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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泽泉，男，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木，女，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型与城镇化进程，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一方面，劳动力市场迅速发育，大量就业机会不断涌现；另一方面，诸多不平等问题在劳动力市场中开始显现，性别不平等问题逐渐从家庭扩大到整个劳动力市场，并进一步延伸至就业机会、就业过程与就业回报的整个职业链条中。破解性别不平等的就业难题，不仅关乎女性的发展与命运，也是良好社会秩序建构的应有之义。一、文献回顾与田野调查 1.文献回顾早期学界对性别化劳动力市场如何形成存在着父权主义的文化规制论、制度主义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论和个人网络的社会资本禀赋论三种主流观点。当代学界对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的研究走向社会空间转向、生产地理学转向、女性主义转向，并呈现多元综合的研究趋势，空间和女性研究的亲和性使“空间”进入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的研究视域，具体表现为本体主义的物质空间观（地理的自然秩序空间）、人文主义的意义空间观（表征的文化意义空间和文化地理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关系空间观（建构的话语实践空间与生产地理学）。本体主义的物质空间观注重空间作为地理坐标系统的差异性，认为空间地理位置差异导致资源、经济、文化等差异，个体与社会等多种因素导致劳动力性别差异的空间分布，展示了两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不同空间安排，以及就业空间性别差异具有的生产性权力特征。人文主义的意义空间观将空间视为一种包含文化、意义与身份的社会产品，围绕工作场所与家庭形成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空间二元论，认为将女性约束在私人领域是一种特定的空间控制。空间被视为导致女性从事劳动力市场边缘部门的媒介，通勤时间和距离影响了女性就业场所的选择，家庭责任对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产生了空间束缚从而导致女性的就业隔离，这不仅是家庭与职业的空间联系下女性的自主选择，更来源于外部的制度性约束。后结构主义的关系空间观则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性别关系、权力关系以及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体现于其中，也正是这些相互关系构成了空间本身。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性别与空间的共建，空间被视为社会关系与个体实践运作中关系产生及再现的核心。女性被工作场所排斥、职场性别分割、收入回报分异，表明劳动力市场机构是男性权力的场所。男性在性别实践中对空间的控制提供了男性在不同社会背景下享有的地位和权力优势的连续性，这种隐蔽的性别化社会空间惯例促成了习以为常的、自然的性别秩序，赋予了男性霸权。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地理空间与区域劳动力市场性别结构，空间被固化为实体、静态的物理空间，或侧重于外部制度环境、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或侧重于对女性体验、现象学中的女性与空间书写，忽略了劳动力市场空间的性别分工来源于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性建构，缺乏一种作为关系建构社会空间的生产地理学研究。作为性别关系建构的生产地理学研究注重空间作为地理坐标系统的社会关系与空间组织、不平等的再生产与空间结构，认为性别秩序是一种空间建构与再生产的产物，是劳动力市场性别空间中不同行动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建构过程及其空间生产过程。