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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gecccn 于 2023-6-8 09:38 编辑
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导）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 从1516年人类社会第一部针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探索理想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开始，50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社会思潮到科学理论体系，从社会运动到现实制度并到多国国家实践的伟大发展历程。已有研究指出：十月革命的历史成就不仅是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个国家先后战胜了14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围剿，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而且以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发展速度展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指引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10多个国家先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摧垮了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世界体系。 新航路开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亚非拉人民持续数百年的殖民掠夺基础上，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仍将在资本主义主导的极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和产业链分工中，继续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赤裸裸的压迫剥削。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当今世界依旧存在，但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能再以昔日那样赤裸暴力甚至屠杀的方式掠夺全世界。 20世纪以来，在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从理论走向实践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三个标志性事件意义重大：一是十月革命胜利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二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这三个世界历史性事件相对应的则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从苏联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转型，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交往的不同历史阶段。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交往表现出既对立斗争又互相联系借鉴的复杂关系。 一方面，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结束，资本主义国家多次采取武装入侵的暴力手段，企图直接摧毁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使得双方的国家交往表现出侵略与反侵略的对立关系。除了武装入侵之外，资本主义国家还持续采取遏制与和平演变的手段来限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甚至瓦解其国家存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原来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资本主义发展不强的国家，由于自身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因此“不能较多地纵向继承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和其他条件”。要发展经济就要借鉴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技术等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资本主义国家则借鉴了苏联的计划调节手段，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有力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分工协作，也促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形成经济互补关系，这些因素使双方之间相互交流、联系和借鉴。我国在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成果判断标准的基础上，提出评判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16世纪前后西欧农业和毛织业生产的商品化即西欧在生产特定领域的突破开始，资本主义从单一国家实践到建立席卷全球的世界体系，经历了四五百年的复杂历程。社会主义的国家实践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其发展成长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是正常现象，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旦与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良性结合，就会迸发出强大的创新动力。中国式现代化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这一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文明形态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并成功转型的变革历程，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交往
作为两种不同的国家类别范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彼此之间的交往和各自的内部交往都十分复杂。二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大量民族独立国家诞生，这标志着发展中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舞台。目前，发展中国家不仅包括五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包括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截至2023年3月，有46个国家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有几十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独立平等和社会经济发展切实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前途命运。
发展中国家往往是从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推动国家现代化，维护国家独立统一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是核心目标。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各种往来中，一个显著问题是，虽然有形的帝国主义直接的殖民统治已经土崩瓦解，但无形的间接统治却依旧在发达国家拥有国际规则制定权和解释权的情况下，通过跨国公司的形式存在。西方发达国家获取巨额利润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主导国际产业链分工和世界市场，控制高新技术的扩散，在国际规则的合法化外衣下操纵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与生产原料，控制制成品价格，掠夺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成果并转嫁自身危机。例如，“1970—1980年间，流出发展中国家的利润和红利就比流入的直接投资额多出5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还受到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干扰。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尤其是对肉、糖、乳制品等大宗商品征收的关税几乎是制成品关税的5倍，欧盟对肉类制品的关税高达826%；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关税和其他扭曲性措施如补贴等，每年给发展中国家造成198亿美元的福利损失，这相当于1998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额的40%左右，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受到这些负面的交往因素影响，贫困始终是危及发展中国家人民生存的一个重大问题。