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林善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任务和重要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特定环境下产业发展导向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导向的谋划与布局。现阶段，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立足于中国产业体系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环境，从宏观层面规划发展方向和可行路径。

01

目前，中国跨入世界银行标准下的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中国产业体系也进入新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中国产业体系从工业经济主导型转变为服务经济主导型，大规模工业扩张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长期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尤其是工业，但最近十几年，以第二产业、工业带动的国民经济增长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2020～2021年，因受疫情影响，我国第二产业、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和贡献率略有所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和贡献率略有所降低，但国民经济向服务经济主导型转变的趋势不会改变。从国民经济构成看，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在40%以上，2006年达到峰值47.6%。其中，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多数年份在38%以上，2006年达到峰值42.0%。2006～2019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从47.6%下降到38.6%，工业占比从42.0%下降到31.6%；相应地，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41.8%上升到54.3%。从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看，20世纪90年代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都在55%以上，1994年达到峰值66.3%，2000～2012年中多数年份在50%以上。其中，20世纪90年代，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多数年份在55%以上，2000～2013年都在40%以上。2013～2019年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48.5%下降到32.6%，工业的贡献率从40.5%下降到26.8%。相应地，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从47.2%上升到63.5%。国民经济构成和贡献率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工业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除了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外，1991～2011年工业年增长率基本都在10%以上，但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到2019年下降到4.8%，并显著低于GDP和第三产业增长率，据此可以说大规模工业扩张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中国产业体系发展动力从依靠资源投入为主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为主，经济增长动能正处于换档期。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非农产业，为城镇各个产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但是，随着城乡二元结构转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增长速度开始降低，劳动成本开始持续上涨。这种趋势也反映在就业规模和农民工规模的变化上。我国全国就业人员数在2014年达到峰值76349万人，之后开始减少，2021年为74652万人，7年减少了1697万人；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数虽然仍在增长，但增长率从2004年开始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反映在劳动工资成本上，2016～2020年我国制造业月平均工资增速为9.84%，显著高于属于发达经济体的美国的3.77%、日本的0.75%、韩国的1.60%，也高于属于发展中经济体的越南的4.54%、印度的1.47%；在绝对水平上，中国劳动力成本处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2020年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劳动力成本分别为中国的4.8倍、3.8倍和2.6倍，越南、印度等国家制造业月平均工资为中国的1／3、1／5（《世界开放报告》课题组，2022）。与此同时，企业对技术的研发投入越来越大，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和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并表现在工业内部和服务业内部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占比上。从工业内部结构看，2021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32.4%和15.1%（国家统计局，2022a）；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2021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7.2%、15.0%和5.8%（国家统计局，2022b）。

02

在新发展阶段，中国产业体系的竞争优势和机遇很突出，表现在：具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具有全球最庞大的“人才红利”，具有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这有助于大幅度提升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林善浪，2022）；中国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幅度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协定，不断打造“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进口博览会、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各类开放平台载体，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的信心持续增强。同时，中国产业体系的发展环境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人口“红利”和劳动力资源优势渐失，而技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中等收入陷阱”的系统性风险仍然存在。展望未来，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面临着长期的劳动力短缺和劳动成本上涨的宏观环境。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在2011年达到峰值94072万人，2022年减少到8755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69.8%下降到62.0%。背后的根源是低生育率导致的新增人口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快速下降，2012年我国新增人口1006万人，自然增长率为7.43‰，之后呈现断崖式下降，到2022年首次出现总人口负增长，成为亚洲5个人口负增长的经济体之一。更要引起警觉的是，中国是在人均GDP较低水平上出现人口负增长。按照平减指数换算成2022年美元，日本2011年出现人口负增长时的人均GDP为6.25万美元，新加坡2021年出现人口负增长时的人均GDP为7.79万美元，韩国出现人口负增长时的人均GDP也在3万美元以上，而中国大陆在2022年出现人口负增长时的人均GDP是1.27万美元。在理论上，劳动力不足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进行弥补，继续推动现代产业发展。但是，有三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一是中国技术创新的投入和产出总量大，但许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仍被“卡脖子”，而且专利转化率低。二是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个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是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不能过度期望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的技术创新，尤其是大投入、长周期的颠覆性技术创新。三是技术创新不能完全弥补劳动力短缺。一方面，作为经济发展长期驱动力的技术系统实际上是长周期的（在某些情况下跨越超过100年），如ICT革命起始于1947年的点接触晶体管，是涉及大规模技术系统的长期过程，而劳动力成长周期比较短；另一方面，技术创新难以完全取代劳动力作为产业主体的作用。因此，技术革命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机会窗口”，但人口“红利”和劳动力资源优势渐失后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能否赶上发达国家仍是未知，“中等收入陷阱”的系统性风险仍然存在。

