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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策略] 王小英、田雪君:​网络文学的界定与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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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7-20 10:09: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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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英,女,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田雪君,女,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学界关于网络文学起源的讨论已有多篇文章,这些讨论有些共同之处,即讨论的都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然而,对中国网络文学起源问题的讨论首先需要回到如何界定网络文学问题上方可进行。“网络文学的界定”与“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是两个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问题。其独立性在于,网络文学是一个在中国语境中生发出的概念,但在外延上并不是中国所独有。作为一种新媒介文学形态,网络文学属于世界性数字文学的版图,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有这一文学生产实践活动,但只有中国的网络文学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发生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将这两个问题分而视之。其关联性则在于二者紧密相关并互为前提,持某种网络文学观就会锚定相应的起点;而认同了某种起源叙事,就会将以其为原点而产生的文学纳入网络文学整体中去考虑,进而建构特定的网络文学观。因此,笔者试图在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路径与轨迹之间寻找可能的融合点。
一、网络文学的界定与中国话语色彩
笔者认为,网络文学是一种新媒介文学,网络空间对网络文学在生产和传播层面具备规定性和制约性的力量。“网络文学”这一表述植根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中国”是指以汉语为维系条件而形成的中华文化共同体。“网络文学”这一概念同时具备新媒介文学的特性、网络空间的属性与中国话语的特殊性。这种定义方式既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网络文学的规定性因素,又采取开放的立场,避免对概念进行窄化,同时突出了其作为中国话语的独特之处。首先,媒介的嬗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文学发展演变的进程,但数字媒介的出现却是直接革新了传统的文学生产活动。尤其是在互联网普及后,更是直接催生出网络文学这一新媒介文学。从纸质文学到网络文学的变迁并不只是物质载体和传播工具的变换,而是一次完整的文学活动所涉及的各个环节的整体性变革,网络文学从生产、传播、接受等不同角度均体现出新媒介文学的特质。在这种新的媒介形态中,也共时性地融合了旧有的媒介形式,而不是取而代之。其次,网络文学的具体内涵会发生赓续演替,但网络空间始终都是其最重要的生产和传播渠道之一,学界对网络文学的定义中也十分重视与强调其空间属性。欧阳友权教授认为,网络文学必须是借助电脑、通过互联网首次发表的原创作品,受众针对广大网民,网络为文学的创作、接受提供生存空间。网络文学的具体内涵会发生变迁,但网络始终都是最重要的传播渠道和创作空间,离开了网络,文学也就失去了依存之地。周志雄教授描述了网络文学在中国语境下的现实特征,认为它是一项涵盖了海量参与群体的文学活动,包含了多个维度的文学要素,而只有那些在互联网上首发、与网络读者互动并获得收入的文学作品才被称为网络文学。由此可见,网络空间是网络文学的依存之地。在网络文学活动的各环节中,网络空间在生产和传播层面上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网络空间不只是用以储存文学资源的物质性容器,也不是网络文化简单地对传统文学空间进行渗透的结果。网络空间有其自身的生产性,它解放和发掘了人们的文学生产力,以空间制度的形式赋予网络文学发展的潜能。网络空间拓展了文学创作的表达限度,允许充满现场感、形象性和图像特质的文字表达,同时也能够容纳自由创作的文化氛围。因而网络文学具有空间偏好性,此特性是媒介重塑个体外在空间感知经验和模式的反映,并且延展了人的空间感知,实现的是空间的审美意识形态效能。网络空间的生产意义还体现在其与主体的关系上。