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龙 曹宝明 赵霞：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提出了新粮食安全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更是将保障粮食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基石之一。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22年中国粮食总产量高达68653万吨，粮食生产取得了“十九连丰”的历史性成绩。当前，国内粮食市场稳定可控，粮食库存充裕，粮食产业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可以说，国内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这为中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坚实支撑（韩杨，2022）。

然而，在取得历史性成绩的同时，也需要居安思危，清晰认识到中国粮食安全仍存在隐患，面临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的负面冲击。从国内来看，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强烈，粮食消费升级态势日益显现，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张应良、徐亚东，2023）。另一方面，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带来的“非农化”和“非粮化”问题，以及水资源短缺和污染严重等一系列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导致粮食增产难度加大（王钢、钱龙，2019）。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粮食供需紧平衡格局难以改变。从国际视角来看，世界局势动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朱晶等，2021）；全球气候变化和极端自然灾害事件频发；俄乌持续冲突带来国际粮价波动，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从而给我国粮食进口贸易带来严峻挑战（赵玉菡、李先德，2022）。内外部的不确定性加大对新时期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必须要做好粮食安全这篇大文章。

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大报告适时提出，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充分显示了党中央对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端牢中国人饭碗的信心与决心，为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指明了方向（全世文，2022）。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是对保障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的更高要求，又是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和实现路径（程国强，2022）。只有深刻领会其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才能更好地实现新时期的粮食安全目标。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一新的重大提法，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对粮食安全保障提出的更高要求，进一步凸显了粮食安全在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经济社会全局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钟钰，2023）。但如何正确理解这一重大创新表述，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时代命题。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初步对“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进行了解读（樊胜根，2023；彭玮，2023；杜志雄，2023）。但通过梳理发现，有限的几篇成果存在以下几点不足：首先，已有研究多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具体表述进行解释，停留在文件解读层面，缺乏一个系统的逻辑框架来支撑，理论构建尚显不足。其次，绝大多数研究，对当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现实基础没有进行系统分析。最后，现有研究针对如何实现“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对策建议呈现碎片化，促进这一崭新局面尽快来到的路径分析完整性有待提升。

基于上述判断，为更好理解“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相关政策要求走深、走实，首先，论文致力于深度解读“全方位”和“根基”两大关键词，全面阐释“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科学内涵。其次，通过系统扫描和比较分析，识别全方位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根基的优势与劣势、困难和机遇，进而明晰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现实基础，从而为更好地保障新时期的粮食安全奠定良好的理论与认知基础。最后，在明晰理论内涵和现实基础上，找到重点难点，进而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梳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路径。

一、全方位夯实粮食根基的理论内涵

（一）“全方位”的科学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有相当篇幅涉及粮食安全，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粮食安全一如既往的高度重视。但此次报告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一新表述新提法（金文成，2023）。这一方面凸显了粮食安全在经济社会全局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体现了党中央对粮食安全的新思考和再部署（张云华、张诩，2023）。何谓“全方位”？从主流解读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意味着盯紧抓实粮食安全的全领域、全过程、全环节，意味着环环相扣，扣扣紧实，不留死角（杜志雄、肖卫东，2022；钟钰，2023）。但上述表述和解读偏抽象，更多是对政策表述的再阐释，逻辑体系并不完整，亟需更加深入地解构“全方位”的科学内涵。

深度剖析“全方位”是贯彻和落实这一新表述新提法的第一步。本文认为，“全方位”既代表着对粮食安全的新标准和新要求，是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也意味着实现新时期粮食安全需要秉持新思维、新理念，依靠新方式、新路径来达到目标。可以说“全方位”是手段也是目标，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论文认为，“全方位”的科学内涵包括以下六个维度（见图1）：1.短期的粮食产量和供需平衡安全，以及长期的粮食产能和生产潜力安全相结合。即“全方位”必须兼顾长期和短期安全，在时间维度始终保障粮食安全。2.粮食生产布局和水土资源等自然禀赋相互匹配，实现数量、质量、结构的粮食需求，与生产、储备、流通支撑下的粮食供给相匹配，做到粮食供需的空间格局安全。即“全方位”需要在空间维度做到粮食随时产得出和可持续，供得上和供得优。3.粮食产业链前端的物质投入、中端的粮食生产、后端的粮食消费与减损的全链条安全，以及供应链的各环节高质量衔接。即“全方位”必须保障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而非单一环节安全。4.粮食生产能力、储备与流通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国际贸易调节能力等多重能力安全。即“全方位”不仅面向粮食安全现状，而且需要锻造多重能力安全，以底线思维和综合能力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5.在大食物观引领下实现不同层次的粮食安全（口粮安全、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全方位”需要科学谋划上述三类安全的界限和相互关系，并根据外在约束变化动态调整各自权责，确保各层次的粮食安全。6.粮食内部安全和外部支撑因素安全相结合。“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不能仅仅着眼于粮食本身，应从更大范围、更宽视角、更大格局来思考粮食安全，充分考量外部支撑因素安全，以外部支撑更好实现粮食内部安全，实现粮食内外部共同安全。

