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策略] 刘军：全球安全倡议的重大现实意义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挑战。在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多年里，国际安全的概念和议题发生了很大变化，安全概念内涵与外延逐渐扩展，不同类型的安全之间联系日益加深，相互转化。

逆全球化抬头，全球经济风险加剧。过去四十年，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了生产、贸易、技术与资本的全球转移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然而近年来，随着美国挑起贸易战、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乌克兰危机的爆发，逆全球化有抬头之势。仅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全球供应链就经历了三轮冲击，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又加剧了疫情和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流离失所者的规模陡增，地区动荡升级。2022年6月，联合国难民署发布数据称，因冲突或迫害而逃离本国的难民、难民申请者和“流离失所者”等总人数首次突破1亿。其中乌克兰危机造成的难民超过1000万；粮食危机导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3个国家约1400万人已经或即将处于极度不安全状态。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让这些人别无选择，只能铤而走险远走他国寻求生计。全球的流离失所者中一半以上都是未成年人，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安置，必然会成为加剧地区动荡的诱因。

地区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激增，核冲突风险上升。冷战结束以后，北约仍然没有停止扩张，先后进行了6次东扩，芬兰成为北约第31个成员国。在乌克兰危机一周年的敏感时期，芬兰的加入使北约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增加了一倍多，这无疑会再次刺激俄罗斯采取反制措施，恶化地区局势。此外，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先后发布《国家安全战略》《2022核态势评估报告》等文件，严重动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领域的基石地位。

全球安全赤字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人类生存环境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尽管早在1994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人的安全”就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被提出，但在现有全球安全治理体制下，实现“人的安全”任重道远。

冷战思维仍然影响着国际安全秩序。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奉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导致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与此同时，美国还先后以“无赖国家”“流氓国家”“邪恶轴心”“流氓政权”等称呼污蔑他国，北约和美国国防部先后称俄罗斯是国际秩序的威胁，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归根结底，当前全球治理的逻辑还是西方主导的冷战思维的延续。

当前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存在机制协调问题。随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苏联主导的军事组织华约也随之瓦解，但美国主导的北约却一直存在。不仅如此，美国还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约750个军事基地。在“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继《澳新美安全条约》（ANZUS）、“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五眼联盟”（FVEY）之后，美国又组建了“奥库斯”联盟，试图重塑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及主导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通过军事扩张、代理人战争等方式破坏地区局势，降低了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在解决安全危机方面的效用。

当前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难以应对不断增加的新议题。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复杂多变的新议题的大量出现给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带来严峻挑战。进入21世纪以来，密集的金融风险事件反复印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暴露了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冲击。ChatGPT的横空出世，以及更“聪明”的GPT-4的发布，引发了人们对技术的恐慌和对科技伦理的担忧，科技失控的隐患成为当前全球安全治理的新命题。

全球安全赤字深刻地揭示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新挑战。全球安全赤字的解决，和平是前提，发展是关键，安全是保障，治理是路径。大国需要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大国协调实现良性互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首次提出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核心理念的全球安全倡议，为破解人类安全赤字，消弭国际冲突，实现世界长治久安指明了新方向。全球安全倡议提出，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主张共同安全，倡导双赢和共赢，这就使得从根本上消除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可能。全球安全倡议也呼吁世界各国同中国一起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宁，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人类家园。

全球安全倡议创新安全理念，提倡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在安全领域实现合作共赢，达成地区与国际的全面安全、集体安全和共同安全。安全的内涵外延不断扩展，其联动性、跨国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日益突出。今天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世界安全实现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和国际安全的责任。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将合作共赢的理念应用于安全领域，有助于国际社会维护和巩固安全领域的合作成果，继续推动核裁军和阻止核扩散，凝聚共识，一起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积极推动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全球安全倡议反对“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从世界范围和历史发展来看，安全架构与安全模式必须建立在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基础上，利用国际体系的力量来遏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当前国际社会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地区矛盾愈发错综复杂、地区局势紧张对立频发，但攻坚克难、迎难而上，越是艰难的时刻，越是要铭记战争的深刻教训、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对立，越是要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的信念与决心。

在国际层面，全球安全倡议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宗旨，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21年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即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中国提交的“在国际安全领域促进和平利用国际合作”决议。这份决议突出和平利用科技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保障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科技的权益，强调系统全面考虑安全和发展的关系，科学处理和应对科技发展有可能引发的安全问题。2021年9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秘书长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推出“新和平纲领”，加大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在应对传统安全问题时，联合国提倡从维护和平转变为预防和建设和平。对此，中国也强调建设和平是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和平工作要坚持发展优先。中国还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目前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最多的国家。同时，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防扩散委员会框架下积极促进核安全国际合作。