生产地理学的研究为性别空间实践如何生产或再生产性别空间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进路，通过解释两性的社会关系与空间组织并再现性别空间结构与生产地理学过程，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差异性的劳动力市场空间生产过程、空间组织和机制，为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发展提供理论说明和经验支撑。中国西部乡村的零工劳动力市场受到传统与现代的性别秩序冲击，展现出具有地方性特色的空间性别意向，它并非一个无主体的、静态的整体系统或空间权力关系，而是一个男女零工在其中利用、塑造、阻碍或退出空间组织的过程。本文拟基于B镇零工角劳动力市场的田野调查，围绕社会关系与空间组织、生产空间结构与地理不平等，基于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工的空间实践与空间生产，以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为分析思路，探讨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空间生产与实践过程、空间化机制与空间实践策略。2.田野概况B镇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全镇面积64.8平方千米，下辖两个社区7个行政村，街道常住人口11891人。B镇零工劳动力市场由来已久，其发展得益于B镇的交通位置、来往人流以及有几十年历史的“棒棒市场”。“棒棒”即中国西南地区从事以人力搬运工作为主的重体力劳动的农民，B镇的棒棒原本分布在车站集散地附近，后因当地政府禁止在街镇使用人力木板车，棒棒们从以搬运为主转型为覆盖各类活计的短工，候工地点从车站集散地改为B镇中心地段的桥头。空间聚集带来的规模效应使B镇桥头零工角成为附近乡镇与区县都颇有名气的零工供应地。原来的棒棒因为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几乎都是男性，这一历史原因使得B镇现有的零工也以男性为主。B镇零工工作地域包含乡村与街镇，工作范围囊括农活、搬运、打扫等。农活主要集中于春耕与秋收时期，地多的农户会雇用零工帮忙耕地、插秧、割谷、运粮。搬运是B镇零工最常见的工作。专门以做一项工作为主的零工被称为“专业工”，如专业搬运工指的是专做下车与抬石的零工。“散工”即在街道等活的零工，他们不仅做搬运工，只要有老板招工，便会去做。打扫工作以B镇相关单位临时招工为主，偶尔会有家庭或居民个人招工。此外，B镇零工还会做建筑工地的临时小工、喜宴白事帮工，甚至洗碗洗衣等。当地零工工资基本为现金结算，有三种工资算法：一是包活，二是按工时，三是按活计。包活结算即不分工时、不分做工人数，只算总价，承包给零工。按工时结算是针对用时不长的零散工作，按照工作难易程度时薪为10元到50元不等。按活计结算是大多数“专业工”结算工资的方式，如抬石的日薪是200元。下车按吨位结算，若是政府招工，20吨以上每人每吨15元，私人老板招工一般是20吨以下每人每吨20元工钱。红白事找人帮忙，日薪一般是150元。3.资料来源本文采用实地观察与深度访谈两种方法。2021年8月至9月笔者前往B镇进行实地调研，了解B镇零工劳动力市场概况，主要采取与当地居民闲聊及参与观察的方式，初步掌握了B镇零工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情况。2021年10月至11月笔者再次前往B镇，对B镇零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化进行了重点调研，并于2022年12月再次进行跟踪调研，最终选择15位访谈对象进行深入访谈，其中包括10位零工和3位零工雇主以及2位零工的亲属。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注：年龄截止时间统一为2022年12月31日。二、男性气概、性别规训与零工市场的性别空间形成 作为建构论或生产地理学视角下的社会关系与空间组织，强调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空间是一个开放、持续生产的空间实践与空间生产过程，空间中的各主体具有自主性并在空间中进行各类实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空间互动机制。尽管现代性语境下两性关系已逐渐发生改变，传统思想进一步瓦解，但西部乡村的父权文化与不平等的性别意识形态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两性关系表现为一种垂直的权力关系。为维护这一不平等的关系结构，乡村社会对两性提出了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表现为一种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空间分工，并通过空间规训、合法化承载实现了零工市场中的性别空间生产。