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王晓毅、杨蓉蓉：能动性：驻村帮扶的角色与空间

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杨蓉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副教授。

驻村帮扶不仅是一套制度，也是数百万驻村干部投身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具体行动。我们接触了大量驻村帮扶干部，每一名干部都受到同样的制度要求约束，但是所做的工作又有很多不同。有的干部给村里带来了产业发展项目；有的干部对村庄自有的资源进行了开发；有的干部关注产业发展；有的干部组织农民开展文化活动，开办图书室，组织广场舞；有的干部将自己的私家车用于跑项目；有的干部在完成驻村帮扶任务以后仍然念念不忘所帮扶的村庄。这些行为通常不是制度文本规定的，但是这些行动却令村民念念不忘，也是驻村帮扶能够取得成效的关键。关于驻村帮扶的已有研究更多关注到其作为一种制度与实践所发挥的作用，但是对于驻村帮扶干部个人的能动性关注不足。要理解驻村帮扶何以发挥作用，就要看到驻村帮扶提供了一个舞台，驻村帮扶干部在这个舞台上进行了精彩或不精彩的表演，这是理解驻村帮扶的关键。如果不能将驻村帮扶干部的能动性纳入思考，就无法全面理解驻村帮扶何以发挥重要作用。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之初就将驻村帮扶作为六项机制创新之一。为了保证这一制度充分发挥作用，随后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强化对驻村帮扶的管理，加强对驻村帮扶的支持和激励，为驻村帮扶干部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同时，组织部门也从党组织建设角度，发布文件指导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工作。随着驻村帮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驻村帮扶的研究也从最初对外来干部能否发挥作用的讨论逐渐深入，从扶贫发展、国家权力下移和村庄内外关系等多个方面分析驻村帮扶机制。

精准扶贫是一项规模庞大的发展干预，通过国家的力量推动贫困地区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有学者将精准扶贫看作行政治理扶贫（许汉泽，李小云，2019），其实质是强调政府在推进扶贫中的主导作用。而驻村帮扶作为重要的干预手段，解决了扶贫资源下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从国家干预的角度看，中国的扶贫采取了超常规的做法。因此，驻村帮扶是在已有的基层党政系统之外，增加帮扶的力量，是一种超常规的制度安排。超常规的制度安排与“运动式”治理、“项目式”治理有着相似之处，治理的目标来自上级决策者，且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目标（钟海，2022）。精准扶贫是“输血”和“造血”的结合。政府通过项目投入，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户形成发展能力，而驻村帮扶在支持贫困地区增强“造血”能力的同时，增加了“输血式”扶贫的资源。有研究表明，驻村帮扶的扶贫效果与驻村干部的派出单位、年龄等因素有关，从中可以看出，驻村帮扶得到驻村干部背后资源的广泛支持（童春阳，周扬，2020）。而背后资源的强弱体现了派驻机构的支持强度。

作为发展干预的手段，向贫困乡村派驻专家、技术人员和发展工作者并非中国所独创，且这些专家和发展工作者经常受到诟病，比如罗伯特·钱伯斯就批评在发展产业中，外来专家就像在做发展旅游，对解决乡村贫困问题难以发挥作用（Chambers，2013：10－13）。但是，中国的驻村帮扶在村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农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驻村帮扶与国际农村发展中的专家介入有什么不同呢？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认为与国际农村发展专家相比较，中国的驻村帮扶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他们在乡村发展中有更强的话语权，特别是那些有较大影响的驻村帮扶干部；与国际专家关注单一项目实施不同，中国驻村帮扶具有更多资源动员能力（Wang，2016）。

作为乡村治理的手段，驻村帮扶实现了国家权力下沉基层。驻村帮扶打破了原有科层制的束缚，国家权力跨越层级，直接下沉到乡村基层。作为“具身的国家”，驻村帮扶可以促进国家与社会间的“互见”，使国家的在场变得更具能动性（邓燕华等，2021）。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驻村帮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战争年代开始，向乡村派驻工作队就是党的农村工作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配合不同时期党的中心工作，都曾向农村派驻任务不同的工作队。进入21世纪，为了巩固党在基层的领导，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党的中心工作任务，在不同省区产生了形式不同的驻村帮扶。笔者曾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驻村帮扶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即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助推政府工作中心下沉基层，实现政府主导与群众参与的有机结合，以及提高贫困村治理能力（王晓毅，阿妮尔，2021）。

