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刘伟等: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路径选择

刘伟 吴兵兵（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地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政治学会监事长；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于贵州M村的案例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驻村帮扶面临的情境已经从脱贫攻坚时期的“扶贫”情境转向乡村振兴阶段的“振兴”情境。聚焦外部帮扶与内生动力相结合，在已有嵌入式帮扶理论基础上，援引赋能理论提出“嵌入—赋能”分析框架，并基于贵州M村的实践案例，可以发现：以形成内外合力为主线，以促进村庄的新内生发展为导向，强化外部的制度嵌入、资本嵌入、观念嵌入与内生的结构赋能、资源赋能以及主体赋能之间的有效联动，是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可靠路径。从动态递进的视角，构造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理想进路需要实现融入逻辑、激活逻辑、自主逻辑的紧密衔接，以外部力量的有效融入为前提，以外力驱动的内生激活为关键，以内生力量的自主本位为归属。

驻村帮扶是精准扶贫的六大工作机制之一，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全面加强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重要机制和手段，在消除绝对贫困、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自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来，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专门政策文件，对脱贫攻坚时期的驻村帮扶工作起到了“牵牛鼻子”的作用。总体上看，学界围绕驻村工作队在扶贫场域中形成的帮扶模式“是什么”已经达成一定共识，不过对于该模式“如何评价”却存在较大的分歧。在驻村帮扶的工作模式上，学界的观点比较一致：作为国家由外部往乡村社会输入干部，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开展乡村治理的国家权力的非常规运作机制，驻村帮扶体现的是一种嵌入式扶贫模式，驻村干部是“嵌入型村干部”，乡村的治理主体发生由内生型转向嵌入型的变革。然而，在驻村帮扶的实践效果上，学界的评价却褒贬不一。一方面，一些研究认为驻村帮扶能改进国家农村政策执行、进行资源输入，有助于整合扶贫资源、改善当地民风，对于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帮助村民增收致富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者认为驻村帮扶是运动式的乡村建设，缺乏对村庄内生力量的滋生和培育，带来对村民自治消解的发展之“殇”，需要避免农民主体性缺失，“扶了又倒”。由此可见，学者们立足不同的研究视角对驻村帮扶进行了深入探讨，部分学者认为驻村帮扶的嵌入式扶贫在保证打赢脱贫攻坚战、改变乡村贫困面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有学者指出驻村帮扶需要有效处理与内生力量之间的关系，纾解外力过度干预的困境。

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在既有脱贫攻坚的基础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成为新时期国家乡村建设的重大工程。做好新时期乡村振兴同脱贫攻坚的有机衔接是基层实践现实需要、制度衔接理论诉求以及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对于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意义重大。目前，实现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的一大障碍在于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难以激发，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关系难以协调，需要从实质上激发乡村发展的自我动能，培育乡村自我发展、自主参与的能力。因此，要推动新时期的政策体系从脱贫攻坚“压力”下的任务型治理向乡村振兴“放活”下的发展型治理转变，促进有利于激发内生活力的治理转型，不断夯实乡村振兴的内在发展根基。并且，与脱贫攻坚时期的驻村帮扶主要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工作目标侧重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要求相应时间内各地区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全部“摘帽”，解决“贫困帽子”问题不同的是，乡村振兴阶段驻村帮扶的对象是乡村全部人口，工作目标直接回应的是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要推动的是乡村产业振兴、生态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和文化振兴。