出口导向减弱，而国内消费需求有待提振，需求增长面临深层次体制障碍。出口导向战略又称出口促进战略，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开始实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趋势也发生了变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2011年以前，多数年份我国出口贸易增长率保持在2位数，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多数年份在20%以上。从2012年开始到2019年，我国出口贸易增长率下降到个位数。相应地，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分别于2006年、2005年达到峰值35.36%和28.97%，之后逐渐下降，到2019年分别为17.47%、14.52%。可以判断，出口导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降低。相应地，就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消费需求是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本动力。根据卡尔多、库兹涅茨、汉森的观点，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而最稳定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消费需求。但是，消费率不足是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中国居民消费占支出法GDP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的50%以上持续下降到2000年的47.0%、2010年34.6%，之后缓慢上升到2019年的39.1%，2020、2021年分别为37.8%和38.5%，远低于发达国家，如2019年美国为67.9%、英国为64.9%、德国为53.7%，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2019年巴西为65.4%、马来西亚为59.8%、泰国为50.1%。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基本因素是收入分配关系。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进而导致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下降。这就决定了，提高居民消费率就必须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关系。但是，中国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关系涉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既包括历史遗留下来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城乡分割问题，也包括影响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区域性问题，还有市场化改革、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市场机制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涉及体制机制的深水区，难度很大。

经济全球化深度调整，而美国推行“小院高墙”策略，全球产业链格局面临重构。经济全球化是超越国界的市场活动（B. Parker, 1999）。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了。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深化，其副作用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收入两极分化源于就业两极分化，即高薪和低薪职业的就业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所有被考虑的地区都经历了从中等技能工作到低技能和高技能就业的两极分化过程。”（OECD, 2017）再加上自动化挤出了普通蓝领工人，助长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干预主义的回归，为反全球化浪潮铺平了道路。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强调，当一个霸权国家制定和执行促进商业交流的规则，同时也向货物和人员的流入、出口技能、知识和资本开放其大市场时，经济全球化就会加快发展（L. Ciravegna and S. Michailova, 2022）。相比之下，如今的美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以牺牲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和韩国等长期盟友）为代价，捍卫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单边主义，宣扬“全面脱钩”“精准脱钩”，破坏了多边机构的合法性，严重干扰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拜登政府对华技术采取“小院高墙”策略，精准选择其主导领域实施“技术脱钩”，加强安全审查、制裁、出口管制等单边措施，并协调盟友重构关键技术供应链。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不会逆转，因为引发经济全球化的深层次因素没有变化（林善浪，2022），但美国及其同盟的干扰和破坏可能延缓经济全球化进程，导致全球产业链重构。之所以建立全球产业链，是因为在不同国家生产零部件，再在其他地方组装在一起，然后出口到美国、欧洲等地消费，成本较低。但是，西方国家政府采取安全审查、制裁、出口管制等单边措施，挑战了全球生产和供应一体化的市场逻辑。随着资本、商品、技术、人员和信息之间的流动受到严格监管，跨国公司无法再通过全球投资来优化资源配置，被迫重新配置其全球价值链以提高产业链韧性。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通过在国家层面的干预以重构全球产业链，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于美国、欧盟、英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型市场来说，这种诱惑很大（C. Michalopoulos, 2022）。因此相关国家纷纷采取措施，除了美国通过高额补贴来激励高科技产业链回归外，英国启动了“防御计划”（Project Defend），日本补贴制造业回归的公司搬迁费用，印度则强调“Aatmanirbharta”（印地语，意为自力更生）。

总之，逆全球化风潮、美国“小院高墙”和“脱钩”政策、全球产业链重构等新的国际环境，将给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带来新挑战。

03

根据中国产业体系发展新阶段和今后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包含以下方面的核心任务。

