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策略] 王学斌：“第二个结合”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其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长期实践探索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和理论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入探讨，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在返本开新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原创性命题，我们有必要对其所涉的基本问题进行循名责实的梳理。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构成。这三大部分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对其所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在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在“两个结合”的视域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基本理论、核心观点、重点概念，是一个思想理论有机整体。与之相对，中国的具体实际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所面对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实际，以及历史和文化实际。因此坚持“第一个结合”，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尤其是解决当前改革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悠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根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与有着强烈时代感与内在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中华传统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属于一种“有选择性的亲和”，是在百年交融中的彼此“互化”。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并在实践中展现巨大效力，与其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等本质特性密切相关。这些本质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得以与各国的具体实际、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结合。这为“两个结合”的提出和推进提供了厚实的理论依据。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关于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观点为“两个结合”预备了学理源泉。第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现实运动不断发展的有机体。马克思曾指出，范畴同它们所要反映的关系一样“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传统文化与“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第二，马克思主义强调从事现实劳动的人对传统文化具有传承和发展的能动性。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绝不是传统的奴仆，而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第三，传统文化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中发挥作用。恩格斯举了平等观的例证，该观念属于历史的产物，既可以资产阶级的面貌示人，也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平等观念都需要“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自由、平等、博爱”，这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说明观念型文化可以跨越社会形态存在并发挥一定的功能。第四，传统文化可通过被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传承而获得正当性。例如，法国启蒙运动及之后的大革命就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紧接着又“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这充分证明了传统文化与现实实际间既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张力，也隐含不绝如缕的关联。

其次，“两个结合”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恩格斯曾鲜明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也强调：“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因而，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应用必须同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实际相结合。恩格斯旗帜鲜明地认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申言之，当马克思主义开始指导一国或某民族的实践时，就必须牢记要脱下“外国服装”，与该国或民族的文化进行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也提示我们，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理论内涵与独特优势。因此，系统把握“两个结合”的历史脉络，我们还需秉持大历史观，从更为宏阔的文明视野与愈加深刻的理论内涵中来理解。

第一，“两个结合”是中华文明自我演进的结果。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也孕育积淀了宝贵的中华文明智慧结晶。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同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等，诸多宝贵元素历久弥新，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就如同蕴藏生命体中的基因一般，是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的有效切入点。我们必须更加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更深刻地理解“两个结合”是中华文明自我演进到今天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亦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功之道。

第二，“两个结合”是数百年中西文化交融的善果。“两个结合”的提出，也是数百年间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遇到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进程有着极为深邃的历史背景。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开始。400多年来，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持续互动、会通、交锋，促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形态和思想成果的形成。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审视该过程，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从深厚的欧洲文化的积累中脱颖而出，可以说它直接或间接吸收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全人类思想和文化的优秀养分，是携带着由全人类集成的千年智慧进入东方的。倘从中华文明吸纳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数百年间中西文化的持续互动，形成了一整套的阐释模式。比如在明末清初语境中，诸多士大夫采用“格义方法”来理解西方文明，即用本土固有的思想媒介，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观点，比附解释源于西方异质文明的学说理论。同时，揆诸中西文明交流的初期事实，中国文化传入西方之后对近代欧洲的影响大于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所引起的波澜。此潮流其后渐趋流行，乃至斯宾诺莎、黑格尔、费希特、马克思等欧陆学人都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中国文化在他们的学术资源谱系中留下了或浅或深、或多或少的痕迹。这无疑说明“两个结合”虽然实际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后，但其所依凭的某些解释工具与思想传统则不仅限于百年。进而言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抑或是中华文明，都经历着400多年中西思想文化大变局的同频共振。

如何正确对待本国本民族之历史文化传统？毛泽东同志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断：“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将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转变为方法，申言之，以中国实际为中心，以中国问题为观照，这实际上确立了“第二个结合”最基本的立足点。

首先，“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前提和实践基础。“第一个结合”的主要意旨在于全面精准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即社会性质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面临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与发展道路等诸多问题，并提供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此进程中，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凝聚的成果和经验，为我们正确看待自身历史文化提供了思想前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命题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其次，“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历史延伸和文明拓展。广义而言，中国具体实际不仅包含现实的生产生活、实际问题，也包含历史和文化实际。中国文化实际的精华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从未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文化作为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力量的“实际”的意义在较长时间没有完全得以显现。进入新时代，随着国内外形势与任务的改变，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然要求进一步与文化或文明更深入地结合。与之相应，与文化或文明相结合，也必然意味着与文化或文明的表现和结果相结合。换言之，在“第二个结合”中必然包含着对“第一个结合”的要求。这即意味着“第一个结合”中的实际是“自在”的实际，那么“第二个结合”里的文化或文明则是对实际的“自觉”。故而“第二个结合”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为“第一个结合”延伸了历史的规模，拓展了文明的纵深。