由此可见，因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相衔接，并遵循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下驻村帮扶的目标指向，驻村帮扶面临的情境已经从脱贫攻坚时期的“扶贫”情境转向了乡村振兴阶段的“振兴”情境。这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驻村帮扶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在工作内容、工作方式方法上有新变化，还需要外部帮扶在有效嵌入的前提下引导、赋能乡村内生发展，增强乡村的自主发展能力。2021年5月中办印发的《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注意处理好加强外部帮扶与激发内生动力的关系，形成整体合力”，为新时期驻村帮扶工作起到重要的方向引导作用，也指引着研究者从情境转换的视角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优化路径。鉴于此，本文着眼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驻村帮扶的情境变化，在已有的脱贫攻坚时期嵌入式帮扶理论的基础上，援引赋能理论提出“嵌入—赋能”的分析框架，通过对贵州某少数民族村寨M村的田野观察，总结提炼出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外部嵌入与内生赋能”的理想路径，冀望推动驻村帮扶更好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源于对贵州省M村进行的暑期实地调研，并在后续进行了跟踪访谈。M村位于贵州省东南部，是贵州省某县级市K市的一个苗族传统村寨，寨子依山而建，地势较高。人口方面，全村共有402户，户籍人口1678人，但是受人口外流影响，常年在村内生活的有1000人左右，主要为老人和儿童。经济来源方面，M村有着深厚的少数民俗文化，各种资源也较为丰富，产业基础较好，但民俗文化的挖掘以及自有资源的开发受到资金、人才、观念等各方面限制，并没有得到有效开发，村民只能以种植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为生，外出务工现象较为普遍。村庄治理方面，M村治理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依靠“村两委”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而“村两委”由于忙于行政事务，较少动员村民参与村内事务，并没有有效利用村庄治理的内生力量，“干部干、群众看”现象较为突出，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主体性有待培育。经过脱贫攻坚实践，M村于2019年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但是村庄的进一步振兴亟须得到拓展。2021年初，K市委组织部向M村派出了在脱贫攻坚中表现优异、考核优秀的科级干部W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W来到M村之后，立足于村庄长远发展目标，将外部帮扶与挖掘内生发展潜力相结合，通过建强基层党组织、鼓励村民自治、成立新乡贤委员会、聘请乡村振兴顾问等措施，优化了乡村治理结构，推动了村庄组织振兴和人才振兴；通过发展产业项目，对村庄既有产业资源进行开发，推动了村庄产业振兴；通过对村庄内部主体进行赋能，推动各种治理要素、各类参与主体参与乡村振兴，村民的主体性得到彰显。由此，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村民收入明显提高、人口外流减少，村内各项事业稳步推进，给村庄发展带来了显著的变化，得到了村民的高度赞赏。目前，M村已成为贵州省自治州一级开展乡村振兴的典型样板，其做法和经验也被贵州日报、学习强国、搜狐网等媒体报道。

驻村帮扶体现了鲜明的外部植入色彩，是国家基于振兴乡村目的对乡村社会进行的现代化改造，由此刻画了外部的资源、观念、制度规则乃至结构整体性嵌入到乡村社会的过程。因而，借鉴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提出的“经济体系是嵌入到社会关系之中的”“嵌入”概念，以及经过格兰诺维特系统阐述并将其引入社会学领域中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概念，部分学者对驻村帮扶的工作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相继出现了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制度性嵌入、资源性嵌入、关系性嵌入，政治嵌入、关系嵌入、认知嵌入等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基于嵌入性的视角更多是外部力量（驻村干部）本位的，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乡村本位的存在，乡村自身的主体性得不到深度彰显，农村、农民某种程度上处于“消失”状态，从而可能使得驻村帮扶不得不徘徊于嵌入与脱嵌之间，面临脱嵌的风险，导致帮扶成效不得不打折扣。