1.男性气概与性别意识形态：作为生计来源的男性零工市场空间形塑笔者通过对B镇男性零工劳动力市场的田野调查发现，在性别意识形态、男性气概与家庭劳动分工的空间文化表征中，零工市场成为男性事业与家庭生计的男性权力场所。LDX是5年前来到B镇街上等活的零工，今年66岁，两个儿子在外打工，留下三个孙子在家中。5年前村小学被撤后，为了方便三个孙子读书，LDX和妻子带着孙子搬到了镇上。LDX提到自己做零工的原因：我们两个老家伙之前是贫困户，屋头只有农保，没有低保，钱不够花，搬到镇上来就更加恼火了，屋头田地也荒了。作为家中的男人和顶梁柱，我必须出来做点活，找点零花钱。养家糊口的事情，你不能交给女人去做，“家属”在屋头经管（照顾）孙头，做饭洗衣服，我出来做零工，管他三五八块，至少我干了就能拿到现钱，拿到钱我就能周转。（访谈资料：LDX20211003） WZW是B镇D村人，今年57岁，一直没有成家。2001年WZW去深圳打了两年工，2003年回到B镇。他没有其他技能，也没有务农，做零工就是其全部的收入来源。WZW是专门做“下车”的零工，主要“下车”的货物是建筑工地的水泥，在介绍自己工作情况时，他同样说道：我是家里的男人，为了家庭生计，我必须养家糊口。我们这个活路灰尘大，没那么多人愿意做，尤其不适合女人，而且很多时候工地上下车都是半夜，就是为了不耽误工地上白天上工。做活路就是我们男人的事业，配合老板就是搞好我们自己的事业。（访谈资料：WZW20211003） 位于中国西部农村地区的B镇，受到传统性别文化观念与社会结构的影响，男性霸权主义仍然是社会主流思想，男性气概被社会定义为拥有主导地位的家庭供养者角色，男性负责“养家糊口”，女性则主要负责家务与代际生殖。男性养家糊口根植于文化情感与社会化过程，是以性别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性别建构，是男性霸权主义的一个核心原则，它体现出男性的一种文化与身份认同方式，被当地称为“男性气概”。具备男性气概通常被认为是“男性”成员资格的标志，有利于个体建立男性信誉从而成为主导性别群体的成员。在男性零工看来，赚钱养家是关乎他们男性气概最重要的指标，男性是“家中的顶梁柱”，参与市场劳动是为了寻求支撑家庭生活的经济收益。为了不耽误工地白天的工作，WZW大部分时间都是深夜上工。才开始做“下车”工时，他也很不适应，但考虑到家中父母只能靠他赚钱供养，咬咬牙还是坚持下来，从2003年一直做到现在。当被问到坚持下来的原因，他毫不犹豫地指出就是为了“找钱养家”。B镇的男性零工将劳动力空间视为自己与家庭的生计空间，“做活路”就是他们的事业，在劳动力市场空间中的行为目标是发展事业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益，为此他们半夜被老板的电话叫醒也毫无怨言，“配合老板”与顺应市场是他们的行动认知。2.自我内化的性别空间规训：作为家庭补充女性零工市场的空间实践父权意识形态经由外部社会期待、父权关系合法化与自我内化的性别空间规训，表现出一种家庭优先、公私空间分异的女性行动导向，生产了作为家庭空间补充的女性劳动力市场空间。ZQF的丈夫是砌砖的大师傅，她年轻时跟随丈夫在建筑工地做小工，后来因为儿子儿媳外出打工，她只能回到B镇照顾读幼儿园的孙女和体弱多病的老人。家中还有不到一亩的田地，ZQF舍不得“糊全家人嘴巴”的土地，在种菜之余也会帮人打扫卫生赚取工钱。她讲述了自己返乡做工的矛盾与挣扎：当时我不是很想回来。我在外面打工，一个月也有几千块钱的收入，回来了一年下来也就几千块钱，自己荷包没几个壳儿（硬币）总是不放心。我不回来的话，老人不可能去跟到小姑子，别人会说这一家人养儿都防不到老。也不可能让我家属回来，他工资比我多，只能我回来照顾家里，让他也能安心在外面赚钱。农村的妇女，你既要会做活路，又要会持家，孝顺自己父母还不行，还要孝顺公婆，伺候全家人吃喝拉撒，短了一件都不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访谈资料：ZQF20211019） WLH是零工中的“手艺人”。她高中毕业后跟随舅舅到广东皮鞋厂打工，在厂里待了三年又去往浙江，在建筑工地给工人做饭，有一手好厨艺。2015年回到B镇后，WLH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做坝坝宴的帮工，一家四口主要依靠丈夫在外打工赚钱养家。她将自己做零工的原因解释为“闲着也是闲着”，当被问及如何安排日常劳动的优先级时，WLH回答：都是为了屋头，以屋头的事为重。（访谈资料：WLH20211007） 父权制是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以及制度化的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垂直权力关系，一方面可以用以理解男性主导与女性从属的系统组织，另一方面可解释男性对女性的支配。