贫困村有着自身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驻村帮扶并非进入真空社会，驻村帮扶与基层社会特别是与乡村基层组织和乡村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驻村帮扶的效果。驻村帮扶要发挥作用，需要村民的认同和接受，否则就难以开展工作，也难以融入乡村社会。但是，驻村帮扶又被赋予了帮扶的责任，他们的进入要带来新的资源、新的手段或新的效果，因此不能完全成为原有乡村结构的一个部分，这造就了驻村帮扶特殊的地位。驻村帮扶是嵌入乡村社会的，构成了乡土社会与外部链接的部分（谢玉梅等，2019）。在嵌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驻村帮扶干部也在改变自己的角色和身份，逐渐强调情感的融入（向德平，向凯，2020）。对驻村帮扶融入的分析也逐渐进入驻村帮扶的个体差异分析，不管是驻村帮扶的情感投入，还是村民对驻村帮扶的情感回馈，都是在制度设计之外的。制度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但是难以控制人们的情感。也就是说，从社会嵌入到情感融合，对驻村帮扶的研究已经开始从制度分析转向对个体的行为分析。

在对驻村帮扶的观察中可以看到，在一套严谨的制度安排之下，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甚至不同的帮扶干部，其在驻村帮扶的形式、投入和效果上都表现出非常大的差异。尽管这些不同表现可以看作对现实需求的反应，但是从制度、机制和结构的角度，我们很难解释驻村帮扶为何会出现多样性，以及驻村帮扶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主动性。大多数驻村帮扶干部在制度要求之外，都基于自身的背景和村庄需求，采取主动的行动以解决村庄发展的问题，而这种多样性和主动性，构成了驻村帮扶的重要特色，也是驻村帮扶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围绕提升驻村帮扶的效果和改善驻村帮扶的环境，为驻村帮扶提供必要的支持，中央与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对驻村帮扶的选派、任务、管理、考核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有些规定非常详细，如对驻村的天数和工作流程都有明确要求。驻村帮扶干部访问农户、开会讨论问题，都要留下痕迹以便检查。有些地区甚至要求驻村帮扶干部每天通过手机定位显示工作地点，以便检查其工作。

细化的规定和制度是一个去个体化的过程，要完成驻村帮扶的工作，就需要完成这些规定的动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各项制度规定了驻村帮扶的角色行为，是驻村帮扶的底线工作，作为个体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可供发挥能动性的空间是有限的。本研究中被访的59名驻村帮扶干部中的大多数都表达了制度规定对他们工作的限定。

比如，进入驻村帮扶往往是个人无法选择的，他们既不能选择参加或不参加，也不能选择到哪个村庄更有利于发挥自己的作用。尽管一些地方有自愿报名、群众推荐等程序，但是更多的是主管领导根据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平衡，确定驻村帮扶的人选。

    （问：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担任第一书记？当时有什么样的想法？）不是我选择的，这个提前我们都不知道。（问：是上级派过来的？）对，是上级组织部选的。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开会决定了，我事先不知道。（访谈记录01）

    （问：当时咱局里是怎么选第一书记的？是你自己主动报名的还是领导指派的？）应该算是领导指派，因为咱局里这块工作比较忙，一开始也没考虑这么多，然后选派第一书记的时候，消息也不是说在群里头广而告之的，而是领导感觉可能我比较适合，尤其是个男同志适合下乡，就选派我作为第一书记。（访谈记录05）

再比如，驻村帮扶有详细的制度安排，不仅有管理制度，而且有明确的工作要求。

    （问：您到了这个村以后，是您自己工作，还是您和其他人一起工作？）当然是首先按照区委组织部的要求来开展工作，因为第一书记是中央办公厅定的，所以咱主要按照党的要求开展工作，第一是宣传党的政策，第二是建强基层组织，第三是推动强村富民，第四是强化乡村治理，第五是真情服务群众。（对，这个就是咱省里文件里提到过的。）这是中央文件，到下面的市、区，都是照搬下来的。（访谈记录01）

除了这种比较抽象的规定任务以外，一些驻村帮扶还承担着来自政府不同部门的任务要求。在开展一些中心工作时，例如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时，驻村帮扶干部也会加入当地的工作，承担相应的任务。

    （问：那你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什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来到村里之后，我有分配到我自己的条线任务，比如教育、宣传、信息条线，然后包括前段时间的防疫条线，这段时间的话其实这些条线我肯定都是要做的。（问：条线是什么意思？）条线就是不同方向的任务，比如有所谓的宣传条线，主要承接的是党建办等分配下来的各种宣传任务，如垃圾分类条线。像财务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村里面的一些经济财务的变化，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条线，还有城建，等等。（访谈记录02）