为了避免对外部强力整合的过度注释，本文引入赋能理论，聚焦外部帮扶力量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紧扣外部帮扶如何激发内生动力从而进行内生赋能，实现外部嵌入与内生赋能的有机和谐与整体统一。赋能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学者Solomon在《黑人赋权：社会工作与被压迫的社区》一书中提出的，强调的是通过各种手段与方式赋予弱势群体参与活动、处理事务、获取资源、控制生活和融入社会的能力、权力与权利，以此激发他们内在的自我效能感，增强他们对外界与他人的影响力，从而使之达到更好的生活状态。赋能理论包括激发活力和赋予能力双重内涵，指通过挖掘和利用资源，激发要素和主体活力，增强主体能力，实现既定目标。因此，将赋能理论与嵌入性理论相结合发展出的“嵌入—赋能”分析框架能够弥补嵌入视角对乡村自身资源、内生主体关注的不足，即坚持外力注入不以损害内生发展潜力为前提，在尊重乡村主体性的基础上进行嵌入，实现外部内部双循环，从而以外部力量的融入逻辑延伸到对内生力量的激活逻辑，达致村庄本位的自主逻辑，最终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为了更好理解和把握“嵌入—赋能”的分析框架，有必要从理论对话和内涵要素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解释。在理论对话方面，“嵌入—赋能”的分析框架与新内生式发展理论相契合，体现了新发展理论的特征，合理诠释了新内生式发展理论关于乡村如何实现内生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旨趣，能够与新内生式发展理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实现理论上的统一与融合。具体来看，新内生式发展理论是对传统内生发展模式片面强调自下而上、内部自生的理论反思，体现了上下联动、内外共生的乡村发展路径，关切的是乡村社会走向更加有序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彰显了对“能力本位”“社区本位”的价值倡导，因而较好呼应了“嵌入—赋能”分析框架对以形成内外合力为主线、以促进村庄的新内生发展为导向等方面的强调。在内涵要素方面，“嵌入—赋能”的分析框架包含“嵌入”与“赋能”两个维度，其中“嵌入”维度体现为制度嵌入、资本嵌入以及观念嵌入，“赋能”维度则表现为结构赋能、资源赋能以及主体赋能，不同侧面和层次的嵌入与赋能构成了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高效运作、多方共赢的路径端口。从嵌入维度看，制度嵌入是驻村帮扶有序运行、顺利运转的规范性基础，能够为驻村帮扶提供制度支撑；资本嵌入是驻村干部的个人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对乡村社会的嵌入，能够为驻村帮扶提供资本支撑；观念嵌入是驻村干部自身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态度看法等认知对乡村场域的嵌入，能够为驻村帮扶提供认知支撑。从赋能维度看，结构赋能是驻村帮扶对乡村内部主体间关系的赋能，旨在优化治理结构；资源赋能是驻村帮扶对乡村自有产业资源、人才资源等资源的赋能，旨在进行资源释放；主体赋能是驻村帮扶对村干部、村民等村内主体的赋能，旨在推动主体培育。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由外往内看，驻村帮扶是外部力量对乡村社会的制度嵌入、资本嵌入以及观念嵌入，致力于实现乡村全方位振兴。而由内往外看，这一目标的完整实现，离不开对乡村社会的结构赋能、资源赋能以及主体赋能。

1.制度嵌入

驻村帮扶需要在宏观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然后再经过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相应的配套制度措施，推动驻村帮扶层层落实、层层推进，形成一个有条不紊、复合交织的体系化政策网络。“意见”发布后，贵州省先后出台了《关于持续选派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通知》《贵州省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管理办法》等文件。K市也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的通知》《关于在乡村振兴中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通知》《关怀激励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干部实施办法》等文件，围绕驻村帮扶工作内容、驻村干部管理与考核等方面精准施策，为驻村帮扶工作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有力的制度保障。

制度嵌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驻村帮扶工作内容方面，对驻村帮扶工作职责和工作要求进行了明确。根据文件规定，W干部的工作职责主要为“一宣六帮”，即“宣传贯彻党的政策方针”“帮助建强村党组织”“帮助巩固脱贫成果”“帮助发展农村产业”“帮助抓好乡村建设”“帮助提升治理水平”“帮助做好为民服务”，并注重将主要精力投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上；同时，相关文件还提出了“五天四夜”工作制、信息台账直报等工作要求，使W干部成为活跃在村间地头的“农民代言人”。二是在驻村干部管理考核方面，对驻村干部的日常管理和工作考核进行了强化。根据文件规定，驻村干部由派出单位和乡镇党委共同管理，严格落实考勤、请销假等制度要求，并对驻村干部严格进行半年考核、年度考核、期满考核和民主测评，考核结果作为评先评优、提拔使用、晋升职级、评定职称的重要依据。根据W干部介绍，近两年当地有部分考核优秀的驻村干部优先晋升了职级，极大地提高了驻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2.资本嵌入

