范。美国尤其注重种子的标准和规范，美国农业部官网通过发布种子部署和计划不断更新种子的具体规范。2018年美国农业部明确提出种子的品质要求和种植环境、日期、工具等方面的播种规范。美国农业部主要的研究机构农业科学研究院（ARS）及分布在各州的种子实验室和科研机构也为种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成为技术和专利的领先者。

第四，注重优质种源保护。美国为了保护优质种源、维护种子多样性，建立了非营利种子保护组织和种子库来促进种子多样性发展，同时建立了美国国家种质储藏实验室和美国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库防止优质种源的流失。另外，美国还成立了种子贸易协会（ASTA），协会将种子企业和经销商联系起来，关注种子进出口关税、种子开发和品种保护等具体问题。数百家私营种子公司在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开启了新一轮的整合并购，最终美国市场形成了以科迪华、道化工等为代表的世界级跨国农业公司，掌握多样化优质种源。

3.2 德国种业

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种业强国，在全球种子市场占据重要的地位。Gerullis等的研究认为育种系统是个社会生态系统，对其治理的挑战在于向所有参与者提供各种可信和对称的绩效信息。德国种业在种子系统治理中探索出了高效的种业治理成果。作为工业化强国，德国种业现代化发展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主要依靠手工，并且以小农户生产为主，此时种子政策主要关注农户补贴、风险防治、种植规范等；20世纪70年代德国基本实现了机械化，种业转变为专业化发展，高度专业化和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种子贸易法》《种子标志管理条例》《种子流通法》等政策法规出台，以规范种子商业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后精准化、智能化技术逐渐奠定了德国种业的国际地位。同时德国也对转基因技术进行了规范，如颁布《基因技术管理法》规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及管理要求。近几年拜耳公司以绝对优势占据全球种子企业销售额十强榜首，并且在十强中有3家来自德国。现在以及未来的德国种业相关政策会更加侧重数字化、专业化发展以及国际交流合作，并通过大数据助力高效、优质且益于环境的高质量种业发展。德国种业的发展经验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种子行业的高标准和科技革命。德国素来以严谨科学著称，种子行业也不例外，德国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作为种业发展的重要方向。1869年德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种子检验实验室，种子的繁育过程有严格的检验和认证制度。在育种过程中，富有经验的种子认证员会对种子的纯度、发芽率、种植间距和病虫害防治情况等进行严格把关。除了育种技术以外，德国的加工技术和设备等也较为成熟。德国农业设备巨头佩特库斯是世界上首家种子精选机械设备生产企业，带动了德国种子加工的智能化。行业的科技革命导向与专注的工匠精神以及先进的机械设备为德国种业智能化发展提供了基础。除此之外，德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技术的创新，从2020年开始3年内计划投入5 000万欧元用于农业领域的数字试验田。

第二，严格种业市场流通监管。德国每个州都设有官方的种子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市场上种子的监管，并且检查的结果汇总会作为下一年度制定检查计划的基础。也就是说，监管具有代际特点，违规的影响大。官方检查机构会对德国的种子企业进行严格的检查，已流通的种子需要呈交检验结果、销售证明和种子扦样证明等数十种资料。

第三，种企为国际化市场提供高质量服务。德国是全球种业的领先者，种子业务遍布全球，国际化程度高。德国的种企在进入不同国家之后，会根据各国的需求制定不同的方案和计划。行业内坚守“德国制造”高质量，德国的种企以科技、创新和服务等为核心战略，针对中国对高品质种子和种子创新的需求，德国种企投入了更高端的设备来生产高质量种子。德国种企还非常注重售后服务，为了客户有更好的体验，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办事处以满足客户需求。

第四，加强种业国际合作与资源共享。Sievers Glotzbach等论证了概念化“种子共享”，并确定了种子共享的四个核心标准：明确集体责任、保护种子公共资源免受私人围困、实行多中心管理、分享实践知识。在实践中，德国哥廷根大学等农业机构和育种者推出 “开源种子库”，提供新的番茄和小麦品种，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些新的番茄和小麦品种，进行新的试验和改良，但不能设置植物品种保护或者申请专利。在国际层面，德国联邦食品及农业部在全球推行双边合作计划（BKP），通过国家层面交换技术、经验等促进双方共同发展。合作项目涉及种业的发展、法律和植物的多样性保护，例如德国和印度的种子部门在2019—2022年就开展了合作项目。