在驻村帮扶中，有着详细且具体的任务要求。政策文件中大量抽象的工作任务最终都要转化成为具体的项目。

    这一天我都是早晨一早去，到了村里先是扒拉出来自己这一周的工作清单，看看今天这一天适合干什么，然后和村两委干部对下头。一般来说，我都是去项目现场看看。做第一书记主要的是沟通协调，充当桥梁的作用，在工程中也是遇到什么困难，我给负责工程的具体部门去协调去衔接；或者是施工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或者村民的一些疑惑或误解，然后给村民讲解一下政策。这一天的工作大部分就是这样。（访谈记录05）

围绕着这些中心任务，在驻村帮扶中设计了一整套监督考核制度。

    这一周我们的工作日是5天，就是周一到周五，每天的正常上班时间是上午9：30到下午5点，然后采取钉钉点名的方式。（问：就是一天打两回卡上班。）上班一个下班一个定位打卡，定位刷脸。（访谈记录05）

这样一整套严格的任务和管理系统，是否会在乡村构建出一个科层制的驻村帮扶体系，造成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泛滥？以往的研究发现，在驻村帮扶中，因为急于表现政绩、对基层情况不了解，以及来自上级部门的管理压力和项目压力，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程度不同的表现（胡平，李兆友，2020）。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这些制度规定的任务之外，驻村帮扶干部也在能动地开辟空间，开展许多非规定的活动，且这些非规定的活动成为驻村帮扶最重要的表现。驻村帮扶的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驻村帮扶效果的达成和扶贫目标的实现。如果自上而下地观察驻村帮扶，我们只能看到制度所设计出来的共性，而自下而上地观察，会发现每一个村中的驻村帮扶和每一个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其工作都是各不相同的。而这种不同构成了驻村帮扶的多样性，从而解决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中的许多具体问题。

第一，驻村帮扶的能动性表现在对村庄的了解。驻村帮扶需要在村户层面采取行动，将抽象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目标转化为帮扶村的具体任务和项目。在这个转化过程中，需要驻村帮扶干部深入实际，掌握村庄的第一手资料。对村庄情况的了解不仅为驻村帮扶工作提供了基础，也提供了相应的话语。无论是争取项目、解释自己的工作或展示自己的工作成绩，都需要从村庄的特点入手。我们的访谈员大多也是从村庄的状况和特点开始访谈，而被访问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都能清晰地表达出所在村子的特点和问题。

    ＸＸ区当时有10个软弱涣散村，ＸＸ村是其中之一，也是省最后备案的。之前在2018年换届选举的时候，这个村因为派系斗争，有10名党员集体离开村党支部，到了街道流动党支部。而且这个村还是原来省级贫困村，不过现在已经脱贫了。刚才你说有什么劣势就是它靠近ＸＸ水库，受ＸＸ水库二级水源地的影响，种植、养殖、旅游业发展受到局限。

    （问：为什么？这个水库不应该是一个优势吗？为什么会变成劣势？）因为这个水库是饮用水，所以养殖产生的粪便、污染不能往里排放。（问：我不太明白，养殖产生的粪便不可以直接放到地里充当有机肥吗？）不可以，会随着地下水流进水库。而且咱的地比较薄，肥力不行，水分也跟不上，产量比较低。（访谈记录01）

     （问：选派以后，您在什么地方工作？那个地方有什么特点？有哪些发展优势？有哪些短板？）典型的传统农业村，面积相对小一些，只有12多平方公里，比我以前驻村的地方要小。以前的养殖，特别是养猪这一块有传统优势，但是由于市场行情，和国家治理污染的问题，2021年猪价跌了之后产业开始萎缩。我们这边有几个企业有发展前途，一是电商企业，在宜昌市都比较有名望，我们村算是基地，年产值有五六千万。（访谈记录04）

作为驻村帮扶的干部，每个人对自己工作的村庄都可以讲出特点，对发展面临的困难和可能采取的措施，也都有清晰的表达。之所以能够清楚地陈述村庄的特点，其原因在于他们要入户调查。这些调查并非仅仅因为驻村帮扶的管理制度要求他们这样做，更因为他们要完成的工作需要这些信息。驻村帮扶的工作需要争取产业发展项目，监督在村内实施项目，以及接待上级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派驻机构的访问，这些都要求驻村帮扶干部准确地了解村庄特点，从而为争取项目和援助以及解释自己的工作方式提供基本的话语。