网络空间内的主体根据实践需要使用空间,通过一系列有目的的文学实践和操作过程将空间主体化,而这处空间又反过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它的规则拥趸、精神信徒和话语追随者。“空间性的实践界定了空间,它在辩证性的互动里指定了空间,又以空间为其前提条件。”因此,主体既是空间生产者,也是空间所生产的对象。网络空间是网络文学的主要传播渠道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提出了构成传播行为的五个重要面向,其中渠道(channel)是传播的基本要素之一,被拉斯韦尔划分在媒介研究的领域内。网络文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文学活动的展开必须依托网络这一传播渠道。一方面,网络必须在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搭建桥梁,为一次完整的传播行为提供条件,处于信息两端的媒介组织者和受众经由网络才有可能产生联系。另一方面,网络渠道对传统渠道的革新意味着网络文学从诞生伊始就有别于以往的信息接受行为,多渠道、双向性、分布式、去中心化是互联网传播的特点。这表明网络文学的传播活动超越了权力关系不对等的单向输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文学的读者接受导向型的文学质素。因此,网络空间作为传播渠道,几乎可以说是为网络文学赋形定性。网络文学固然也可以以实体书的形式传播,但它是通过从屏幕文字到印刷文字的语内翻译实现的近距跨界,传播源头仍在网络空间中。需要注意的是,消费性并不是网络空间的规定属性,在网络文学最初产生的空间条件中并未充当必要条件,而是一种伴随网络文学的发展而后起的附加属性。同时,并非所有的网络文学类型都具有消费性,内蕴经济基因的商业化类型小说只是网文类型的一种,不能将其直接与网络文学画等号。实际上,网络诗歌在体现网络媒介特殊性上更为便利,网络为诗人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网络技术也为诗歌提供了一些更为先锋的实践形式,中国网络文学最初的探索就在于网络诗歌,但其消费性却并不突出。由此可见,中国网络文学可能具有的发展向度是多元的,不宜以消费性为限定条件对网络文学采取狭隘理解。最后,网络文学这一表述是生发于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下的独特话语,这里的中国是指以汉语为维系条件而形成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对网络文学的定义是建立在汉语认知基础上的,在英语世界中并没有与之完全对应的词语。在语言学的分节(articulation)概念中,双重分节也即能指分节造成所指分节,是语言符号的重要特质。每种语言当中的分节方式都受到文化语境的制约,因而在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难以做到完全对等的翻译。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尝试用“Online Literature”“Cyber Literature”“Internet Literature”“Web Literature”对“网络文学”进行翻译,但都难以精确地反映其内涵。以汉语拼音+英语的方式“Wangluo Literature”进行表述则较为合理,这也再次证明了“网络文学”是一个可以在世界文学范围内通行的中国话语。在东方的地理范畴和文化语境中,包括日、韩在内的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文学现象,但从作品的数量规模以及文化影响力上来看却难有与中国网络文学匹敌者。因而,尽管网络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但中国网络文学却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象,其起源也进而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追寻中国网络文学源头的路径:基于中国文化现象的回溯与建构
在界定网络文学的源头之前,首先需要厘清问题域,并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问题值得探讨?当我们谈论起源的时候,我们所锚定的是时间、空间坐标,还是某一部具体的作品?建构起源叙事的目的是什么?只有对上述问题进行抽丝剥茧的思考与论述后,才能捋清解决思路并明晰发展方向。1.起源问题何以成立为什么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构成了一个问题,而起步更早、发展更为多元的数字文学在西方却没有寻根焦虑?中国网络文学已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而其独特性必须放置在世界范围内、采取比较的视野才能够观察得出结论。西方的数字文学(digital literature)从文学质素到美学特质都与中国的网络文学大异其趣。从发展路线来看,数字文学是早于互联网而出现的,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和超文本工具诞生出了最早的一批超文本小说,其后在互联网的技术加持下发展更加多元丰富。