既有研究将注意力集中于驻村帮扶为帮扶村带来了诸多项目资源，但是对于驻村干部群体自身的人力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缺乏足够的重视。实际上，驻村帮扶的过程也是驻村干部自身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向村庄进行嵌入，厚植村庄发展的人才支撑与关系网络支撑的过程。具体来说，受人口外流、村干部待遇较低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村干部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普遍不高，严重制约了村级组织为民办事、为村谋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而驻村干部能够凭借自身人力资本的发挥，为村庄发展决策和生产组织化增强领导力供给，从而起到推动生产、提高效率和盘活资源的作用。同时，对于资源匮乏型村庄，通过社会资本破解资源困境，强化村庄公共治理是后发型村庄谋求振兴的可靠方式。因此，驻村干部在驻村帮扶过程中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禀赋，包括派出单位的支持、个人的关系网络，可以为村庄建设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本支持，从而破解村庄建设“原始资本”不足的困境。

W干部具有丰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驻村帮扶工作提供了有效的资本支撑。首先，W干部是国内某著名院校的研究生，年龄不到35岁，在脱贫攻坚期间曾被派往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较好的身体条件、较高的工作热情和较为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为其驻村帮扶实践奠定了重要的个人人力资本基础。其次，W干部的派出单位为当地组织部，在派出单位的支持下，M村成立了乡村振兴服务站，以此为枢纽汇聚各方资源，谋划村庄发展。同时，W干部还得到来自母校及其贵州省校友会的支持，通过母校进行引荐，M村与某大型国企达成帮扶协定，就产业开发、教育表彰等方面展开合作，从而获得了该国企为M村村庄资源开发提供的启动资金。

3.观念嵌入

驻村帮扶同时也是驻村干部自身的认知理念、行为习惯等思维方式对乡村社会嵌入，从而影响村干部和村民的认知理念和行为的过程。与人力资本体现的“硬知识”嵌入不同的是，观念嵌入是驻村干部在与村庄主体“面对面打交道”“交朋友”等过程中对干群关系、民主认知、生活习惯以及环保意识等深层文化习惯的“场域融入”，是一种“软文化”嵌入。干部驻村作为实践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能够在“润物细无声”之中对村庄主体进行潜移默化的“观念改造”，从而推动构建乡风文明共同体。在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现代公共规则尚待确立、“无公德的个人”现象凸显、村干部作风有待进一步改善的现实背景下，驻村干部通过自身的身体力行，在与村干部、村民的朝夕相处过程中进行观念嵌入，进而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就显得十分必要。

W干部在进行驻村帮扶过程中，对自己有着“不是来镀金的，而是来为村庄谋发展的”清晰定位。他一进村就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完成了全村的入户走访，并和村民强调，自己就是来为他们办事服务的，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自己。平时W干部衣着朴素，与村民同吃同劳动，及时了解村民对于村里工作的看法，并对村干部入户时西装笔挺的样子提出劝告，号召干部一同为村民办实事。同时，W干部不搞一言堂，主张“遇到事情大家一起商量”，积极召开“党员大会”“民主恳谈会”“村民议事会”等，与村内党员、普通村民就村内事务进行互动。对于村内重大事项、经济支出等问题，W干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透明公开，主动接受村民进行监督。村民的程序意识、规范意识、权利意识在无形中受到重塑。此外，由于环保意识不到位，M村村民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宜居村庄缺乏认识，村内乱扔垃圾、乱摆乱放现象较为突出，针对这一情况，W干部积极动员村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并开展庭院整治活动，美化村庄宅院，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村民的环保意识也得到提升。经过努力，M村的干群关系得到很大改善，村民之间的关系明显缓和，社会关系更加和谐，乡村治理充满活力，各项工作也得以有效推进。