第二，驻村帮扶与原有乡村的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需要驻村帮扶发挥能动性。在村庄中开展工作，不仅需要与原有的乡村精英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需要得到群众的支持，这就需要驻村帮扶主动开展工作。比如，加强软弱涣散村的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是驻村帮扶的重要工作之一，但是如何处理好驻村帮扶与基层组织的关系，是对驻村帮扶能动性的一个重要考验。一个成熟的驻村帮扶干部需要很好地处理驻村帮扶与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群众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仅决定着对驻村干部的评估，而且直接影响他们的工作。驻村帮扶干部不仅要熟悉村内情况，而且要让村内人了解自己，从而从一个陌生人转变为村里的熟人。迅速与村民和干部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需要驻村干部积极开展工作，只有抱有高度的工作热情才能被基层干部和群众所接受。

     （问：好的，我懂了。然后最后一个和乡土权威就是村干部村支书关系处理能力，你觉得这个能力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觉得还是跟自己个人的性格有关，因为像我的话，我就很积极主动地工作。然后很会帮他们解决问题，对吧？什么事情都很积极主动，他们肯定会喜欢一个这样子的同事，对吧？如果说你什么工作都不愿意做，或者是什么事情都逃避，然后他们肯定就不太喜欢你，对吧？（访谈记录02）

被访者强调要积极开展工作，解决实际问题，才能被乡村社会所接纳。这位驻村干部也谈到了如何与村民建立联系。

    （在帮扶工作中，你最成功的一次经历是什么？然后你觉得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次的成功经历？）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村有一户低保户，我到村第二天就去帮他们家采收橘子。当时我们镇有一个计划，就是由邮政局购买这批橘子，像他们这种贫困户身体残疾、精神残疾，采摘橘子其实也是有点为难的，对吧？你想为他们创造一些收益，你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去做很多事情，那帮他们收购他们家的橘子，橘子的话就是我们采收的，然后我帮他们家去采收橘子什么的，我还顺便学习了一些橘子采摘的心得。（访谈记录02）

能否融入村庄，能否被基层干部和群众所接受，很大程度上依靠驻村帮扶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主动性。早在驻村帮扶制度实施不久，笔者曾经和一个团队调查驻村帮扶的情况，其中一个村的工作队长希望改选村里的支部书记，以加强村里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驻村帮扶工作队长所表现出的睿智和协调能力，让人印象颇深。在许多贫困乡村，换掉一个干部也许并不困难，但是找到一位有能力又愿意为群众服务的干部颇难。这位工作队长做了许多工作，使一位在外做生意的本村人同意回村参选村委会主任。同时，改选村委会主任的决定要争取乡镇的支持。如果没有能动性，很难实现村两委干部的改选。

第三，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村庄获得了大量发展资源，这些资源有些来自政府各部门的投入，也有许多是社会资源，包括定点帮扶、东西协作、企业帮扶等等。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派出机构也会为驻村帮扶的村提供资源支持，帮助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更好地完成工作，实现帮扶目标。但是这些资源并非自然而然进入帮扶村的，需要驻村帮扶干部去争取，并用好这些资源。要取得乡村振兴效果就需要驻村帮扶的创新性工作。在访问中，许多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讲述了他们如何争取更多的资源，以及利用资源更好地解决村庄的特殊困难。例如，在05号访谈中就提到驻村帮扶干部不仅争取到了农业项目，还通过对交通局项目的灵活应用，解决了学校的困难。

     比如说，我来到村里以后给村里争取了一个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的项目，一共是220万（元），现在正在修路和安装水表，然后咱争取的高标准农田一共是800多万（元），现在也正在实施。一个给学校的，当时我辖区有个先锋中心小学，然后学校的门口有点塌陷，有个不能说坑，但是有一个比较深的洼地，一下雨的话，孩子们往往容易踩一脚水，踩一脚水就得湿着上课。咱又没有资源，又管不了人家学校，最后就争取交通局在修路的时候，给我们上了点下脚料，用到学校门口，解决了孩子的出行问题。（访谈记录05）

这位驻村帮扶干部也表达了争取项目的难处，需要付出许多努力。

    我个人的长处怎么说？当第一书记第一是掌握政策，第二是你得有一颗想干事的心，第三个就是说句自嘲的话，脸皮得厚。你想争取政策想争取项目，这个东西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求人如吞三尺剑。你想去争取的话，真的是有很多时候都需要舍着脸上。（访谈记录05）