在符号文本的边界不断被打破又融合的趋势下,文学的外延不断扩张,技术性成为数字文学发展的驱动力,先锋色彩与实验意识极强。从文学定位来看,此种新媒介文艺现象并不是大众化的,共同创作和集体叙事的范围仍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发生,没有形成全民参与的文化氛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西方近些年的数字文学发展进程中,也逐渐出现了符合网络文学定义的文学形式。诞生于2008年的“SCP基金会”(Special Containment Procedures Foundation的简称)网络站点,既是一个包括了各种超自然现象、物品或生物等异常现象和主题的网络论坛,也是这一体系中的一个组织名称。它所依托的“SCP维基”(the SCP Wiki)发挥了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空间效用,这一文艺生产平台不但是收录作品的载体,其本身就是一篇巨型文艺超文本系统,用户登陆之后随时可以介入生产环节中来。这一极具个性化色彩的新媒介文艺已经具备了网络文学的核心特征。反观中国网络文学的进程,民间立场和读者中心是其发展主调。并且,中国网络文学写作并未完全与传统文学的创作惯例和思维惯性脱节。与西方的数字文学不同,技术给中国网络文学带来的不是与文学本身渐行渐远的媒介后果,而是一种基于平视审美的文学生产前提,是权力下移之后对文学创作起跑线的重新统一划定。网络文学不仅占据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半壁江山,也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连连取得佳绩。这一枝独秀不仅“当庭数朵开”,而且“是处移花是处开”。这种呈欣欣向荣之势的文学格局与气象,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网络文学所不具备的。中国网络文学之所以有如此盛况,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但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的滋养。基于庞大的人口优势和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普及,中国语境中富有特色的文学网站蓬勃发展起来。而原初相对较少的出版渠道和低版权优势,则为网络文学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景象蔚为大观。只有深谙中国特殊的社会语境与文化制度,并在恰当的时机抓住时代赋予的机会,中国网络文学才能够实现顺利发展并形成破竹之势。这证明了中国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独树一帜,也体现了它与西方的数字文学的迥异之处,更进一步说明了起源问题成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起源坐标指向何处从回溯意义上来看,任何一部划时代的文学作品都不是横空出世的,都会受到时代语境的影响和引导,无法脱离其诞生的社会土壤。因此,将网络文学的起点归于某一部具体作品,无疑是管窥蠡测,同时还会遮蔽其他内含革新因子的作品,存在一叶障目的危险。笔者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判定起源的重要两极,而在其中又以空间为重。一定的网络空间形态形塑、规制了一个时期的网络文学样态。从web1.0时代到web3.0时代,依托技术进步和媒介发展,网络空间的形态不断变迁、用途逐渐多元,从转化和存储纸介资源、共享信息、进行单向度的简短交流,到具备交互性与生成性,形成趣缘社区与情感共同体。在这个实践过程当中,网络空间构成独特的空间质态,在相继衍变的过程中,生产出了形貌相异的网络文学。上述过程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彼此互渗交融,信息分享、文学创作、论坛互动相互之间并不割裂,这与网络空间的多点暴发和全面推进是关联在一起的。一个时期的网络空间对应着一个时期的网络文学。早期的网络空间受到上网群体数量少和技术普及程度低的限制,这一空间形式下的网络文学呈现出较为独立的创作状态,文学成品也保留了完整的作者主体意识,较少受到读者的意向干预。后来,网络空间伴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也衍生出自身的生长路线,形成全新的空间样貌。网络文学网站以类型的形式提供了符号组成传播代码(code)的方式。在当下的绝大多数文学网站的空间设置中,无一不以“类型”作为空间划分的依据,玄幻、仙侠、言情、都市、穿越、科幻、同人、耽美、架空……在这一系列的词汇域(paradigms)当中,任何一个网络文学的读者首先需要明确自己想看的是哪种类型的网络文学,之后再点击进入相应的网页进行阅读,读者群被进一步细化和分流,由类型带动阅读行为。而一个创作者也必须知晓自己写作的是哪个类型的网络文学,这一类型内有何种规则与程式需要遵守,由类型带动创作行为。因此,网络文学的发展也变成了类型与类型的叠加、演化,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和起始原因都是网络空间配置上对类型的倚重。