1.结构赋能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自治组织悬浮空转、社会组织缺位与无序参与问题严重，乡村治理组织结构的失语和失衡，造成运行的失序与失范。但是，过于强调驻村干部的下派，忽视乡村内生治理组织的存在，也有可能导致乡村治理的“行政化”。因此，虽然制度嵌入为驻村干部介入乡村治理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催生了新型治理主体，但是，稳定有效的治理模式需要在新型治理主体加入的基础上团结村庄治理有生力量，避免“干部干、群众看”困境的出现。为此，一方面，驻村干部要纾解基层党组织弱化困境，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乡村组织振兴，为乡村治理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另一方面，驻村干部要发挥村民自治主体作用，调动村庄治理内生力量，依托村民治理主体作用，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协调乡村主体间关系，构建多元主体治理格局。

为了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避免驻村帮扶带来的“行政替代自治”问题，鼓励村内主体参与村庄治理，W干部从三个方面展开突破。一是聚焦主要职责，强化基层党建引领。M村党组织近些年来出现一定程度的“软弱涣散”问题，表现为“两委班子”较不稳定、党员先进性削弱等现象，为此，W干部以党建为抓手，直面村党组织战斗力有待提高问题，通过加强班子建设、完善党员管理制度、优秀党员模范带领等方式强化村党组织的战斗力。二是界定驻村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不包办、不越界。驻村干部与村干部是互补，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村干部是主体，驻村干部是支撑，为此，W干部以责任清单的形式将自身与每位村干部负责的事项领域进行合理分工，理顺自身与“村两委”之间的关系，进行互补协作。三是健全完善村内自治组织，发挥村民治理主体作用。在支持村委会履行自治功能、对村干部开展培训、协助制定村规民约的同时，W干部还牵头成立了新乡贤委员会，通过新乡贤委员会开展教育奖励、民俗文化传承等方面工作，发挥新乡贤委员会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2.资源赋能

一般说来，驻村干部在开展驻村帮扶过程中都会携带大量的资源下沉到村庄，无论是派出单位的政策支持、资金输入，还是驻村干部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带来的相关资源，都是村民热切期盼的，“我们期待下一任的第一书记的到来，能帮我们弄到更多的项目和资源”。但是，一味对村庄进行资源注入，忽视对其自身资源禀赋的挖掘，无助于村庄的长远发展。因此，驻村帮扶需要推动外部资源与当地自有资源的整合，通过外部资源撬动村庄自有资源，形成良好的资源联动效应，释放资源潜力，构造村庄内生发展的资源生命力。

立足于M村自有资源优势，W干部从产业资源、人才资源两个方面对村庄进行资源开发，激活“沉睡的资源”。一是着眼村庄生态资源、文创资源等资源价值，推动村庄产业资源进行重新包装，助力村庄产业振兴。M村地势较高，长期以来农业较为发达，尤其是稻米种植历史悠久，再加上污染较少，水源优质，是进行原生态稻田养鱼的优质场所。W干部果断抓住这一资源优势，借助某大型国企的前期资源投入，大力发展村庄原生态共享稻田项目，为村庄实现集体经济增收20多万元，实现村庄集体收入的历史性突破。M村作为传统苗族村寨，在织锦刺绣方面保存有较好的手艺，制作出来的刺绣作品十分精美，但是由于各家各户“单打独斗”，且缺乏现代销售理念，一直没有销路。为此，W干部另辟蹊径，将村民组织起来，成立刺绣协会，并通过“相框+刺绣”的思路进行刺绣项目开发，有效契合了酒店、家居等不同场所的需求，并利用母校、派出单位等平台进行线上宣传推广，直接推动村民增收数百元。二是着手挖掘村庄人才潜力，为村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推动乡村人才振兴。M村党员队伍存在老龄化现象，对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振兴形成制约，为此，针对村中部分优秀年轻人有意愿加入党组织的情况，W干部协调各方，积极发展年轻党员，为村庄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充实了村庄人才队伍。M村有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在外求学和从事大学教学工作，然而他们作为“离土乡民”，与“村两委”有知识背景、人生履历等方面的“区隔”，无法施展自身专业背景为振兴村庄所蕴含的知识贡献，而与各方面“存在共同语言”的W干部此时则起到了桥梁和中介的作用。因此，除了发动村内德高望重、组织能力强以及村外发展较好、致富能力强的村民组成新乡贤委员会，直接负责村内事务之外，W干部还专门邀请知识水平较高、愿意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的“专家型”在外村民担任荣誉村民、乡村振兴发展顾问，利用假期时间定期回村调研，就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等方面进行咨询，充分发挥“民间的智慧”。