为维护这种地位等级差异以及支配关系，父权意识形态通过书面和口头传递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和规章得以实现，并在塑造性别主体性以及社会对两性的区别性要求和期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性别化的权力体系通过外部社会期待与自我内化两种规训路径促使女性接受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规训“是一种权力类型，是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根植于不平等体系的规训行动，受制于某种权力关系并为之服务。ZQF的婆婆在谈到ZQF返乡照顾家庭、又种菜又打零工时提到：哪个提起她都是说她一直顾得家，天天伺候我们两个老家伙吃穿，都说她孝顺，是个能干人。（访谈资料：GC20211019） 在基于乡土社会的传统性别文化语境下，贤妻良母是社会对女性人格与家庭角色的理想期待，“孝顺”与“能干”成为乡村妇女是否优秀的评判标准，而这些看似夸耀的话语反而正是女性囿于家庭空间的表现。在B镇，特意留在家中或返乡的女性零工，一旦因为工作而忽略了家庭事务，可能会受到亲人或邻里不同程度的“责怪”，因为照顾好家庭是女性的“分内之事”。LQ的丈夫QSF在谈论家庭日常消费和生活方式时归纳了家中的劳动分工，认为家务劳动与看顾孩子的任务是妻子的职责，为此可以接受妻子不再全职劳动而导致家庭整体收入降低的情况。在他人强行定义女性劳动职责的同时，女性自己也参与了定义自身为从属地位的社会过程。LQ并未反驳其丈夫的观点，丈夫对家庭收入的显性贡献让LQ视其为“家里的功臣”（访谈资料：LQ20221227），因此认为自己为了家庭和孩子做出一些让步也是应该的。在乡村社会，经济收入直接影响到了女性的话语权，同时潜移默化的自我说服使女性更容易接受来自家庭和职场的不公正对待。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非制度因素形成了一个自主建构的结构空间，生产了习以为常的、被大众接受并遵从的社会规则，女性零工长时间被这种社会规则塑造，从而内化这些规则并主动进行自我规训。在调研过程中，被访女性零工承认自己在家庭中的从属者身份，认为男性赚钱养家“天经地义”，她们做零工并不是抱着养家的目的，而仅仅是“补贴家用”，不会影响家庭的正常运转，因此她们随时都能从劳动力市场空间中退出。空间性别规训造就了依附与服从的乡村女性特质，在家庭发展与个人利益的矛盾下，ZQF选择了家庭发展，留下工资更高的丈夫在外赚钱，自己放弃工作回到乡村照顾家庭，她不辞辛劳的动力来自“一直以来”女性的共享经验与乡村社会共识。女性零工正是在这些经验与共识中，从个体角度自发理解性别权力并适应这一权力秩序，接受社会性别规训，从而做出符合社会期许的行为决策。在社会期许下的女性零工将市场空间视为家庭空间的补充。家庭与工作的联系应置于劳动力市场研究的分析核心，劳动力市场空间已完全嵌入女性日常生活轨道。家庭责任理论将家庭照料及关于家务劳动的性别化社会态度纳入女性职业隔离的解释范畴。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要求与压力因社会对女性履行这些角色的性别化期望而加剧，限制女性的劳动参与以便她们履行家庭责任，是女性收入与职业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相较于城市女性而言，乡村女性更具有家庭依附性，家庭是乡村地区女性行为逻辑的归因，女性“半工半家”的劳动力配置方式正是源自家庭发展与家庭角色的整体性逻辑。女性零工将“为了屋头”作为自己日常行动的逻辑起点，她们形容自己每天的劳动围绕“灶台”“菜地”与“活路”展开，“灶台”代表的家庭空间是她们活动的中心，在完成了家庭空间实践后，倘若还“闲着”，她们才会进入作为家庭补充的市场空间。三、职业场域、男性宰制与零工市场的男性空间生产 生产地理学强调生产空间结构与地理不平等的再生产过程。男性零工在事业导向与利益驱动下进行积极的空间扩张实践，通过劳动力市场空间宰制，展现他们基于性别身份分异的整体性，表现为有利于自身的市场空间符号、拓宽空间边界，以便维护其在市场空间中的优势地位并寻求更多的就业资源进行空间再生产过程。1.“下力”与“半劳”：男性职业场域建构、空间支配与性别空间符号化从对B镇男性零工劳动力市场的田野调查中可见，男性零工的空间扩展策略体现为通过标记市场空间的性别符号建构男性场域。B镇的男性零工通过空间聚集与地域占领以及男性零工的相互交往，形成具有性别化特征的社会关系空间。B镇桥头在男性零工的空间聚集下逐渐成为当地闻名的零工市场，男性零工们每天早上到桥头等待工作，傍晚离开，这一行动被零工PDF形容为“到公司上班”。