争取政策、争取项目，不仅需要有专业的知识，能够有好的项目设计，还需要熟悉资金渠道；此外，还需要发挥各种力量的作用，没有能动性是不可能完成的。这说明不仅要有干事的心，还要有干事的能力。

第四，村民在生产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如上学、生病、就业等，无法通过制度化的工作全部解决。比如农民生病，医疗费用可以通过合作医疗、大病统筹等制度解决，但是农民没有社会关系，不知道进哪家医院，这时候驻村帮扶干部的个人关系就发挥作用了。许多驻村帮扶干部进入乡村以后，利用自身的优势帮助农民解决了许多具体的问题。这些工作大多是制度规定中没有的，但是恰恰是这些工作拉近了驻村帮扶与群众的距离，提升了驻村帮扶的成效。在脱贫攻坚期我们调查驻村帮扶成效时就发现，无论对于驻村帮扶干部还是接受了帮助的农民，非制度性的帮助支持普遍存在。比如，有的帮扶干部利用熟人关系帮助村民进入比较难进入的城市医院，使病人得到及时医治；有驻村帮扶干部发动同学网络关系，捐款建立小型基金，支持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大学教育。利用单位关系推销帮扶村的农副产品，动员同事和亲戚朋友为被帮扶村集资、捐赠书籍等就更为普遍。我们访问的一位第一书记就利用自己的就业信息，推动被帮扶村增加外出就业。

     此外，我还开办了一个“岗位超市”，每周二、周五线上招聘会，一般一期推送10家，两期推送20家，一般20多个岗位，在群里发一下。包括人社政策的视频号推送，“一分钟讲政策”，主要讲人社局的人事人才、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劳动维权，每周会发两到三期的案例讲解，通过这种形式宣传我们的政策。（就是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就业机会是一方面，宣传政策也是一方面。（访谈记录01）

一位村支书想辞职去挣钱，但是村庄又很难有合适的人选接替书记的位置。第一书记为了使村支书继续为村民服务，不得不利用个人关系帮助他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困难。

     （问：他想辞职干活去？）他就想干点儿生意或者什么的，因为我们那边是沙土地，当时在我的劝导下，他今年没有种植粮食作物，种的是西瓜，黄河古道沙土地适合种西瓜，两亩地的西瓜，四个月的时间收获了两万斤，得到一万到一万三四的收入，也算是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因为他孩子打篮球打得特别好，也想往这方面去发展，我就动用我的私人关系给他孩子找了一个城里的篮球老师，他非常高兴，也跟我说，还是想塌心在村里继续任职。（访谈记录05）

规定动作是驻村帮扶的底线，是所有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都要满足的最基本要求，如驻村的时间安排、访问贫困农户、完成各项统计数据的收集以及检查各项帮扶措施。这些工作能够保障驻村帮扶完成最基本的工作任务，达到最基本的要求，但是难以产生突出的帮扶成绩。由于村庄的复杂性，完成这些规定任务也难以真正解决村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要想使驻村帮扶取得成效，让领导看得见，让群众感受到，让自己也有信心，就需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我们与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接触中能够明显感觉到，大多数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在进入村庄以后，都希望有所作为，能够为当地带来实惠。尽管因为个人的特点和资源不同，所做的事情不同，产生的影响不同，但是哪怕为乡村的图书室募集一些图书，帮助几个不识字的农户落实帮扶资金的到账，甚至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做一些简单的农活，都需要他们发挥能动性。

透过这些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能动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驻村帮扶情景。驻村帮扶为每一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提供平台，而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使他们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从事不同的活动，产生不同的效果。只有看到制度之外的这些活动和实践，才能透过显得有些僵硬的制度安排，看到一个立体的驻村帮扶。