突出产业链分类升级，推动制造业高端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世界人民见证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中国确立了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还处于中下游阶段，其高技术和高附加价值的比重仍然较低。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指明了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制造业升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是一味追求提高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占比，盲目鼓动企业转型到与原来业务不相关的新行业。根据中国制造业的不同情况，可以分门别类推动制造业升级：第一类是劳动套利型产业，要进行基地外迁，升级为产业链领导厂商。那些劳动力成本上升快而资本-劳动比率低的行业，具有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龙头企业要通过功能升级，成为产业链领导厂商。通过研发创新、品牌构建，提高市场势力、创新能力，占据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两端，提高国内附加值。例如，产业链短且劳动工资成本上升快的行业，包括服装行业、制鞋行业、玩具行业等。第二类是人工智能替代型产业，要进行数字化改造，实现过程升级。那些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性、劳动力成本上升快而资本-劳动比率相对高的行业，自动化和智能制造技术渗透率较高，要通过数字化改造，发挥国内高素质产业队伍的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竞争优势。譬如，食品、造纸、纺织等行业。第三类是部分发达国家回流型产业，要进行产业链分解，实现部分回流、部分留守。面对美国对高技术的出口限制，许多跨国公司会采取制造网络多样化的策略，转向采取更灵活的区域性全球供应链方法，在需求市场附近或美国本土建立生产基地（L. Kano; E. W. Tsang and H. W. C. Yeung, 2020）。那些需要排除少数国家政府干扰而保持产业链韧性的行业，中国要发挥国内市场规模大的优势，支持跨国公司通过细分产业链，部分回流、部分留守，实现回流和留守互动。比如，某些机械、电气和电子信息等高技术外资企业。第四类是内需型产业，要分类实施过程升级、功能升级、产品升级，提高发展质量。那些产业链长、产业配套完善且国内市场份额大、劳动力成本上升快而资本-劳动比率高的行业，外迁意愿不高且难度较大。根据行业和企业的实际，应实施技术改造和不同层次的创新，实现过程升级、功能升级、产品升级，实力雄厚的企业也可以跨部门升级，提高国际竞争优势。例如，化工、汽车、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和金属制品等行业。

重在跨产业融合发展，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国产业体系已经从工业经济主导型转变为服务经济主导型，现代服务业将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但是，传统服务业占比大、竞争力不强。推动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以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都具有关键性作用。服务业升级主要任务有：第一，推动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围绕扩大内需、适应消费方式转变的要求，加快城乡区域、线上线下融合，健全城乡居民服务体系，引导传统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发展新业务、新商业模式。鼓励综合实力强、发展潜能大的服务企业构建平台型生态体系，增强技术、品牌和渠道等重点要素跨地区、跨行业整合能力。例如，阿里巴巴、亚马逊、eBay等电商平台，Uber、滴滴等出租车平台，Upwork和BOSS等求职平台，Airbnb等民宿短租平台，都是传统服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平台（M. L. Mueller and K. Farhat, 2022）。传统服务转型升级要重视推进服务质量标准化建设，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推动传统服务业创新经营方式，向连锁经营、规模化经营发展，扶持各个领域龙头企业品牌化经营。第二，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主要依赖专业知识来提供知识型的中间产品和服务，不仅要求投入专门的知识信息，还强调服务产出的高度知识化，是服务业中创新活跃、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今后要在优化服务业监管、放宽市场准入等方面切实发力，扩大利用外资的空间。第三，促进现代服务业跨产业融合。第一种方式是制造企业、农业企业向服务业拓展。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企业、农业企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生产经营活动。在全球价值链的阶梯结构中，诸如美国GE等许多企业均是从做硬件到做软件，从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第二种方式是服务企业强化对制造业、农业的支撑能力。重点是提升研发设计、生产销售、采购分销、物流配送等制造业、农业全过程全生命周期专业化服务能力。第三种方式是服务业之间融合发展。例如，麦当劳在全球119个国家及地区经营的超4万家门店，其销售额的20%是玩具，数量达15亿个之多，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经销商（R. Guenette, 2013）。第四，提高服务业出口竞争力。适应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现实需要，完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导外商投资投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对新兴服务领域的市场开放力度，以开放促改革；培育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品牌、效率、创新、品质等方面寻求突破，推进云外包、数字商务、在线教育、在线医疗、跨境电商等服务新业态外向化程度。