为寻求更多的工作机会，零工之间还必须积极发展人际关系网络，目标对象不仅包括零工需求方，还涵盖了等待工作的其他零工。有雇用零工需求的老板通常都有相熟的零工，如TN在找零工搬运家中装修的砂石水泥和废弃物时，就直接打电话给熟悉的零工，他认为这些零工都是熟悉的人，能信得过他们干活的质量。HW的招工思路和TN类似：那肯定是熟人优先，不是打电话就是直接去桥头喊人，哪个方式我都是先喊熟人来，有时候我自己顾不上盯着，所以找几个熟门熟路的我更省事。要是去桥头看到熟人，结果你又不喊他那也不好。（访谈资料：HW20211102） 由雇主招工的方式可见，与雇主的关系网络是零工求职的重要因素，不仅关乎双方之间的信任，也是乡土社会人情往来的行为表征。而零工之间通过社会交往形成的关系脉络是社会空间生产的必备要素，正是在男性零工有意或无意的性别化互动下，充满男性气质的空间复合体得以建构，从而使B镇的零工市场成为男性场域。正如男性零工所说，B镇桥头是他们“劳力的地方”。但依靠空间聚集与空间内的交往活动还不足以打造牢固的男性场域，需要对女性建立更高的入场门槛，通过劳动力市场性别符号的区分，形成更有利于己方的空间意象和空间表征，使男性始终处于市场空间中的有利位置，不断实现劳动力市场的性别空间生产。当被问及如何看待B镇的女性零工时，男性零工普遍认为“半劳”不应该来做零工，因为零工活是“下力的活路”“半劳做不了”。做我们这些活路的女的少，下力的活路老板不得愿意找半劳做，半夜让半劳去下车，半劳肯定不愿意干。（访谈资料：WZW20211003） 零工当然是男的好找活路做，半劳能做什么？一般都是在家里照顾娃，把娃送去上学了自己再回去做点事，没事就回去种点田，好糊嘴巴。（访谈资料：LDX20211003） 很少有老板找半劳做活路，除非在农村有农活，才有介绍女工去做的，要不就是自己大队上有活路，半劳去参加，别的半劳也做不了。（访谈资料：LHX20211002） B镇零工市场对女性的结构性排斥，经由表层话语秩序，描绘了被有意建构出的深层性别秩序。权力关系始终是空间社会建构的基础，市场空间中的权力与权威被男性垄断，其表征之一为劳动力市场空间中有意而普遍的男性定义，对女性社会性别的定义与刻板印象的构造，代表了男性使用霸权对女性进行支配与控制。女性劳动力在B镇被称为“半劳”，意为一半的劳动力，和男性的“主劳”称呼相对应。根据PDF等零工的回忆，在集体生产时期，B镇男性劳动力劳动一天积全工分10分，女性劳动力因体力弱、力气小，通常劳动一天只能有6—8工分，有时只能积男性劳动力一半的工分，因此被称为“半劳”，这一说法一直延续至今。直到现在，在零工市场的女性零工依旧难以摆脱“半劳”的求职歧视和收入困境，比如作为包工头的ZYT就明确表示，人手不够找零工时优先考虑男性，除非女性零工要价很低或是大师傅自带家属做小工。如前文所述，B镇零工的工作范围十分广泛，并不是单一的重体力劳动，但男性零工仍然将其视为需要“下力”的工作，零工市场空间充斥了“男性”与“力量”的空间意向，只有具备“力量”的男性才有资格进入市场空间，“半劳”因为不能“下力”而受到整个零工市场的排斥，连“手上活路”市场都被男性零工大量占据。这种排斥并非先天形成，而是通过塑造女性“柔弱的”社会气质，把女性零工从刻意营造出的男性场域中剥离出来。语言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包含着影响或支配他人的目的性，通过言语创造的性别符号在B镇零工劳动力市场空间中展现出一种有意的、结构性的不平等，性别身份叙事被作为男性场域的一部分而得以建构，并用以维持当地劳动力市场空间的性别区隔与女性排斥，男性零工展现出对传统性别结构与权力制度的能动性运用，以维持在性别空间关系结构中的支配性地位。2.“找市场”：流动的男性空间再生产、空间宰制与性别空间再分工男性零工的空间扩张策略体现为拓展空间边界以建立新的就业配置关系，实现空间宰制。除了坚守现有的市场空间，B镇的男性零工还打破空间边界，进行地域流动与空间扩张。现代社会的劳动力市场是时空压缩的流动空间，男性零工通过就业地域的扩张进行积极的市场应对，扩大了就业的空间界限，是一种积极的空间实践行为。男性零工的就业地域自由度相当高，从一开始以搬运为主的街镇，扩展到乡村，再到其他乡镇。原来我们是以在街上拉板板车为主的，你小时候应该也经常见到我们。后来农村建设多，政府修路、农民自己建房，这样的情况多，好多灰工都去农村做事去了。我们抬石头是哪里有活路就去哪里，附近这几个乡我都做过。最远的去过JL、SY这些乡镇，去外乡工钱给得多一些，外乡没得我们这样专门在一个地方等活路的零工。（访谈资料：PDF20211001） WZW提到拓展空间、寻找市场的原因：以前我们本地就有很多活路，现在活路少了。原先村头还有人，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了，只剩老家伙在屋头，地也种不了多少，找人做农活的也就少了。现在物价猛涨，以前能买两包水泥的钱，现在只能买一包，石子、沙这些材料价钱都猛起涨，修房子的人少了，我们的活路也少了，所以就要多跑跑其他地方，有熟人介绍最好，做一次给老板留个电话，下次老板就有可能来找你。