3.3 日本种业

当今种业强国纷纷进入育种4.0时代。日本土地面积虽然小，但却是全球种业大国，其本国种业公司坂田在全球种企十强中占有一席之地。日本种业擅于合作创新，Nishimura等从匹配理论的角度研究日本种业发现，大学和行业合作研究伙伴共同选择基于研究能力和契合度的种子项目会提高绩效。回顾日本种业发展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发展种业的主要目的是解决自身粮食紧缺问题，农民自育的种子，远不能满足用种需求。20世纪70年代，日本种业经历了大发展时期，此时政策主要关注商业市场，规范市场流通、品种认证、品种登记等。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启动国际化种业竞争战略，支持技术创新，融入国际种业协调发展框架。21世纪以来，日本在本国种业技术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海外育种，逐渐跻身种业强国行列。2021年日本新修订了《种苗法》，严格进行品种保护。由于本土自然资源有限，日本种业致力于凭借其先进技术向外拓展种子资源。基于人口老龄化、种业竞争要求等客观现实，日本种业的发展导向是在牢牢把握种子自主权基础上发展多元特色种业。日本的种业发展经验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自主掌握多样化种源。日本通过严格管理种子的进出来自主掌握多样化种源。种子的培育时间长，技术投入高，为了防止自主培育的种子品种被私自引入他国，2021年日本修改《种苗法》，禁止任何个人和法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已经注册的日本农产品种子和种苗带出日本。除了限制种子“走出去”，日本还加快种子“引进来”。日本的蔬菜、水果和花卉等经济农作物种子水平高，制种和营销网络广，种企在他国培育的种子经烘干后运回日本统一质检、包装和销售。如此一来，日本就可以运用自己的技术经验和其他国家的培育优势来丰富本国的优质种源。

第二，政府和社会合作供给。日本的种子因品类不同归属不同主体来研发和培育，水稻、麦类、豆类和马铃薯等主要作物及果树的育种由农林水产省或都道府县的科研机构负责，2021年统计资料显示日本的水稻、大麦、大豆等主要农作物种子的国产份额接近100%。而种子企业则主要负责蔬菜、花卉等园艺作物的育种。建立充分利用民间活力的发展和供应体系，进行官民合作。民间主体的跨县域种子供应，如富山县民间企业和农研机构开发高纯度原种。国家委托民间团体和相关人员如研发人员、种子场、实际需求者联手进行品种开发，将公司拥有的技术和经验横向扩展到种子场，共享每个品种的需求信息，构建稳定的种子生产和供应体系。政府支援有关种子生产的技术讨论会等会议经费、种子生产技术体系的验证和推广所需的经费，以及种子生产效率化的机器。县政府掌握种子生产知识，如种子生长所需的栽培技术，并向私营企业提供这些知识，签订联合研究合同，并与从事水稻生产和销售的农民和农民组织交换意见。

第三，加强种业国际和县域合作。1982年，日本加入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共同支持种子专利保护和登记信息共享。为了满足各植物品种需求，日本建立了适应需求的种子生产和供应体系。为了确保必要的种子量，种子管理部门将生产收获物的一部分转为专用种子，并且进行县、种子场之间的协调，协调有种子生产余力的县与没有种子生产余力的县，鼓励种子栽培经验丰富的县与其他县共享。

第四，强化种业资金支持。2022年日本政府相关公告显示种子行业生产者以60多岁老人居多，占比约38.5%，且70岁以上的人数还在增加。Mcgreevy等认为日本的农业和农村社区正在衰弱，为了实现农业再造，政府急需制定政策和支持系统，以培训一代具有创业精神的农民和农场雇员。种业作为农业“芯片”，日本当局也非常重视种子场人员的减少和老龄化现象。为了缓解种子领域的现实困境，2016—2022年县年度用于种子领域的预算逐年增加，2022年预算总额达8.7亿日元，较2021年增长6%。预算可用于生产者的培训、技术的研发、生产激励等多方面，利于种子产业现代化、活力化发展。

3.4 国际种业经验对比总结

通过分析上述3个国家的措施，不难发现在种业发展方面国家间具有异同点。相同点主要聚焦以下三点：第一，各国均非常注重种子科研。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均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政府与高校、企业和组织合作研发种子。第二，综合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从各国经验来看，政府主要负责制定法律政策、市场监管以及统筹引导，在政府承担职责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明确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的职责。第三，挖掘国内外优质种子资源。种子强国都致力于以本国为基础向外延伸种子产业，在保护本国种子的基础上开展跨国交流与合作有利于突破自然和技术障碍、促进种子多元化发展。