3.主体赋能

村庄主体是村庄赓续发展、规划振兴的根本依靠，只有充分调动村庄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乡村振兴才有依靠主体和推进动力，不至于“人走政息”。因此，实现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推进，关键在于使村民的主体性得到彰显和提升，归根到底是要落脚到村民本位，依靠村庄主体。为此，驻村帮扶首先要强化价值引领，使村民从内心深处愿意为村庄出一份力，发挥个人积极性；其次要以行动参与促使村民主动投身到乡村发展建设中来，以主人翁的姿态建设“我们的村庄”；最后要以授权鼓励、平台创造的方式推动村民在村内事务中有效发挥作用，提升其干事创业的效能感，为村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为增强村庄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W干部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身体力行引领村庄主体的积极性。为动员号召乡贤加入新乡贤委员会，W干部在2022年正月初五就对村内乡贤发起了号召，挨家挨户进行动员，通过自身的身体力行影响带动村干部和乡贤，打动了村干部和许多乡贤，他们为W干部这一“外来人”这么关心村庄发展所动容，村干部和乡贤的积极性被唤醒，村干部积极协助、乡贤互相拉动，新乡贤委员会顺利成立。二是在过程参与中生成村庄主体的主动性。为开发M村杜鹃花旅游观光资源，W干部提出修建一条旅游观光步道，但是具体方案的完善是在村民主体的全过程参与中达成的：无论是开会讨论步道规划，还是后续的家家户户出资捐款、物料购买、投工投劳等，使得长达1.5公里的步道建设得以完成。三是在平台搭建中激发村庄主体的创造性。在W干部的支持下，新乡贤委员会在已有某大型国企教育表彰资金1万元的基础上打造“雏鹰计划”品牌活动，最终筹得助学表彰资金将近3万元，成为村庄教育表彰事业的专门平台。围绕民俗文化传承、体育事业发展等，后续衍生出民族艺术培训基地、青年篮球训练基地等平台载体，村民的主体创造性得到激发。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将外部帮扶与内生动力相结合，形成有效的整体合力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与理论命题。从实践经验来看，M村的驻村帮扶以形成内外合力为主线，以促进村庄的内生发展为导向，在外部的制度嵌入、资本嵌入以及观念嵌入的基础上，着眼于村庄的结构赋能、资源赋能以及主体赋能，推动驻村帮扶实践走深走实，体现了外部嵌入与内生赋能的有效联动。从动态递进的视角，对M村的驻村帮扶实践进行总结概括和梯度剖析，构造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理想进路，需要以外部力量的有效融入为前提，以外力驱动的内生激活为关键，以内生力量的自主本位为归属，实现融入逻辑、激活逻辑、自主逻辑的紧密衔接。

驻村帮扶进行的是一线帮扶，直接面临的社会基础是乡土社会，需要以有效的融入来实现场域的贯通。乡土社会是一个自成一体、自在运转的社会，容易对外来力量产生排斥，导致驻村帮扶遭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共谋”与“乡—村”关系的闭合，国家的政策红利被“俘获”，驻村干部成为“局外人”和“过客”。因此，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大多数驻村工作队还是游离于乡村社会之外，并未很好融入乡村社会之中，只能是“浮光掠影”。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振兴对乡村社会改造幅度之大、涉及面之广都是脱贫攻坚时期所未有的，对外部力量有效融入乡村社会场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为迫切的需要。由此，一方面，需要国家更大力度地进入乡村场域，从相应的制度设计到具体的资源输送，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全过程在场态势明晰化，国家具象化地伴随驻村帮扶过程；另一方面，需要驻村干部更深程度地进场，从争取资源支持到处理与上级党委政府、村干部、村民之间的关系，再到规划乡村建设，驻村干部的一线国家代理人身份与为民服务办事员身份相融合，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与情感沟通在驻村干部身上找到“接合点”，推动“驻村帮扶”转变为“在村帮扶”，凸显本土化色彩。