（访谈资料：WZW20211003） 将市场视作生计空间的男性零工注定了他们追求经济效益的实践逻辑。市场空间越广阔，意味着有越多的就业资源与就业机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当农村工作机会增多时，零工们选择流向农村市场。当农村市场衰退时，零工们又积极拓展现有的市场空间边界，流向周围乡镇。空间是劳动力市场固有的品质，但当地劳动力市场空间的边界是模糊的、重叠的，是不断被建造与解构的。男性零工在拓展市场空间边界的实践中，搭建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了新的社会资本。空间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塑造工作信息流的强大作用，并由此产生新的就业配置关系。流动的男性零工看似不受时空束缚，但其自由流动的背后是被限制在家庭空间中的女性以及一套以性别秩序为基础的空间分工制度的运转。空间被视为一种可获取利益的资本，流动自由与否关系这一资本的获取量，原有空间分工下自由流动的男性截获了这些空间资本，禁锢于家庭空间的女性则难以获取新的空间拓展权力，随着技术发展而增加的空间流动扩大了男女零工的资本差距，市场导向的男性零工为获取更多资源而倾向于强化这一新的关系结构。流动的男性零工在新的就业配置关系中享有主动权，他们优先掌握了空间边界扩张的机会，垄断了重塑的工作信息流，通过建立男性包容与女性排斥的流动规则，实现了劳动力市场空间的男性宰制。在男性零工的自由流动和空间宰制中，当地的劳动力市场空间被不断解构与重建。四、就业空间限制、空间退出与零工市场的男性空间强化 基于家庭导向逻辑的女性零工在劳动力市场空间中表现出一种退让的实践策略，她们难以进入被男性标记的求职空间，作为“他者”的空间感知使女性退出桥头零工求职空间。以家庭为中心的女性零工在多重劳动空间下，通过选择邻近就业空间与确定空间的优先级而限制自我就业空间。1.“走不开”：时空矛盾下女性的就业空间限制与空间妥协就业空间限制首先体现在时空矛盾下女性零工有偿就业的空间邻近性。B镇的女性零工首先要考虑的是照顾家庭，这一空间限制使女性零工的就业空间与家庭空间更为接近。59岁的PXH已经有两个读小学的孙子，因为儿子和儿媳妇都在外面打工，PXH便接过了照顾孙子的重担，每天早上送两个孙子上学，下午4点就要从家里出发去学校接孙子回家。除了照顾孙子，PXH还种了2亩地，她的零工工作主要集中于春耕秋收期间，做工地域仅限于自家附近：农忙的时候，地多的会找我去做活路，插秧我做过，割谷子、扳苞谷这些都做过。我自己做的地少，别个找我帮忙我有空都会去。为啥不去嘞，一天有个一百多（工钱），而且就在这附近，不耽误屋头的事，如果离（家）得远，我就会看屋头有没得事才能去，一般不去离得远的地方做活路，走不开。（访谈资料：PXH20211005） 女性在求职空间上限制较多，重视离家近、时间合适等一系列事项，往往被迫在她们可利用的空间内就业，形成了高度本地化的、时空分离的当地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理论在讨论女性职业隔离时强调家务劳动作为隔离原因的重要地位，家务劳动对女性劳动参与的桎梏正是通过时空限制表现出来，最有力的解释指标是两性在就业抉择上对通勤时间的考量。女性时常面临家庭责任与就业的权衡与取舍，具体表现为更长的通勤时间压力和可能扩大的就业选择之间的妥协，女性的通勤时间比男性更少，也因此减少了工作机会。B镇女性零工的就业空间深受其家庭的影响，“不耽误屋头的事”是她们就业的前提条件，因而离家越近的工作越受到女性零工的青睐，显示出就业空间邻近性的特征。女性零工的就业空间限制体现为时空矛盾下就业空间让位于家庭空间。WLH返乡是为了照顾家庭，但家庭让她在做工过程中感受到负担，为了家庭而放弃工作机会是常有的事。因为手艺不错，其他乡镇时常会有人找WLH去做坝坝宴帮工，但WLH还是拒绝了很多工作：不光是B镇，其他乡也有人找我去帮忙，只是我基本不得去，还是以经管屋头为主，不然我专门回来做啥子？现在照顾娃和老人，等以后甩包袱了再去打工。如果去其他乡镇做活路，屋头小的哪个接送上学，老的哪个煮饭？去一两次还行，可以找亲戚帮忙照顾一下，去多了别个也烦，会说我专门回来还往外头跑，那还不如不回来。（访谈资料：WLH20211007） WJN对在家没有外出务工的原因解释道：能出去哪个不想出去挣钱？没出去的不都是屋头大大小小离不得人。（访谈资料：WJN20221221） 时空矛盾下女性零工的实践策略展现出一种多重角色冲突中女性的市场空间妥协逻辑。已婚女性角色冲突是一种普遍现象：一方面，现代劳动分工的变迁使更多女性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取经济收益，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空间性别二元论；另一方面，大部分女性仍难以脱离“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依旧蕴含更多的女性意义，无论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与否，她们仍未完全摆脱向内的家庭角色与家务负担。