但是各国种业的确存在差异化的发展模式，种业定位及发展特点不同。其中，美国依靠商业市场不断并购把种业做大做强，并利用技术和标准的更新为种业提供支撑。从发展特点来看，美国种子市场成熟度高，行业巨头垄断，掌握转基因前沿核心技术。究其原因，这主要与其国情、政治等因素相关。美国国土辽阔，市场经济制度完善，种业技术水平高，在种子市场推行大国战略。其玉米、大豆等大宗粮食作物种子具有绝对优势，并且在国际市场拥有很强的竞争力。德国凭借行业高品质以及智能化科技领先国际，并逐步拓展国际化种子业务。德国对高品质的追求以及先进的机械生产与加工技术为德国种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境内有拜耳、科沃施、巴斯夫等多家领先的国际化种企。目前，德国种子市场竞争力强、品质高的品种主要集中在小麦、甜菜、油料作物等领域。日本种业发展思路是着力打造活力供给体系，牢牢把握种子自主供给权，培育特色种子品种。日本国土面积相对较小，种子的培育受到限制，但是日本种业发展呈现精细化特点，塑造了花卉、水果、高端品种蔬菜等特色化优势种子。以坂田为代表的日本种企融入世界种业市场，依靠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自给，并且葡萄、西蓝花、胡萝卜等水果蔬菜特色品种种子出口受到全球市场青睐。详见表1。

历经20年的探索，中国种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自主现代种业发展取得了些许成效，形成了海南、甘肃、四川三大国家级种业基地，种子供应总体有一定的保障、风险相对可控，但中国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表2）。具体来说国内种业发展现状有以下特点。

4.1 种子技术水平提升，市场规模总体扩大

从科研成果看，2019年中国学者在影响因子4.0以上的作物遗传育种国际期刊累计发表文章1017篇，其中高水平论文21篇；种业专利数量11143件，较2019年专利数增长近70%。种子产业的发展基础很大程度来源于技术的提升，包括育种技术、储藏技术和设备技术等。但中国种业研发以院校为主，种企缺乏研发动力，技术效率指数并不高。根据Wind金融资讯终端，2020年中国种企的研发支出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普遍在4%以下，远低于科迪华、拜耳及巴斯夫等国际种企。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种业商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种业自2011年起年复增长约4.73%，年均增长56.67亿元，2020年中国种子市场规模超1500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种子市场，仅次于美国。从种业市场结构来看，瓜、菜、花种业占世界市场份额最大达24.1%，玉米紧随其后；水稻、小麦、马铃薯市场份额超10%；但是种子行业市场价值方面美国要高于中国，中国缺少全球种子行业的领先企业。同时，中国也加强对种子市场的规范，利用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推动品种审定、品种登记、品种推广等工作，水稻、玉米、小麦等主粮种子储备充足，进口种子主要为蔬菜种子、饲料饲草种子以及花卉种子。中国种业市场规模大，但在非粮食作物种子自我供给方面存在较大缺口。

4.2 集中化程度较低，多元化竞争不足

全球种业市场集中度高，但中国种业竞争格局相对分散。根据全球农业市场调研公司Kynetec统计数据，2020年全球种业市场CR5达到52%,市场份额集中在拜耳（20%）、科迪华（17%）、先正达（7%）、巴斯夫（4%）和Vilmorin（4%）。但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数据，2020年中国种业市场CR5仅为12%，市场份额分布在隆平高科（4%）、先正达（3%）、北大荒垦丰种业（2%）、江苏大华种业（2%）和广东鲜美种苗（1%）。这表明中国种业市场是个充分竞争、集中化程度低且相对分散的市场。分品类来看，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数据，2019年中国种业的市场份额中玉米、水稻、小麦和马铃薯占比80%以上，这表明种业市场竞争仍以主粮种子的竞争为主，缺少本土特色蔬菜、水果、花卉和其他经济作物种子的竞争。根据中国海关总署2020年进出口数据，胡萝卜、菠菜、洋葱、高端品种番茄的进口种子市场占有率超过90%，西蓝花进口依存度超过80%，甜菜和黑麦草种子对外依存度达到95%以上。由此可见，中国种业在某些蔬菜、水果和其他经济作物品种方面还有待提高国产种子研发和生产的能力。