应对新技术民族主义，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卡脖子”问题，而“卡脖子”问题的根源是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技术民族主义。实际上，追随创新一直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创新战略，也是符合全球化和市场规律的。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进一步优化发展路径：第一，技术和市场并举，积极应对新技术民族主义。技术民族主义最近以新的理由和新的形式死灰复燃，将技术能力直接与地缘政治、经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主张去全球化和脱钩，以便削弱或破坏竞争对手国外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因此被称为新技术民族主义（H. Farrell and A. L. Newman, 2020）。技术要通过产业链条才能最终落地。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产业链都会形成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根据技术依赖和市场依赖程度，可把跨国公司划分为四种类型：市场依赖型跨国公司是技术主要依靠本国但严重依赖国外市场，技术依赖型跨国公司是市场主要依靠本国但技术严重依赖外国，双依赖型跨国公司是市场和技术都主要依赖外国，非依赖跨国公司是市场和技术都不依赖外国。相对而言，美国跨国公司更多的属于市场依赖型，中国跨国公司更多的属于技术依赖型。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新技术民族主义，中国要根据美国跨国公司的弱点，利用市场规模优势，有理有利有节地加以反击，在斗争中求合作。第二，两条腿走路，避免“自主创新路径陷阱”。面对“卡脖子”问题，不能简单否定改革开放以来追随创新战略。对中国而言，完全放弃追随创新，既不现实，也容易陷入“自主创新路径陷阱”（X. Tong and X. Wan, 2023）。今后要在追随创新的基础上，通过更精准的科技扶持政策，在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同时，对上下游产业链长、影响面广的新兴产业，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要以现有的技术能力和供应链能力为基础，以产业链龙头企业为主体，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国内市场规模大的优势，实施全自主制造。新型举国体制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发挥行政动员能力，运用财政生产补贴和关税市场保护，为生产线非美化而以国产设备和材料替代的本土产业链创造供求环境和竞争优势，为未来长远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持续提升甚至跃升奠定产业基础。第三，有限保护幼稚产业，建立新兴产业有效竞争格局。依据德国李斯特（Friedrich List）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对作为幼稚产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贸易保护，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的政策。但是，要避免过度保护，以避免形成国内市场垄断，甚至丧失创新能力。要根据幼稚产业的成长和市场竞争优势的形成，逐步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准入，建立新兴产业有效竞争格局，这样才能提高产业发展效率。第四，强化要素协同，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能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金融、技术等高端要素的协同支撑。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进一步调整优化高校人才培养结构，已经迫在眉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效率仍有优化空间，今后要着眼于产业发展的特定金融需求和差异，优化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

全球化、区域化和本土化结合，提升产业“双循环”能力。面对全球产业链新变局，中国必须全球化、区域化和本土化结合，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双循环”能力。第一，两端延伸，在更高水平上融入全球产业链。继续融入全球产业链，引进和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以提高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不二法则。有学者研究发现，在墨西哥、越南、泰国等新兴经济体不断加深对产品组装的依赖的同时，中国是一个例外的国家，它在“爬梯子”（A. Primi and M. Toselli, 2020）。“爬梯子”能力取决于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从国外采购到本地采购的动态转变能力，包括中国对外国跨国公司的开放性、研发强度和技术创新能力、国内供应商之间有效合作创新能力（W. C. Zhou; D. Yan and S. L. Sun, 2022）。在更高水平上融入全球产业链，有两种方式：一是向价值链上游延伸。当企业技术能力提高以后，可以集中某一核心环节的业务活动，将其他非核心环节外包出去，带动产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提升增值能力和国际分工地位；二是向价值链下游延伸。当企业无法在中间环节获得竞争优势，可以凭借销售渠道和品牌积累的新竞争优势进入产业链下游销售和售后环节，甚至向下游延伸环节转移，在价值链更多环节占据主动。第二，推进区域一体化，主导区域产业链。亚洲各经济体要素禀赋不同，产业链优势各有差异，不同特征互补，具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链融合发展的优势。RCEP的签订和货物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原产地规则及关税减让等政策的实施，将持续为区域产业链的融合发展创造条件。根据中国各个产业的竞争优势，要以RCEP成员国为重点，发挥地理邻近优势，合理布局国内和国际生产基地和生产能力，积极构建中国-RCEP成员国区域产业链。第三，发挥市场规模效应，打造本土自主可控产业链。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不仅给国内投资者创造了机遇，也对跨国公司具有吸引力，为打造本土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创造条件。相关产业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国际竞争力弱的产业，既包括跨国公司凭借技术垄断优势控制着全球价值链和产品的定价权、阻碍价值链低端向上发展和“技术锁定”的产业，也包括市场被外国企业控制而依赖进口的产业。二是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基本民生的关键性产业，如运输、航空、通讯、金融、能源、粮食、教育、医疗卫生、军工、航天等。三是技术和产业链被“卡脖子”的产业。四是依托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未来产业。对这些产业，要通过传统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以及除了涉及国家安全以外的外商投资政策，构建保护而不垄断、竞争而有序的有效竞争环境，打造本土自主可控产业链。