在B镇，女性零工的多重劳动空间使她们需要更多精力兼顾家庭、土地与工作，而女性零工的家庭导向促使她们将家庭劳动空间置于优先地位，留在家中或者返乡的女性劳动力被视为专门“经管”家庭的角色，家庭空间是她们日常活动的中心，任何其他的劳动空间都应围绕家庭来展开。女性零工被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实践通过巩固原有的家庭分工秩序，使其家庭空间侵蚀职业空间，由此男性“主外”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女性零工的空间退出实践中得以进一步确立。家庭外劳动力市场空间的性别区隔与家庭内的劳动性别分工密切相关，女性零工最终的就业空间抉择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其基于自我规划而做出的理性的长期的收入最大化决定，而是因她们受日常时空限制而被迫做出的劳动力市场空间退让选择。2.“不自在”：基于“他者”空间感知的女性求职空间退场B镇桥头作为当地零工求职的标志性空间，因为空间内活跃的男性实践，女性零工难以进入这一求职场域。做坝坝宴帮工的WLH一般是在家中等待熟人介绍工作，哪怕工作机会少得多，也不会去B镇桥头零工角等待工作：我就是有人办坝坝宴，找到我去帮忙，我就去，都是认得我的人介绍的。认得我的人都晓得我能做坝坝宴，一般主家各自屋头办，不找专门办坝坝宴的，就会请人帮忙。我晓得桥头那里可以等活路，天天都能看到棒棒在那里等，那我也不得去，那是他们棒棒等活路的地方，我去坐到起像什么样嘛，肯定不自在得很。那里就是男的等活路的地方啊，没得女的去等，原先拉板板车的等活路就是只有男的。本来女的做零活的就少，一般也就是在屋头等别人找或者等别人介绍。（访谈资料：WLH20211007） 女性零工主动退出桥头零工市场的空间实践，一是源自男性场域中女性因“他者”身份而难以形成空间认同，二是受限于女性在传统社会规则下对空间性别意向的敏感识别与保守抉择。区域认同理论认为，社会空间是在个人或集体的“生产”中被概念化的，对特定空间认同的叙事依赖文化、边缘/中心关系、“我们”和“他们”的身份区分等各类元素。空间提供了形成自我身份的基础，在男性刻意营造的求职空间中，女性零工作为被排斥的“他者”而难以形成空间认同。长久以来，女性在性别二分的社会规则中形成了一套灵敏的识别系统，将空间识别为性别分割的二元空间，女性的、私密的、保守的空间实践被认为是“安全”的，而男性的、公共的、开放的空间实践被视为隐含着“风险”。在男性场域活动对女性零工而言是具有风险的，这一风险或是他人的闲言碎语，或是自我内心的不安定情绪。正是因为如此，被访女性零工才会将自身去零工角等待工作的行为视为“不像样”。女性零工能够敏感地识别出桥头零工空间的男性气质，她们轻易接受这一空间意向，并如同男性零工所期望的那样，选择保守的空间活动——主动避开男性场域。男性空间给女性零工带来了“不自在”的空间感知，促使女性零工受限于自我感知安全的求职空间，即待在家中被动等待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机会结构”日益受到职业性别隔离研究者的重视，空间限制区分了女性与男性的求职与就业机会结构。B镇零工等待工作的场所被定义为专属于男性零工的场域，哪怕知晓在这里的工作机会远大于在家中被动等待，女性零工去零工角的主动性依然较低。女性零工主动退出的空间实践强化了她们对传统社会规则的内化路径，对空间实践场域的保守抉择导致女性难以获得更多的空间资本，男性在女性的这一惯习中被反衬出颇具主动性与主导性的职业角色特征。男性场域使女性产生一种“不自在”的惯习从而减少零工市场的女性空间实践，导致女性就业机会的减少，男性拥有更多的市场资源与空间话语权，促使零工市场的男性空间再生产。结 论 本文通过以劳动的空间分工、交互主体性、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为视域的建构主义分析视角，围绕社会关系与空间组织、生产空间结构与地理不平等，探讨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空间的形成过程、实践形态和行动策略。笔者基于西部乡镇零工劳动力市场研究的经验证据发现，劳动力市场性别空间建构的过程是一个父权文化、性别规训、不平等的性别意识形态等家庭外部制度环境及家庭内部性别秩序安排下的性别空间实践的过程，是一个充满关系、规则、结构、组织、意义的空间复合体不断建构的过程，是一个通过空间中各主体的空间组织被建构与不断再生产的过程。