驻村帮扶的选派融合了自愿报名、名额分配和组织指派等多种机制。一些对乡村工作有热情或有较为丰富乡村工作经验的干部可能会主动报名参与驻村帮扶。但是更多的人是在机构被分配了驻村帮扶的任务以后，经过比较权衡，综合考虑性别、工作年限、工作需要等因素以后被选定的。因此，驻村帮扶既非完全的自愿，也非完全的强行指派。多数驻村帮扶干部进入乡村之前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准备，有许多干部并没有足够的乡村工作经验。那么是什么促使这些没有乡村工作经验、也非完全自愿的干部，在进入乡村以后开始发挥能动性，创造性地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在访谈中可以看到，责任感、乡村生活的进入以及活动平台的搭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责任感使驻村帮扶干部有了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动力；对乡村的不断了解为他们找到需求与资源结合的机会；而驻村帮扶的目标管理为他们开展多样性的主动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驻村帮扶的责任感来自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责任感和对自己未来职业发展的责任感。进入乡村让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直接感受到了乡村的贫困和发展的需求，内心的责任感被激发出来。尽管他们最初可能并非都是自愿参与驻村帮扶工作，但是看到农民的实际需求，看到政府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投入，许多驻村帮扶干部进入村庄以后，特别是在跟农民有了密切的接触以后，大多希望在有限的驻村帮扶期限内，干出一点事情，做出一点成效，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对农民生活产生影响。对弱者的同情和帮助，是许多驻村帮扶干部积极主动开展工作的动力。帮扶的责任感也源于驻村帮扶对自己未来发展的考虑。驻村帮扶的经历不仅是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个人成长中重要的阶段，也是党培养和发现干部的重要机制。驻村帮扶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对今后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尽管并非所有的驻村帮扶干部在驻村帮扶结束以后都会得到晋升，但是其工作表现无疑会被记录在案，成为今后升迁、晋级的重要参考；党的组织部门也将驻村帮扶看作锻炼和使用干部的机会。于公于私，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都希望在驻村帮扶期间干出成绩，而且这些成绩也给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带来了成就感。

如果说对村庄和对自己的责任感使驻村帮扶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有了工作的动力，那么深入的乡村调研和长时间的乡村生活则为驻村帮扶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条件。在乡村发展中，外来专家经常受到诟病之处在于其对乡村生活生产实际情况不了解，采取的措施流于形式而难以产生实际效果。而驻村帮扶制度采取了两项措施让驻村帮扶的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实现从生人到熟人的转化：第一项要求是遍访贫困户；第二项要求是每月驻村20天以上。对农户的访问和长时间居住在乡村为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深入融入村庄生活提供了机会，避免了驻村帮扶成为“发展旅行”。长时间的驻村，与乡村的密切接触，使得许多驻村帮扶干部与村庄和村民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熟悉了村庄和村民，逐渐产生认同和情感，在驻村帮扶一段时间以后，许多驻村帮扶干部会将被帮扶的村庄称为“我们村”，甚至在结束帮扶以后仍然念念不忘。而随着感情的融入，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并非每一个帮扶干部都可以为村庄争取到项目或资金，但是每个驻村干部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资源。随着对村庄的熟悉和与村民感情的加深，他们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资源与农民的需求对接。因为资源和需求不同，这些对接就表现出驻村帮扶的多样性，在面对乡村日常生活诸多问题时，这些举措满足了许多农民的需求，有效地解决了乡村发展中的具体问题。

对驻村帮扶效果的评估为其发挥能动性创造了条件。对于驻村帮扶有着严格的过程管理制度，但是其成效考核往往是结果导向的。驻村帮扶能否得到好评，不仅取决于在帮扶过程中是否严格按照各项制度要求开展工作，更重要的是是否取得实效，是否得到乡镇政府、村两委和群众的好评。要想获得比较好的评价，首先要与干部群众保持较好的关系，获得他们的认可；其次要有能够说明成效的工作成绩。正是这种综合的评价机制推动了驻村帮扶干部发挥能动性。因为只有主动行动，才能帮助基层组织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得到基层组织和群众的认可。

在大量具体和多样的工作中，驻村帮扶也会触及村庄内部的利益不均衡，因为大量琐碎、具体的事务并非使每一个村民受益。比如，即使促进村庄的就业可以惠及多数村民，但是也有村民无法从中获益；在医疗、教育等方面，可能只是帮助了村庄内的少部分人群。这种利益的不平衡很容易反映在村民的评价中。因此，在对村民的访问中，也会有不同的声音，而要争取更多好的评价，驻村帮扶就要更积极地与基层组织和群众建立密切关系，帮助解决问题。

大量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被派驻到乡村以推动乡村发展，他们的能动性促使其发现农民的需求，并基于自己的资源和能力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行动满足了脱贫和乡村振兴的多样性需求，解决了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的许多实际问题。驻村帮扶也为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展示个人能力提供了平台。如果我们从乡村发展的知识积累角度看，驻村帮扶的经验为发展工作者的工作提供了诸多启示。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