在这种空间特性的规制与引导下,网络类型化长篇小说开始蓬勃发展。网站上“类型”加“标签”的搜索方式和排行榜等参照系设置不仅能方便读者更快捷地选择作品,而且加速了网络文学类型化的进程。网络文学网站的类型选择提供的传播代码是一种限制性代码(restricted code),具有面向大众的、冗余度高的特点,倾向于表达一些具体的、明确的信息,正是此种网络空间中的代码特质决定了网络文学的特征。因此,实际上是空间形态决定了文学形态,而从既有的文学样态出发去寻找相应的所谓空间起点,则是在逻辑上倒果为因。随着上网门槛的降低和无远弗届的网络普及度,越来越多的人拥入网络空间当中,改变了最初只有部分技术和知识精英可以触网的格局。这一大规模群体对网络空间的使用和理解虽然各异其趣,但造成了一个一致的结果,那就是旧有空间秩序的打破和差异化空间的生成。从单向传播的一维格局到参与性文化氛围下的全面介入,从对文化文本的创作者导向型解读到产生协商乃至反抗式的解码行为,这一切变革与更新的过程都是在网络空间中发生的。主体迁徙行为已经改变了网络空间的形态,今后随着主体身份的进一步演化和技术赋权的再落实,网络空间或许又会呈现出迥异于当前模式的新样态。3.起源叙事的建构目的建构起源叙事的目的,是为了构造一个同时指向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维坐标系,并在其中完成记忆、建制和展望的三重任务。记忆遥指过去的时空,一同经历了网络文学发展历程的场内主体正是通过回忆行为来建构集体认同,获得身份特殊性。起源与现实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确定起源的目的在于纳入一种审视与介入当下的视野。而将起源叙事合法化最终指向的是网络文学的未来发展,只有明晰来路才能保证前途。当我们为中国网络文学确定起源时,我们所做的实际上是一项回忆的工作。回忆既是一种记忆(memory),也是一种历史(history)。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将记忆和历史调和成回忆的两种模式,并提出了与之对应的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在建构网络文学的起源时,我们需要在未被收编整合的存储记忆材料中纳入一种功能性的记忆视域。功能记忆具有群体关联性、选择性、价值联系和面向未来的特点,由于这种记忆是鲜活的、有经验的,也是集体的、有人栖居的,因此它具有直指身份认同的作用。网络文学起源叙事牵涉的记忆主体包括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网站的经营者、网络文学发展的亲历者,一言以蔽之,即网络文学场内的主体。对于这些经年累月在网络上留下了年龄和网龄双重踪迹的群体而言,在回望网络文学的起点时,难免要透过一双怀旧之眼。正是这一集体间共同持有的回忆,使他们有所区分和依凭,从而获得独有的身份标识。目前主导的网络文学形态只具备时下性,而不能成为建构起源的控制性和遮蔽性因素。在类型化长篇小说大行其道之时,与之伴随的过度商品化、市场化、同质化弊病,也严重威胁到了网络文学发展的生态平衡。可喜的是,网络文学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已呈回暖之势,类型文学一家独大的态势也将会扭转。因此,我们在确定中国网络文学起源时,就不适宜用今日的文学形态倒推起点,不应将有无类型化元素视为唯一标准,更要避免“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的专断独裁。相反,此时对起源的追溯与确立应当对改善当下网络文学领域的乱象有所助益,起源叙事的建构应该与对具体创作实践的引导相一致。网络文学的定义会为网络文学设定一个整体的认知模式,这个认知框架会以想象的方式影响其未来。在《人类简史》中,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认为自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伊始,智人就在以讲故事的方式、以虚构和想象的路径驱使大规模的人类合作变为现实,并由此推动人类的文明演化进程。因而,起源叙事的建构不仅是站在文学史的角度上锚定起点、追溯历史,更重要的是决定了我们如何走向未来。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不断涌现,一批批创作者、爱好者和批评者前仆后继地入场,网络文学的发展方兴未艾。如果过早地对网络文学定性,则很有可能阻碍未来的可能性。正如陈村所说:“网络文学到今天为止不到二十年,二十年对文学不算什么。但是我们已经给它们分成好几期了。我觉得我们还是急功近利了一些。可能再长一点时间看,这就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另外,网络文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国际传播,对于网络文学起源的建构必须具有全球化的视野、纳入世界性的维度。当前阶段网络文学国际传播中的主力仍是类型小说,但不能否认网络文学其他文类的传播潜力。网络文学的发展前景充满未知与变数,因而不能自缚手脚地对其进行偏狭化的概念限定,而是要寻求一个敞开的、生成的和具有更多可能性的起源。
三、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20世纪90年代海外华人开辟的多个汉语网络空间