相关研究表明：2021年有8.28亿人面临饥饿，生命或生计处于危险之中的人口增加到3.45亿人，全球粮食供应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因素之一是跨国公司垄断全球粮食交易，世界四大粮油集团（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和法国路易达孚）共同控制全球70%的谷物市场。 发展中国家深受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束缚与盘剥，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日益重视与发达国家开展“南北对话”，即通过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多边协商或谈判活动，加强双方的经济合作，推动变革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1964年3月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拉开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南北对话的序幕。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其基本宗旨之一是在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及社会制度如何）一律公平、主权平等、互相依存、共同利益和彼此合作的基础上，促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由于发达国家的阻挠反对，全球层面的经济新秩序建设步履蹒跚，以区域合作方式开展的南北对话则有所发展。尽管存在前述困难，发展中国家仍取得了历史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有研究表明：1965—1988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总额中制成品的比重从16%增加到64%；1950—2010年，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普通成年人接受教育的年限增加了3倍多，从2.0年增加至7.2年。还有研究指出：以中国为主体的新兴经济体乃至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使得以往只是理论上成立的全球经济趋同，终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1978—2017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GDP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从21.3%提高到35.3%，其中中国的贡献高达43.6%。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 1999年成立的二十国集团（G20）涵盖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标志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新进展。2022年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亚太区域内实现了南北双方的相向而行。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截至2023年2月中旬，中国已与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成为和平繁荣的文明交往之路。有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需求相应地从争取更有利的贸易条件转向整合全球优势要素的公平机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从地域上涵盖了现有的全部文明形态，双方交往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改革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上，这充分说明，人类文明当代发展的迫切问题在于金融资本主义跨国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经济剥削和压迫，而绝非所谓的“文明冲突”。
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多集中在西欧北美地区，是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列强因相互竞争和利益冲突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文明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带来了沉重历史负担。二战后，美国改造了欧洲国家主导的旧体系，为遏制苏联而挑起冷战，为控制石油交易、维护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而策动各种局部地区冲突甚至发动战争。冷战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告终，美国也因此产生了路径依赖，惯于塑造地缘对抗目标，控制盟友搞集团政治，制造排他性的封闭利益空间，围堵假想对手。由于美国通过压制盟友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往也存在权力差异。一家独大的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当然具有共同利益，但它们的交往始终存在利益冲突与力量博弈。
美国与西欧国家长期存在利益竞争。有研究指出：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被欧洲民族国家视为一种危险，欧洲关于“美国的威胁”的讨论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初达到顶峰，20世纪20年代末重新出现，并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其中一种思路是呼吁对欧洲经济进行区域重组，最终落实为欧盟的建立。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成果与欧美经济竞争具有密切的关联，欧元与美元的竞争就是非常明显的表现。1999年发行的欧元是全球第二大流通货币和储备货币，同样要面对美元的霸权。2018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沟通——让欧元发挥更强大的国际作用》文件，欧盟积极探索美元主导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以外的独立支付体系。这是欧盟作为主权国家联盟维护自身利益的众多举措之一，同时也说明欧盟是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推动力量之一。 地处东亚的两个发达国家——韩国和日本的交往也受制于美国的战略意图。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日、韩两国面临二战时期日本强征韩国劳工赔偿问题、慰安妇问题、岛屿主权争端、日本核废水排放等矛盾。2017年美国提出固守冷战思维的所谓“印太战略”之后，美日韩三边机制成为美国的重点关切之一。2023年3月1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三一运动”104周年纪念讲话中提出，“如今日本从过去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为与韩国共享普世价值、在经济安全及全球议题上携手合作的伙伴”，并强调韩美日三国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韩国作为日本历史罪行的受害者和日本一直逃避历史罪责的前提下，此言论立即在韩国国内引发舆论狂潮。美国的“印太战略”意图分裂阻挠亚太地区一体化，而韩国政府对“印太战略”的积极态度，表明亚太地区的文明交往正在经受强权政治的现实考验。 当今世界是人类文明的生产和交往实践开拓出的全球空间。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要使自身与世界的现实发展成为对应参照物，都会受到各种文明交往和全球空间的影响或压力。二战后发达国家通过新科技革命和借鉴吸收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等措施，调整了资本主义剥削的表现形式，改善了其对社会化生产的容纳空间，但这些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对社会大众的压迫性质和基本矛盾。现有研究指出：七国集团（G7）1985年GDP总量占全球GDP总量的65.1%，2000年为65%，2010年降到49.8%，2019年进一步下降到45.2%。这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面临着大变局背景下的现实压力，如何调整相互之间和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发达国家的文明实践要应对的切实考验。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往 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依托联合国表达自身合理的经济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加强相互之间的南南合作。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第一次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处理自身事务的国际会议，也是南南合作的起点，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拉开了不结盟运动的序幕。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权益的第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在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成立的七十七国集团，截至2023年1月共有134个成员。