在地区层面，中国积极推动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强调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解决问题。无论是对于乌克兰危机、中东安全局势、非洲和平发展构想，还是对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包括拉共体在内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以及太平洋岛国的合理关切，中国强调坚持公平正义，尊重各方利益关切和安全关切。为此中国强调建立和完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和架构的重要性和建设性作用，主张推动和平会议机制化，积极打造合作示范项目。中国坚持除了应对传统的安全问题，也要兼顾统筹非传统安全问题，从而提升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能力。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还需要科学合理的方案、具体可行的路径和切实有效的落实。伊朗与沙特同意恢复双边关系是全球安全倡议从倡议落实到具体行动一次成功的实践，为开启对话谈判、解决国际冲突、达成切实和解提供参考借鉴与路径支持。今年2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十二点和平计划”，为解决地区热点问题贡献中国方案。3月20日—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伴随着三个关键词“友谊、合作、和平”，中俄关系的良好运行和发展，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中方乐于作为一个善意、可靠的斡旋者，正在为妥善处理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

全球安全治理需要大国发挥更大的国际责任。面对全球安全赤字的挑战，大国理应站在冲突处理的第一线，运用自身的能力、资源与影响去引导冲突各方走向对话与谈判，通过政治与外交手段来解决冲突。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政治经验丰富，外交手段娴熟，物力资源充足，对于冲突各方有较强的影响力，一定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致力于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因此，破解全球安全赤字，大国的作用至关重要。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所期待的和平安宁却没有到来，相反，原本被冷战期间美苏争霸所掩盖的地区冲突问题浮上水面。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后冷战时代全球反恐带来的负面效应。“9·11”事件之后，美国为追求绝对安全进行的全球反恐，发起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制造地区动荡。伴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冷战后所形成的俄罗斯与美国短暂的蜜月期破裂，美俄之间的对抗螺旋式上升。北约不断东扩，其前沿不断靠近俄罗斯，加之美国在后苏联空间内部的渗透，“颜色革命”此起彼伏。尤其是2014年以来乌克兰局势日益紧张，美国试图利用乌克兰作为“棋子”来抗衡俄罗斯，其结果就是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开展。一年多来，军事冲突仍没有结束的迹象。

总而言之，一些大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霸凌行径以及鼓噪分裂对抗、大搞“脱钩断链”的行为对世界和平造成严重冲击，给全球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促进大国协调就是要推动大国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进行沟通、交流、磋商，确保相互了解对方的立场，减少战略误判，保持战略稳定。大国协调还要努力从各自不同立场观点出发积极寻找共识，增进共识、凝聚共识，只有在相互协调、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大国合作才有可能。为了全人类普遍、共同、可持续安全的实现，更加需要大国以超常的智慧，跳出固有思维的框架，以长远的战略眼光寻求对重大问题理解的可兼容性，通过积极的对话交流扩大共识、以共识求合作、以合作求共赢。

在关乎人类安全的重大事件面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地显得更加急迫而重要。大国既需要有魄力，也需要有担当，弱化甚至搁置狭隘的利益之争，在关键问题上进行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复杂性安全风险带来的威胁。为此，大国需要重返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对话平台。例如，当下人工智能能力的“涌现”对世界的脆弱性构成新的挑战，就需要大国挺身而出，积极回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呼吁，尽快实施《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为人工智能发展设立伦理标准，以“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更好赋能全球可持续发展，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

大国之间也需要努力探索新型的大国协调模式，特别是在关于双边冲突的问题上，大国应该采取一种“渐进缓冲、有限博弈”的协调模式。一些国家倾向于利用国际危机转移国内矛盾，但是危机的螺旋上升往往引发地区安全动荡，随之而来的难民四溢、经济阻滞、金融动荡、能源价格大幅波动等诸多问题又会“渗入”各国国内，严重威胁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安全，造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因此，虽然国际政治已经回归到大国竞争的格局，但是在全球化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有必要建立灵活的大国协调模式，为国际危机的爆发设置缓冲带。

这种大国之间“渐进缓冲、有限博弈”的协调模式是一种灵活的、日常实践型的模式。这种模式首先应该“倡导大国带头讲平等、讲诚信、讲合作、讲法治，带头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在此原则下，大国在关键问题上发生争议时，能够坚守对方的“底线”；能够通过正式、非正式和第三方渠道及时交换信息，进行沟通和磋商；能够评估矛盾激化后各种行为带来的利弊，尽可能放缓冲突升级的速度，最终将博弈的烈度管控在一定范围之内。

大国协调是为了实现大国之间的良性互动。良性互动意味着承认矛盾和冲突本来就构成关系的常态，大国通过有限度的冲突和竞争维护自身的利益，确证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和身份。但是与此同时，也意味着通过交流、磋商、部分议题的合作机制尽量将大国关系维系在波动较小的动态平衡中。要实现这种状态，互动的基础只能是相互尊重。只有相互尊重，才能保证主体对话的平等性，才可能确保正常对话、交流和合作的开展。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大国良性互动的最终阶段依旧是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从根本上放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树立合作共赢的新理念，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从而对全球安全作出与自身资源和能力相匹配的贡献。这也是大国在历史长河关键节点应有的担当。（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4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