对中国网络文学起源的回答,首先要回到原点上来整理头绪,归纳现有的关于网络文学起源的争议。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感性直观的先天形式,将其作为人把握经验世界、感知经验事物的框架、方式和工具,所有的经验判断都要依赖于此。因此,笔者对起源问题的观点梳理也采用时间和空间两轴进行综合分析。邵燕君教授及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团队将建立于19986月的金庸客栈作为源头;欧阳友权教授将199145日《华夏文摘》在美创刊视为原点;马季教授以1998年蔡智恒《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开始连载并由此形成的网络文学创作高潮作为起始;许苗苗研究员则将互联网行业谋求形象转型、网络文学作品呈现井喷和学术话语场的积极回应几股力量积聚的2000年作为起点笔者认为,确立网络文学的起源时需要兼具时间和空间两个重要条件,而上述观点中同时兼顾了时空因素的是邵燕君教授的“论坛起源说”和欧阳友权教授的“网生起源说”,概而论之,分别为1998年出现的作为文学评论空间的金庸客栈、1991年出现的作为文学生产空间的《华夏文摘》。1.对“网生起源说”的质疑与辩驳邵燕君教授针对欧阳友权教授的“网生起源说”提出两个质疑:一是为什么网络革命在全世界发生,却只有中国出现如此蔚为大观的网络文学生态,而引领互联网革命的欧美并未生长出一种有别于印刷时代文学工业的网络文学工业?二是“生于北美”的网络文学为什么不是后来那个“成于本土并走向世界”的中国网络文学在对笔者所持观点展开论述之前,需要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辨析、对其发问进行透视。发问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包含有一般性和规定性。首先是“问之所问”,也就是明确它所寻求事物的事先引导何为,对其所问之物进行分析规定的探索,其中便包含了对问及物的规定。在这两个问题中,被问及物分别是网络文学、华文网络电子刊物和网络文学工业,且发问者本身对此进行了界定。其次是“问之何所以问”,也即发问的意图和目标,在邵燕君教授的两个问题中目标都很明确,那就是将工业化的网络文学视为具有真正的网络性、网络基因的网络文学。简言之,就是将网络文学与商业性的网络文学平台捆绑在一起作为网络文学的中国代表团。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对待网络、网络性及网络文学缺乏一种历史的、辩证的视角,而是采用了机械的本质论进行观照。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其本身一直处于发展之中,将任何一时间段的网络性视为网络的本质特性都是不可取的。web1.0时代是以编辑为特征的,网络内容首先经由编辑处理,之后再从网站到用户。不仅网络文学如此,网络新闻的传播路径和模式亦是如此。web2.0时代出现了更加侧重于交互性的特征,网站和用户双向的交流加强,用户兼具内容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双重身份,其突出表现就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人与人之间的网络连接得以实现,论坛、文学网站即是这一时期的代表。web3.0时代不仅增加了人与人的聚合,而且进一步实现了信息间的聚合,并导向数据库化的模式。邵燕君教授所讲的网络文学之网络性,指的是web2.0时代和web3.0时代的网络性,但如果按此逻辑来看,不仅海外华人在web1.0时代创办的《华夏文摘》没有网络性,web1.0时代的任何网络产物及网络信息都不具备网络性,甚至于web1.0时代的网络根本不能称之为网络。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认为,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单元”(unit ideals),它构成一些学说和思想的基本单位。在这里,“网络性”就成为一个观念元,当我们梳理网络文学的历史时,网络性似乎成了普遍的、本质的、不变的标准。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认为,“洛夫乔伊的错误不仅在于寻找‘观念’的‘本质意义’(essential meaning)作为某种必须‘保持不变’(remain the same)的东西,而且甚至假设需要任何这样的‘本质’意义”,从而代之以历史语境主义的观念。实际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对网络性的理解同样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语境。当网络信息克服了距离劣势,实现了不同个体在差异化的空间中对网络内容的同步接受时,它就已经具备了媒介优越性。媒介的发展是叠加式的,而不是以新代旧的更替与取代。因此,没有互联网发展的第一阶段,就不可能有继之而来的第二、第三阶段。网络的性质如此,网络文学的发展逻辑和迭代更新规律亦如此。网络性是有秩序地逐渐扩展的,它处于不断变动的实践过程中,后一阶段的增值建立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之上。