4.3 国际市场竞争力不足，外来风险潜伏

中国虽然是个农业大国，农业历史悠久，但还不能称之为种业强国。中国种业在技术、人才和质量方面相对于德国和美国等种业强国还存在一定差距，中国种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足。国外领先的种子企业发展更为成熟，对比美国科迪华和中国隆平高科，科迪华的产品类型更多元化，业务范围覆盖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1年1—12月中国蔬菜种子进口约9.5吨、15.7亿元，出口3.87吨、7.4亿元；其他种植业种子、果实及孢子进口约14.8吨、3.3亿元，出口约7.1吨、3300万元。无论是从数量还是金额来看，中国非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均大于出口。与此同时，中国种业的国际化进程起步较晚，在国际市场上，拜耳、科迪华和利马格兰等种业公司具有相对优势。再加上当前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种业的国际竞争力削弱。此外，除了种子培育环境和技术等传统挑战之外，外来种子病毒、违规入境种子和有害生物等外来风险潜伏。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外来生物性风险也逐渐增多，在海关关口被拦截入境的种子和有害生物数量增加。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21年1—8月，全国海关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288种、41644种次；在邮件、快件、旅客携带物品等非贸渠道截获外来物种、种子苗木等禁止进境活体动植物5868批次。这些外来种子和有害生物一旦入境，将对国内种子安全性和稳定性造成巨大的破坏。

种子安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全球展开了种子核心力的激烈竞争。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湾种子实验室考察强调：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种子安全关乎中国人生存之本。前文展开了美国、德国、日本在种业科技、相关主体合作、挖掘国内外资源、种源保护和品类丰富等方面的对比研究，明确了各国种业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基于中国种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现中国种业存在市场规模扩大但市场集中化程度较低、多元竞争不足、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以种子自我供给为主体，融入世界种业发展格局，还应从粮食作物种子、非粮食作物种子以及“卡脖子”种子出发全面保障中国种子安全。

5.1 粮食作物育种创新保障种子供给安全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相关专家也指出现代种业已进入“常规育种+现代生物技术育种+信息化育种”的4.0时代。现代种业的竞争实质就是技术的竞争。在新发展格局下要保障种子供给安全，重点是促进主粮种子的育种创新。实现创新驱动粮食作物种子安全发展：一要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国家和种企都应提高种子的研发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扩大种子科研人员的储备量。二要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中国2019年在种业高质量论文和专利申请方面大幅提升，但技术效率指数不高。科研成果要加快转变为新品种、新设备和新技术，推动种业产、学、研结合。三要继续提高粮食作物种子品种的审定标准。2021年修订的《国家级稻品种审定标准》和《国家级玉米品种审定标准》提高了稻和玉米的审定门槛，鼓励育种创新。保障中国的口粮安全，至少要保证水稻、小麦、玉米和大豆四大粮食作物的育种安全。

5.2 非粮食作物育种创新驱动种子多元发展

为进一步促进种子的多元化发展，在粮食作物的基础上，应强化非粮食作物的育种创新。非粮食作物种子在提高种子品类的多元性，满足生产、生活的多样性需求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加强非粮食作物种子的育种创新：一要加强非粮食作物种子的品种登记和保护工作。严厉打击种子市场的侵权行为，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共同作用。二要加强非粮食作物种子的国内外交流和合作。蔬菜、水果、油料及饲料类等非粮食作物种子品种丰富，各国的种子优势不同，进行国内外种子交流合作、共同培育，有利于进一步丰富非粮食作物种子品种。三要发挥市场优势自主培育非粮食作物种子。中国一些蔬菜种子和水果种子对外依存度高，如甜菜种子、黑麦草种子和部分高端品种蔬菜种子等。为了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实现高质量供给，非粮食作物种子可依靠种企的活力进行创新，与此同时政府要加强对种企的保护和支持。

5.3 “卡脖子”种子育种突破保障种子主权安全

在种子领域，中国也会经历“卡脖子”的风险。在种业自主创新能力相对弱的种子领域，依赖进口种子，种子受制于人，严重威胁中国的种子主权安全。美国的玉米种子“先玉335”是东北、华北玉米产区的主要玉米品种，胡萝卜种子依赖日本，西蓝花种子依赖美国和法国。为了不被他国牵制，牢牢把握种子主权：一要注重本土优质种源的保护。第三次中国种质资源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不少特色的优质种源消失，建立种质资源保护库、利用种子相关组织以及提高个人的种子保护意识是保护本土优质种源的有效途径。二要结合自身优势进行特色化种子培育。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气候、土壤、技术等具有差异，要加快各地科研机构特色种子研发，把握自身优势。航天技术也为中国育种提供了全新的领域，此类技术的运用有利于解决中国种源“卡脖子”问题，培育特色优质种源。三要加强稀缺种子的研发。中国部分非粮食作物种子对外依存度高，为了满足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实现高质量供给，科技创新应重点关注稀缺种子的研发，以及利用科技提高种子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