04

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出现了新情况。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新形势，必须坚持“内因起决定性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的重要论述，着眼于提升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质量和竞争优势，打破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面，要突出面对主战场的现代服务业和作为新动能的科技创新，大刀阔斧地推进这两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发展潜能，并带动现代制造业的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突破；在现代化产业体系运行环境方面，要突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突破“内循环”瓶颈、提升“内循环”规模和实力，进一步构建完善要素配置机制、释放劳动力潜能、降低产业体系运行社会成本、推进经济法治化进程、弘扬企业家精神等宏观经济社会环境。

构建吸引全球资源的科技创新体制，提高技术创新效率。中国技术创新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技术创新投入大而效率低，最根本原因是科技管理体制还未理顺，创新资源配置机制还不健全，有必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以提高创新效率。一是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不同功能定位，瞄准公益类科研院所体制僵化、开发类科研院所定位不清、高等院校科研机制不活等深层次问题，对现有3000多家科研机构分类梳理，深化科研机构分类改革。二是推进科研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培养高层次人才，激活创新活力。创新科研人才引进和流动机制，赋予科研机构全球人力资源整合的权力和能力。只有吸引全球顶级人才，才能有全球顶级科技创新。在美国，外籍教师占所有教师的11%，其所在学校中大专以上学校占比为22%，外籍教师中31%是最近五年内到达美国的（Y. Furuya; M. I. Nooraddini; W. Wang and M. Waslin, 2019）。这就需要构建面向长期评价和结果评价、过程评价相结合的绩效评价机制与薪酬激励体系。三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机制。现行的科研立项存在“暗箱操作”、“帽子”人才和行政垄断、重立项轻管理等问题，建议对非涉密项目的科研立项、科技评奖、成果转化实行专家实名网上公开评价制度和项目结项公开制度，对应用型科技项目变立项研发为主为公开采购为主。

全面推进服务业体制机制变革，激活经济发展主动力。中国已经进入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新发展阶段，但服务业市场化和全球化较为不足，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还比较弱，这不仅有碍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也有碍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推进服务业变革，主要任务有：一是推进服务业市场化改革。中国服务业改革严重滞后，某些行政垄断尚未被打破，市场化不足。不同产业领域应有不同侧重，对科教文体领域强调准公共服务属性，对医疗卫生、养老托育和公用事业等领域强调社会福利功能，对金融、通讯等领域强调公共安全性，对媒体和出版等领域强调意识形态功能。目前，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投资服务业方面的限制过多、门槛过高，现有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零售和租赁商务等少数领域。推进服务业市场化改革，首要任务是进一步推进各类事业单位和国有服务企业的体制机制改革，对公益类服务机构进一步细化、明晰职能范围和业务边界，对非公益类服务领域要彻底破除行政垄断、扩大市场准入、对民营经济开放，实现政事分开、政企分开、营利与非营利性机构分开。二是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进服务业融入全球产业链。服务业是中国经济主体，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不仅是提高全球产业链地位的迫切需要，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健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直接投资管理制度，大幅度缩减软件信息、交通运输、商务服务、科技研发、教育、文化娱乐等领域的特别管制措施；全面深入地向外资企业开放旅游服务、分销服务、建筑服务、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等充分竞争领域，引进国际知名企业；大胆探索、持续推进金融、电信、教育、医疗、专业服务、文化娱乐等有限竞争并与要素流动或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服务领域对外开放。随着全球产业链向区域化、多元化、近岸化、本土化等方向调整，中国服务业也需要依据不同行业的竞争力继续对外开放，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增强出口竞争力。