驻村帮扶是一项双向工程，两端分别对应着国家与乡村社会，需要以国家的外力驱动进行乡村社会的内生激活。一方面，随着中国农村日益融入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当下农业“内卷化”、农民老龄化以及农村空心化问题愈加严重的现实背景下，寄希望于乡村进行自救无疑是不切实际的，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已经为国家主导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国家外部力量的驱动是当下乡村改头换面、实现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国家介入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描绘乡村振兴蓝图并非要乡村盲动，进行“二次大跃进”，而是要有“米提斯”的理念，谨守国家干预的界限，注重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资源，为此，乡村振兴要坚定内生激活的战略思维，避免外力干预过度导致的内生紊乱。落脚到驻村帮扶上，要推动外部力量与内生力量之间的密切配合、高效协同，既给予驻村帮扶稳定的“人”“资金”“政策”等支持，将农民组织起来，整体有序进行规划部署，又立足于村庄地方特有的资源禀赋和内生优势，充分肯定内生潜能，让村庄主体、资源等各种内生要素在循序渐进中得到挖掘、实现激活，使“驻村帮扶”转化为“与村帮扶”，实现内外联动。

驻村帮扶瞄准的是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直接服务的对象是乡村主体，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的自主本位是对驻村帮扶的价值回归。强调驻村帮扶的乡村自主本位，不仅是对驻村帮扶过程中乡村社会自身偏好与选择的尊重，更是对驻村帮扶最终预期与理想归属的倡导。驻村帮扶的长远愿景在于推动乡村社会的自主发展、自力更生，最终能够实现利益自知、行为自觉、主体自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最后还是要能养活自己啊！”“能养活自己”既是对驻村帮扶最终图景的目标设定，也是对乡村社会在经过外力注入实现内生激活之后的状态期望。通过对乡村社会的内生激活，乡村社会的自主高质量发展、自我高水平服务得以充分展现，驻村帮扶此时更多是发挥次要力量的作用，外力驱动的乡村建设有所淡化。由此，“驻村帮扶”转换为“村主帮扶”，实现内生主导。

驻村帮扶是脱贫攻坚乃至当下乡村振兴阶段党和政府开展农村工作的重要抓手，对于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中国乡村发展步入乡村振兴阶段，推动驻村帮扶工作的动态调整与优化更新，使其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与任务安排，更好发挥自身的治理效能是一项重要课题。以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振兴”情境为逻辑起点，并结合对M村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观察，本文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长效化驻村帮扶需要着眼于外部嵌入与内生赋能的实现路径，以形成内外合力为主线，聚焦将外部帮扶与内生动力相结合，围绕外部嵌入维度的制度嵌入、资本嵌入和观念嵌入以及内生赋能维度的结构赋能、资源赋能和主体赋能下功夫，进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新内生发展。从动态递进的视角，对M村驻村帮扶进行提炼概括和经验总结，构造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理想进路，需要做好融入逻辑、激活逻辑、自主逻辑的紧密衔接，在“融入—激活—自主”的逻辑链条下进行有的放矢，实现持续深化。

最后，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理想路径与进路构思，为切实保障驻村帮扶的实践效果，有必要对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注重调动驻村干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积极进行赋权，提高其帮扶水平，增强其资源能力，引导其注重将外部嵌入与内生赋能相结合，有效发挥驻村干部接合国家与乡村社会、接合国家与农民的接点作用；二是做好驻村帮扶的跟踪反馈工作，进行动态化管理，不仅要做好对驻村干部的考核与评价，也要着眼于驻村帮扶整体效果评价与阶段性评价，对有效融入、内生激活以及自主发展的状态过程加以研判，形成体系化思维和长期性认识。（来源：乡村发现转自：《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