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谈民营经济发展

中小企业是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源头，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万余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9.8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达21.5万家，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在7月26日举行的2023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上，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务之急是要把中央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31条，切实落到实处，进一步为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稳预期、稳信心，立足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引领数字化、绿色化潮流，形成具有国内国际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

厘清民营企业的性质和地位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营经济31条”）发布，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关注。

“下一步我们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民营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刘世锦表示，接下来需要注意好三个区分，即把工业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托企业家才能，优化配置资源的民营企业区分开来；把企业家和大家经常讲的资本家区分开来；把企业家才能的特殊贡献和价值与剥削区分开来。

刘世锦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当前出现了资本提供者、创业者、管理者职能分离的情况。资本提供者不再是少数人，而是人数众多的已经社会化的投资者，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资本市场。

“股市上有很多的投资者，实际上他们都是资本的提供者。而创业者是拥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就是通常说的企业家。”在他看来，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两种不同的职能，不能混为一谈。企业家的主要职能是组合利用各种资源，或者可以称之为“组合资源的资源”。而投资者正是看中了企业家的才能，才把资本给了他们，以便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

“在一个竞争性的要素市场上，企业家是按照企业家才能贡献获取报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剥削。”刘世锦表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多要依靠创新驱动，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企业家精神。

“不仅民营企业需要，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同样也需要。进一步来讲，各级政府的官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也需要。这正是中国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普遍而显著的特征。”刘世锦说。

值得注意的是，“民营经济31条”出台后，有关部委也在加快出台促进民间投资、民营企业等具体落实文件。工信部已在当天的大会上明确，将全面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严格执行《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依法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和产权，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也将抓紧制定出台。

“当务之急是要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中的31条举措切实落到实处。”刘世锦表示，目前关于企业平等对待公平竞争的中央文件重在落实，不能一发了之，更重要的是要加快转化为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循、违法必究，并且在行政检查、社会监督、法律诉讼等领域形成配套的制度保障体系。

“与此同时，也可以探索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能否不一定按照所有制来划分企业类型，也不一定非要区分国企民企，而是改为按照规模、行业、技术类型等特性划分企业，并且按照这些行业的特性来制定相关政策。”刘世锦说。

他进一步解释，首先，企业是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组织形态，出资人所提供的资本只是投入企业的要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劳动力、土地、技术等要素。所以仅仅从资本来界定企业性质，有一定的片面性。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资本所有者的多元化和相互融合（也就是平常讲的混合所有制）已成为常态。现实中要找到纯粹的国有或者纯粹的完全个人所有的企业越来越困难了。所以以资本所有者属性界定企业类型，已经脱离了实际。另外在出资方面，可以按照出资人类别来划分，比如中央国资投资者、地方国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

“人口负增长”下要重视人力资本建设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社会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人口总量出现负增长，比原来的预期提前了几年。所以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人口数量红利之后创造人口的质量红利，以此来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刘世锦表示，“专精特新”企业乃至整个民营企业的员工，都需要有更多的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保障，这能够提高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水平，增加高质量供给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将劳动者由流动状态转向稳定，将有利于稳定预期和长期主义，培养工匠精神。

刘世锦进一步指出，近些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已经出现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动。“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是由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在拉动。”

他表示，生存型消费是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而发展型消费比较多的采取集体消费或者公共服务的方式，比如医保、社保，与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我国发展型消费虽然潜力巨大，但是也有突出的结构性矛盾，最大的短板就是近3亿进城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补上这个短板将会释放巨大的需求增长潜力。

刘世锦以社保问题为例，“完善社保有利于稳定预期，增加流动，减少过度储蓄，增加消费。有一些低收入人群收入增加了以后，反而存到银行去了，增加储蓄，不去消费。这些做法并不是观念有问题，而是对未来有担忧，所以不得不存钱，去储蓄。”

近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推动落实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方案2023-2027年》，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推进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有机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目标和任务。

“浙江省这一次再次走到全国的前面，带了一个好头，我们期待能够对全国各地也起到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刘世锦说。

注重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立足于实体经济是当前“专精特新”企业乃至整个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命题。有关统计显示，近九成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均为制造业企业，另外有接近一成的“小巨人”企业属于生产性服务业。

刘世锦指出，当前强调制造业是立国之本，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但这与发展服务业并不冲突，特别是直接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比如研发、设计、物流、信息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法律服务等行业，最初大量都是包含在制造业之中的，随着这些业务的发展和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因采取了外包服务等形式而被划入了服务业领域。但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是相互融合、高度依赖的，对于发展高水平制造业至关重要。

刘世锦认为，目前应当把制造业和与生产性服务业一起观察，才能够客观、全面、科学地看待和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发展。

此外，当前全球经济恢复进程缓慢，外部需求下行压力加大，也对不少民营实体企业造成冲击。

刘世锦强调，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总规模已经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有较大份额的制造业是在供应国际市场需求的，仅靠国内市场无法消化，甚至可能造成严重过剩。因此，尽管面临逆全球化和“脱钩断链”的压力，中国仍然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动摇，积极稳定和扩大出口，能争取到的外需还是千方百计的要争取。

“我们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并非简单的回到传统的实体经济，不是仅重视发展物质形态生产，不是把所谓的硬科技和软科技对立起来。事实上，传统的实体经济已经大量过剩了，再多生产也未必有市场需求和竞争力。所以我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实体经济，一种是传统的竞争力下降、过剩严重的实体经济，另一种是数字化、绿色化赋能，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实体经济。”刘世锦说。

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现在的“专精特新”企业与过去的中小企业相比有一些新的特点，比如专业化、精致化、国际化水平都很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也在提升。此外，数字化程度、绿色化程度都在提高。“专精特新”企业在企业发展中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加快由传统的实体经济向数字化、绿色化实体经济的转型。这是“专精特新”企业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之路。

近期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二次会议已经指出，要把顶层设计同基层探索有机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不同地区因地制宜探索，善于发现和总结基层的实践创造，对探索创新中遇到困难的要及时给予支持。

“这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对下一步推动包括‘专精特新’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刘世锦表示，应当在国家顶层设计指方向、划底线的前提下，把市场化、法治化治理与鼓励地方基层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有机结合，允许试错探索，允许多一些自选动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各级干部、各类人才营造宽松环境。（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