无论是哪个发展时段,它们独有的属性与特质都不能彼此取代,更不应以今是而昨非的标准为之定性,否则将会陷入一种循环悖论当中。2.中国网络文学的发生笔者认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点源发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海外华人开辟的汉语网络空间,“是发源于海外,反哺中国,始于技术,滋养文化的特殊的文学现象”。网络文学是海外华人群体利用网络技术克服空间散居障碍,形成“世界性汉语文化,不再有海内外之分”的一种方式。笔者认同“网生起源说”,但与欧阳友权教授将《华夏文摘》作为唯一的起源空间不同,笔者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系列空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结果,更侧重于对网络文学发生条件的强调。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之所以构成一个问题,是由于其在文化现象层面上的独特性,这是以“发生了什么”为考察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的描述。当我们回顾海外华人通过网络空间的搭建、技术的进步和语言障碍的突破三个方面创造中国网络文学发生条件的历史过程时,则是以“怎么发生的”为追溯视角,揭示了研究对象的变化过程与规律。网络文学发源于海外,这与作为触发点的技术息息相关,有了技术作为基础和保障,才能谈网络文学的发生。网络技术最早源自美国,底层的自然语言是英语。网络文学如果要成为中国的文学形态,首先需要找到中文与网络环境的兼容之道。海外华人是最早接触互联网技术并尝试进行跨区域交流的群体。在先后经过了中国留学生严永欣、黎广祥、魏亚桂、李枫峰等人的技术突破后,海外华人解决了北美互联网世界中无法实现中文书写、阅读和汉字传输的问题。这样,中国网络文学从阅读、创作到传播的语言障碍依靠技术的进步基本解除。其后,中国网络文学就开始凭借其时的互联网乘风破浪,汉语网络空间的搭建进程也取得迅猛发展。早期海外华人的网络空间建构大部分是在1993年万维网(World Wide Web)得到广泛推广和使用之前完成的,在这一网络文学的规定性要件成熟之前,海外留学生群体已经为网络文学的发生创造了空间条件,先后创造出了不同的网络空间用以交流和创作。海外华人对网络空间的探索与发掘是循序渐进展开的,在各类空间形态中,既有早期以电子邮件为发送渠道的电子期刊和兴趣小组,也包括后来随着空间开放性进一步提高后形成的用户论坛、新闻组和电子文库。在这一演变进程中,网络空间先后呈现出聚集、交流、传播、储存、生产等用途倾向,且这些空间用途是呈叠加式累积的。在万维网出现前,互联网(Internet)已经可以提供电子邮件(E-mail)的服务,它兼具私人通信方式和媒体电子文本发送渠道的功能,其时大多数电子刊物(E-Journal)都可以通过电子邮箱订阅。首个华人电子期刊《中国电脑网络新闻》(China News Digest,简称CND)致力于为海外华人提供免费的新闻和信息。相比于纸质刊物,电子期刊的传播力显然得到了极大提升。CND不仅为众多的海外华人提供了一个信息分享的网络空间,而且还直接成为《华夏文摘》的组织基础,为其创立奠定了空间条件。CND创刊后,由于受众群体主要为中国留学生,传播内容是中国新闻,亟须创办一个中文刊物,《华夏文摘》应运而生。第一期的《华夏文摘》于199145日正式发行,杂志分为正刊和增刊,正刊以转载海内外各个中文刊物上的综合性信息为主,发挥了网络空间的传播效用。但我们不能仅凭此来判定杂志性质,还要关注专题性的增刊,尤其是其中的“文学”内容——包括留学生创作的文学作品和海内外华文作家作品介绍,这一部分内容则充分体现了《华夏文摘》作为中国网络文学重要的起源空间在文学生产上的功用。《华夏文摘》的编辑和读者散落分布在世界各地,大多数成员之间没有见过面,彼此间基于对母语文化的热爱和认同,依靠网络组成一个志同道合的集体,海外华人通过电子刊物的空间凝聚力抚慰异国异乡之思,其在形成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上功不可没。邮件兴趣小组(Mailing List)是一种同好者们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的形式,发起人通过Listserv(邮件列表)将指定邮件发送给所有登记过的邮件地址,组内的成员可以随意转发邮件、彼此沟通交流。1991年,中国留学生王笑飞创立了第一个以诗歌为主题的中文邮件兴趣小组——中文诗歌网络。这个邮件兴趣小组涵盖留学生300多人,其中就包括知名网络作家图雅。大家将自己喜爱的各类文学形式输入电脑,在小组成员之间共享。与电子期刊相比,兴趣小组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一个属于文学爱好者自身的部落和圈子,它的空间组织性是建立在自发意识之上的,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交互性,而以兴趣为情感纽带形成的网络空间也具备了趣缘社区的雏形。与邮件兴趣小组的针对性、封闭性不同,用户论坛(Usenet Newsgroup)是一个不需要申请、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交流的网络空间,论坛根据用户关注和讨论的内容不同,分为不同类别的新闻组。