完善“扩中提低”的分配机制，提升“内循环”规模和实力。“内循环”需要持续扩大国内需求，而消费需求有赖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在于机会、规则和制度公平。一是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流动和公平就业。国内外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是影响收入分配的最重要因素（林玉妹、秦淑娟，2022）。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通过制定《反就业歧视法》促进公平就业，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础性工作。二是坚持和完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机制。这两年，一些地区和行业大刀阔斧地出台和实施“一刀切”的“限薪令”，实质是以行政力量直接介入市场价格的管制，不仅损害了微观主体配置资源的能力和微观效率，也在实际操作上变成普遍降薪、限制中等收入，并不利于扩大内需。《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机制”。对于再分配，要依靠财政、税收手段对高收入进行调节。要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除了加强税收征管体系和机制建设外，关键是要优化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突出各种辅助功能，包括通过动态提高起征点以减轻低收入群体纳税负担，细化家庭各类儿童抚养、老人赡养、医疗支出等方面的抵扣，并加强企业经营者、影视表演者、个体经营者等各类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征管。三是推动城乡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突破，重点关注低收入群体，提高其收入水平。低收入群体集中分布在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首要任务是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要以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为中心，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机制改革，加快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劳动力市场开放，促进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综合运用就业政策、财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标本兼治，保障劳动力长期均衡供给。各种研究证明，在“中等收入陷阱”等各种影响因素中，“过早去工业化”是重要因素（R. Rekha, 2022）。近年来，中国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导致“过早去工业化”，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X. Bai and Q. Yu, 2019）。释放劳动力潜能，是解决“过早去工业化”的主要途径。一是短期途径，除了继续创造条件持续支持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大力释放劳动力潜能。我国源于1978年规定而延续至今的法定退休年龄，女工人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男职工60周岁，而2021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大幅度提高到78.2岁，城乡居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差距过大。加快推进延迟退休年龄的工作，是缓解劳动力紧张的重要途径。二是长期政策，多渠道降低生育成本，提升我国人口出生率。构建和宣传新型婚育文化，引领适龄婚育。研究和实施生育补贴和未成年子女补贴政策，恢复企事业单位附设免费托儿机构和设施，保障分娩和哺乳期妇女权益，实施公办幼教免费政策，建立婴幼儿免费医疗制度，构建以生育保险为基础的生育保障制度，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及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权利，建立单亲母亲权益保障和帮扶机制；加大保障房建设，向多子女家庭倾斜；降低生育家庭的税务负担，增加生育津贴、适当减少其个人所得税。三是适度、有选择开放外国移民。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从限制到放松国外移民的制度改革经验，面向产业劳动力需求，以学历和专业技术为标准，有选择地放宽国外移民条件，补充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劳动力需求。

深化行政区划和机构改革，降低产业运行社会成本。中国政府运营成本高，关键在于财政供养人数太多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合理（姜超、陈兴、宋潇，2018）。随着经济发展从中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增长速度降低，这个格局不仅难以持续，也抬升了现代化产业体系运行的社会成本。推进基层行政区划改革、政府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至关重要。一是适应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城市管理变革趋势，研究实施城市内部区级建制改革。广东省东莞市常住人口超千万而直辖4个街道、28个镇，其经验值得研究推广。研究实施常住人口500万以下的城市取消区级建制，市级直管街道、乡镇；500万以上的城市合并区级行政区，逐步过度到撤销区级建制，改设作为市级政府派出机构的城市管理机构。二是适应城镇化带动的经济社会空间结构变革趋势，加大常住人口大幅度萎缩的乡镇、行政村撤并力度，或借鉴日本等国家的经验（陈明，2022），实施多个乡镇、行政村合署办公，相应撤并业务规模小的中小学校、乡镇卫生院等事业单位。三是推进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群众组织等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行政领导职数和财政供养人员。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功能，是今后财政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四是推进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我们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完善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降低现代化产业体系运行成本。

推进经济法治化进程，打造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首次对与中小企业业务相关的法律环境的精细化和技术性评估（World Bank, 2020），使得“商业法规则”在理论和实践上跃升至近年国内外研究的“漩涡中心”。营商环境法治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高质量的营商环境要求体制机制具有稳定性、公平性、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的基本特征，这离不开法治建设的引导、促进、规范和保障。法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第一要务。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法治建设。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基本遵循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制度，以改革精神推动经济法治化进程，以高效执法塑造市场经济法治环境，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奠定坚实的法治环境。二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行政，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保护企业家精神，营造创业创新良好环境。国内外研究文献表明，经济增长率的差异通常归因于各国拥抱创业活力的速度差异，而创新创业活力离不开对企业家精神的保护和爱护。各国增长的差异，与企业家精神禀赋差异有关，与企业家精神保护和发扬的环境有关（D. Urbano; S. Aparicio and D. Audretsch, 2019）。但是，自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深入，国家地区两极分化不断加重，催生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及欧美极右势力的兴起，不仅推动形成逆全球化的经济社会基础和政治势力，也形成“仇富”和贬低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和社会思潮。这些国际氛围和思潮应当引起中国的警觉。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离不开创新创业，也离不开对企业家精神的爱护和弘扬，我们必须在政策上、舆论氛围上、社会风气上形成和强化创新创业、爱护企业家精神的环境。（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3年3月上（微信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