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空间既是具体的物质形态与地理系统，也是抽象的文化、结构、规则与关系系统，两性经由空间利用、拓展、退出等实践活动相互建构，这一相对稳定的互动机制又通过社会关系与空间组织进行建构与再生产。这样一种关系主义的历史性动态空间化机制，将社会规则、权力制度、文化意义等结构性因素纳入生产地理学的整体分析框架。首先，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化的空间生产体现出一种空间规训的职业场域逻辑与生产地理学的逻辑。通过基于父权主义文化中的男性气概、性别意识形态及自我内部认同等性别规训机制，两性在劳动力市场空间中形成了差异性的实践策略。传统性别意识形态是影响男性零工空间实践的重要因素，体现为在男性霸权主义对男性家庭供养者身份的要求下，男性零工以男性气概为自我认同标准，以事业导向与利益驱动为空间实践逻辑，建构了作为生计文化的劳动力市场男性空间。女性零工则在空间规训下自主理解性别化权力秩序，接受持家者角色定位，将劳动力市场空间作为家庭之外的补充空间，展现出女性的家庭依附性与家庭优先的行动取向和空间表征。其次，劳动力市场性别化的空间生产体现出一种男性空间宰制与符号化性别生产的场域建构逻辑。通过塑造性别空间符号与空间边界扩张，男性零工建立了包容男性与排斥女性的空间规则。男性零工的空间聚集、性别化交往以及对女性气质的男性定义，营造了劳动力市场空间中的男性意向。在自由流动的性别化权力分配下，男性零工通过拓展劳动力市场空间边界，掌握了更新就业空间配置的主动权。经由空间定义与空间流动，男性零工占有了更有利的空间资源，拥有了更多的空间权威，打造了性别化的劳动力市场空间门槛，建构了资本差距扩大化的性别空间秩序。最后，劳动力市场性别化的空间生产体现出一种女性空间限制与空间退出的场域建构逻辑与生产地理学的逻辑。通过求职空间退出与就业空间限制，女性零工再生产了男性中心与女性边缘的空间差序。求职空间退出是女性零工基于空间排斥的回应策略，体现为在“他者”空间感知下女性零工难以形成空间认同，伴随着性别空间意向的敏感识别与保守的空间活动抉择，女性零工主动退出求职空间，导致就业机会结构的性别区隔。就业空间限制是女性在时空矛盾下的行动决策，体现为女性在权衡家庭责任与就业过程中的就近择业以及角色冲突下市场空间让位于家庭空间的空间妥协，缩减了女性的空间实践范围，巩固了男性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女性零工的劳动力市场空间退让实践，经由女性零工空间资源的自我削减与空间劣势的再次强化，成为两性空间差序再生产的重要路径。化解女性零工就业空间困境，关键在于打破空间差序的结构性因素与行动性因素。就业空间的性别差序是传统乡土文化性别规训的结果，也是西部地区乡村物质基础相对薄弱、经济结构比较单一的表现。女性就业与发展的命运应与全社会解放与发展的道路相结合，当地政府应抓住乡村振兴的机遇，推动乡村女性平等就业，提升女性家庭与社会地位，最终改善性别关系。具体而言，一是需要破除女性就业不平等的结构性因素，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产业发展不仅能拓宽就业空间，也能满足乡村女性就近上工的就业需求。二是需要提升女性就业能力，培训女性专业技能。随着乡村振兴过程中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社会对技术型工作的需求不断增加。在这一背景下，提升乡村女性的职业素养更显得十分重要，以便她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劳动报酬。总之，本文通过对中国西部一个乡镇零工劳动力市场的经验研究延伸了女性主义视角下有关劳动力市场中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视阈，为建构论的空间理论、劳动的性别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的研究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支撑，回应了建构主义视角下两性的空间实践、劳动的空间分工、空间的实践形态有何不同以及不同的行动主体在实践中如何通过劳动的空间分工、生产地理学和劳动力市场建构出性别化的空间形态，也进一步探讨了西部乡村如何抓住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推动乡村女性平等就业与发展的社会目标。编辑：海玉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6期“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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