1992年魏亚桂等在美中国留学生创立了“互联网中文新闻组(Alt.Chinese.Text,简称ACT)”,这是全球第一个使用中文的互联网空间,也是中国留学生早期最重要的、最大的网络交流空间,涵盖的内容从新闻到文学、从日常生活到国际要闻无所不包。新闻组的出现是海外华人网络空间搭建进程中的重大突破,它意味着传播渠道从一对一走向多对多,空间的进一步敞开容纳了更多的华人群体,在频繁的交流中产生更多的思想火花。更重要的是,ACT之后又孕育出了《新语丝》《橄榄树》《花招》等电子期刊,证明其作为原初生产空间的巨大生成力和影响力。为了解决海外华人获取和阅读电子中文书籍的困难,留学生群体再一次发挥了搭建空间的重要作用——创建了最早的网络中文文库和中文电子书籍存取中心,从而实现了对中文书籍的文献收集、传输与阅读在先后经历了电子刊物、邮件兴趣小组、用户论坛、新闻组和电子文库等网络阵地的迁徙和空间的演化后,汉语网络空间在传播和生产文学内容上的潜力被充分激发出来。不同的空间形式各有一定的用途取向,包括文学的创作、交流、阅读和资源储存,这些几乎涵盖了后来发展起来的网络文学空间的各个使用向度。海外华人不仅提供了传播渠道,搭建了生产平台,更是积极投入到网络文学的创作实践当中,从而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勾勒出了早期中国网络文学的创作形态和整体样貌,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由此中国网络文学的发生才得以可能。网络文学具有空间倾向性,因而我们在考察中国网络文学起源时,就必须将其放置在空间维度中,总结其演变规律、观察其时变依据。但需要明确的是,网络空间并不是网络文学发生的充分条件,而是其必要条件。网络空间的搭建进程也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网络文学的发生过程中,不独属于早期的海外华人,因此必须将其建构网络空间的情感性因素和特殊的文化语境考虑在内。严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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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基于文学的发生学立场,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是指“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the field of culture)”,它构成了文本生成的本源。特殊的生活经历、生存境遇,复杂的文化心理与立场,差异化的情感状态与精神面貌,共同构成了海外留学生群体独特的文化语境。空间上的区域性和地方性起源深深影响了早期网络文学的文学品格。在这一阶段的网络文学创作中,从文学内容来看,直抒胸臆的诗歌和散文成为文学表达的首选,大多抒发爱国思乡之情、文化隔膜与冲突、个人的奋斗过程和艰难经历。从创作主体来看,主要是分散在各国的留学生群体,网络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是用汉语来凝聚华人情感共同体,克服散居状态造成的孤独。不同网络空间中的主体对于网络媒介的情感反应是截然不同的,正是因为海外留学生对于以汉字记录情感、以创作抒发情怀的强烈诉求,才使搭建网络空间、进行文学活动成为现实,并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一定规模的文学现象。
结  语
在生产与传播上,网络空间对网络文学具有决定性影响。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坐标指向海外华人开辟的汉语网络空间。中国网络文学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文化影响力的中国文化实践,对其起源的追溯也必须在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上寻找一脉相承的历史奠基者。海外华人既是汉语网络空间的开辟者,也是中国网络文学的拓荒者和最早的实践者。这一个阶段的网络文学虽然跨越了国家的界限,但并没有远离中华文化的内核,相反,它是一种向心运动,是以汉语为依托的中国网络文学共同体建构的重要部分,起到了凝聚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因而它不应也不能被排除在中国网络文学的血脉之外。而当下兴盛的中国网络文学的国际传播,则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华文化逐步走向世界的表现,是以民间传播为先导的文化“走进去”活动。二者虽然处在中国网络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其中所承载的都是中华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性的呈现。
编辑:采薇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6期“文学与艺术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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