它在联合国体制内的相关谈判中达成了一系列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决议和协定，为南南合作提供了机制保障。 发展中国家为反抗西方垄断资本剥削而建立的影响最大的原料生产和输出组织是1960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占到其成员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44%，大大超过发达国家的0.34%。”发展中国家成立的区域合作组织，如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1963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后为非洲联盟），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1981年成立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2011年成立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等，都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维护共同利益和尊严的正当诉求。 发展中国家虽然存在发展速度不平衡的现实问题，但相互交往始终以合作互利为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支持和参与南南合作，呼吁发展中国家要深化合作，发达国家要履行义务，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国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发展中国家交往中具有积极的深远影响。由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组成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立，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性力量。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目前包含8个成员国、4个观察员国、14个对话伙伴，践行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是以大小国家共同倡导、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 中国提倡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日益吸引更多的国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2022年12月《首届中阿峰会利雅得宣言》声明致力于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巩固国际关系中的团结合作与公平公正原则，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捍卫发展中国家权利。中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合作与发展峰会联合声明，表示愿加强文明对话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维护文明多样性，强调各国人民和民族包容共处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原则和价值基础，应通过各国相互尊重和开展合作实现发展和进步。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响应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支持两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积极倡议在北京举行会谈，三国宣布，沙特和伊朗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三国均表示愿尽一切努力加强国际地区和平与安全。这标志着古老的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和波斯文明的当代良性互动，展现出人类文明和平合作发展的历史性选择和新成就。同时也表明，发展中国家不断探索的区域合作机制真正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落到实处，相关国家的安全、利益和立场都得到尊重。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和多边合作是正在演进的世界现实，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逐步构建就蕴含在这些复杂的文明互动之中。
大变局下，世界文明交往新趋势
从20世纪以来文明交往的四条基本线索来看，少数发达国家片面地以自身规则为规则实施的国际交往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安全稳定、共同繁荣，而维护和推动和平合作发展的各种力量都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其中的新特点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和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种重要力量，它们正在积极通过团结协调合作的方式，化解不同地域或层次的矛盾冲突并不断取得新成果。这充分说明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进步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
文明交往的新态势则在于，这种深刻变革意味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日益成为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共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由中心与边缘构成的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向全球各国广泛参与的双边合作、区域合作和多边合作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人类文明事业将由此获得最大化的发展空间。
世界文明交往的新特点新态势促使世人更好地理解现代化的文明意涵。所谓现代化，就是由国家主导推动的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社会生活一体化。现代化的先发与后发，只代表工业化历程的不同阶段，不代表先发要定于一尊、后发只能亦步亦趋。2022年第17届非洲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特别峰会暨非洲自贸区特别会议，主题就是讨论可持续的非洲工业化及经济多元化。这表明世界各地人民对工业化的认识都在不断深化。而且，随着信息技术、量子技术、生物技术、航天技术等高新科技与工业化的日益深度融合，现代化本身也随之表现出层层推进的态势。有研究表明，现代化不仅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且包括“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现代化是人类在农业社会之后最大型的文明实践，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出符合自身历史和现实特点的现代化道路，意味着人类文明日益丰富的多样化新进展。
世界文明交往的新特点新态势促使世人更好地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意义。从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中诞生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国家实践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使社会化生产服务于全体人民，而非仅由私人占有。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核心，在于将人本身从被资本异化的社会压迫中解放出来并实现自由发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的情况下保证了经济发展效率，在财富日益丰富的情况下较好地实现了合理化社会分配，在总体上同步实现了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这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而且也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利益诉求多样化是现实世界的普遍现象，具体利益的多样化是与人类作为一个种属的生存和发展利益相一致的，人类为了维持自身存在而产生的这个根本利益诉求，必然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不断发展。将科学性与实践性良性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充分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动态展现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景，必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加光辉的新阶段。
选自 | 《人民论坛》杂志5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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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8 09: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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