众所周知，社会发展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结构要素构成的立体动态过程。“第一个结合”在持续深入进展中已经触及到社会实际的更为深层的结构——文化国情，亟需更为深刻的把握与结合。于是“第二个结合”应运而生，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续深入的表现，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赓续的内在要求。可以说，“两个结合”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领域不同而又交织融合，特点各异而又本质一致，形成辩证统一关系。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成为党的理论话语中的一个全新命题。这意味着，只有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才能更深刻把握亦旧亦新、亘古亘今的文化国情，才能通过“第二个结合”这一重大理论工具，“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文明诸多问题的关注、强调、探讨、深化，绝非仅将其定位于学术或理论层面，而是上升为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战略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起点上，唯有更清晰地认知自身走过的漫长历程，更准确地解释自身民族的各种特质，更自信地定义自身文明的更新规律，才能彻底摆脱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诸多迷思，真正以强烈的文化主体性，以一种文化意义上坚定自我的姿态，理解中国的历史，并引领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的：“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既然国家治理现代化须汲古而新、因革熔铸，就必须通过“第二个结合”持续动态把握中国的文化国情。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今日之伟大实践和丰硕成绩，牢牢扎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延长线上。基于此等定位，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中国治国理政传统之自根自生。纵使历来我国惯于且善于从异域文明中吸取政治制度经验，前提须是先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一番融和会通，才能真正发生相当的化学作用。反之，脱离中国实际特别是文化国情的制度设计，不论在他国运行得多么圆通无碍，倘若不化进中国这一片水土，依然难以生根发芽，更何谈大树参天。故我们今日所着重强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务必奠基在坚实厚重的自身文明之上，方可达致制度与人事相配合，治理与传统相贯通。其中，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将发挥甚为重要的作用。

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探寻与提炼，是一项长期工程，需一代代学人孜孜以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概括的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重要元素的凝聚，代表了我们党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的理解，尚需注意三点。其一，五方面突出特性是一个立体有机的特质网络，切忌任意割裂阐释。绵延不绝源于创新不已，达致中和且包容万象，故孕育出胸怀天下、立人达人之和平气象，此即五大突出特性的内在逻辑。其二，五大突出特性是一种蕴藏在文明进程中的基因，切忌流于线性解释。作为有机网络，五大突出特性早已于数千载进程中彼此互化，同时发力，潜移默化地在国人思想观念、社会风俗、制度沿革中发挥作用，单一时间或空间上的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其三，五大突出特性是一套理解“何以中国”与“中国何为”的文明工具，切忌陷入溯源圈层。提炼突出特性的一大初衷，当是对于深化“两个结合”、更好地实现制度创新提供指引，因此我们还需秉持和具备“致用”的意识和能力。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考察中华文明进程，我们惯于明其变化，晓其不变。“变”往往即创新性所在，“不变”时常蕴含着连续性。有关案例于中国传统制度层面多有体现。比如，回顾历代吏治与人才选拔制度，其变迁轨迹十分明显，大致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游士风尚、两汉时期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唐宋以降的科举制等几个阶段。制度的损益递嬗，恰与时势世局的变化一道消长演进，可知用人制度因现实而设，随情形变化或改或废，所以不存在有利无弊之制度，更无千年不变之制度。

与此同时，国家治理的传统宛若一条流淌不息的河，历时愈久，积淀愈深，其中默默深藏着万变不离其宗的制度精神。例如，就用人制度而言，其核心精神，在于“公”“德”“能”三个字。首先是“秉公”，这是传统用人制度的核心理念。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便强调“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这种秉公的精神在后世延续不辍，深嵌于各种用人制度之中。如东汉王符评价察举制的关键“在于明选”，即公开、公正的选拔人才。科举制更是打破了社会阶层间的界限，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其高度赞誉，认为“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地大公无私。每当国势鼎盛，科举制度有效施行时，总是尽一切努力消除科场中的徇私舞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人以公，方得贤才。公正用人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组织路线上的体现，应该成为我们选人用人的根本要求。”可见，我们当前选用干部的宗旨，与公平公正的传统一脉相承。

其次是“尚德”。《管子·立政》专对国家治乱之原有过精到剖析：“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倘若大臣的德行与地位不相称，功劳与俸禄不相称，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让具有能力的小人擅权上位，那么这个国家极可能陷入是非不明、政令不通、正道不行、祸乱不已的险境。北宋史家司马光更是给出了“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的千古至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参加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党员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政治过硬，这也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组织工作的优良传统。

再次是“任能”。国以人兴，政以才治，无论国家治理，抑或地方治理，选人用人都是不可或缺、重中之重的工作。汉高祖刘邦在总结西汉建立的成功经验时，认为关键是得人：“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汉初三杰之综合素养，在当时众多俊杰中属于上上选，他们的功业造就了西汉开国的气象与规模。

除了用人制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还有很多资源值得我们挖掘。我们坚持“第二个结合”，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从中国古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中寻觅重要的思想源泉，须用其神，非徒学其形。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提出“六经皆史”“道器一体”“即器明道”等著名观点，姑且不论其主张之时代背景与学术偏好，个中确实内含着非常有价值的启示：无论哪个时代，皆须处理好政治实践、知识体系与制度建构的关系问题。是故，今日我们看待“第二个结合”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无可回避的难题与重点，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当前，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在一些领域已经初见成效。以民族工作方面为例：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坚守国家总体安全的底线思维，传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根植中华民族悠久历史，超越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我们从历史发展角度提出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过程论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规律的深度结合；从共同体角度提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联合论与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客观实际的深度结合；从方法论角度提出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思维的深度结合；从治国理政角度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理论与中华民族“大一统”演进规律的深度结合。

漫长的中国历史与浑厚的文明积淀，蕴含着丰富深邃的国家治理传统，这是我们通过“第二个结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宝贵资源。当然，我们亦须清醒地承认，中国治理传统中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故当“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在因创结合、熔铸扬弃中实现国家治理的与时俱进。（来源：《国家治理》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