（二）“全方位”的基本特征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一新表述，是对新时期守住粮食安全这条底线的更高标准和更高要求。论文认为，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新时期粮食安全的指示精神，需要认识到“全方位”的基本特征有以下五个方面。具体包括：一是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迈入新征程，粮食安全重要性不仅没有下降，其基础性地位反而愈加牢靠。实现国内经济社会稳定和国际上保持战略定力，均需要以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来支撑国家安全。二是更高质量的粮食安全。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思路需要更新，实现手段需要升级，摒弃粗放化和低质量的固有路径，走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道路。三是更加协调的粮食安全。共同支撑新时期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秉持系统论视角，强化耦合观念，实现粮食内部各类资源和要素的协调，粮食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供应链的不同部门的协作，以及粮食产业内部因素和外部支撑要素互为支撑。四是更高效率的粮食安全。端牢中国人的饭碗是底线问题，但也要讲究和提高效率。实现“全方位”，需要更充分地利用现代科技，加大先进装备应用，强化过程管理、理顺机制体制，提升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宏观调控、进出口等多个领域的效率。五是更加可持续的粮食安全。实现粮食安全需要秉持绿色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行稳致远，助力粮食产业永续发展，强化粮食安全韧性建设，保障粮食安全战略长远可及性。

（三）何谓粮食安全“根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粮食安全“根基”这一重要概念。但是从主流研究来看，多数学者偏向于解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中“全方位”这一关键词，对“根基”的关注度还不够。从词源学来看，“根基”比“基础”这一表述更深层。论文认为，明确何谓粮食安全的“根基”非常重要，因为根基不牢会带来地动山摇。只有先明确夯实的对象，才能够更精准地落实新时期粮食安全战略部署。论文认为，以下三个维度六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粮食安全的“根基”（见图2）：

第一，深挖粮食产能潜力，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粮食安全首要是“供得上”，即粮食产量有保障，并具备可持续供给能力。因此，那些影响粮食产能潜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应属于根基性范畴，比如耕地数量和质量（地），以种子培育为代表的现代农业科技与装备支撑（技），等等。

第二，打造稳定的粮食生产主体与经营体系，发挥好财政政策“益”和“利”的导向功能。粮食安全的实现最终要依靠人，依靠高效的经营体系和稳定的队伍来支撑。但是由于比较效益较低，微观主体的“非粮化”倾向和地方政府提供粮食安全公共产品的激励不足现象始终存在，需要财政支持政策维系种粮积极性（益）。需通过精准化的转移支付，帮助经营主体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种粮收益等多重方式，锻造一支专心从事粮食生产的中坚力量。此外，区域间转移支付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主产区和和非主产区间的利益矛盾始终存在，从而威胁粮食安全的实现。唯有缓解种粮者吃亏的不利局面，消除不鼓励种粮的机制设计，加快建立、健全跨区域的利益补偿机制（利），让多种粮的地区因粮而兴、因粮得利，最终实现区域间的利益平衡和共同富裕。

第三，提高粮食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点建设“能力”和“链条”两个关键根基。粮食安全需要全过程安全和全环节高质量发展来共同支撑，唯有建成有韧性的粮食产业链、供应链，能够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内部和外部风险，方能达到“全方位”的高水平要求。为此，需要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储备与流通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国际贸易调节能力等多重能力建设（能）；确保粮食产业链前端、中端和后端全链条安全，增强粮食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链），方能实现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万无一失。

二、全方位夯实粮食根基的现实基础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需要对当前国内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基础有一个全面把握，找准优势和长处、劣势和短板，精准识别可能的机遇，以及可能面临的威胁。为此，本文拟基于经典的SWOT分析法，对国内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现状进行全景式扫描与比较分析。

（一）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优势分析

当前，中国已经能够稳定地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生产世界1/4的粮食，养活世界约1/5的人口，彻底解决了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吃不饱”问题（王钢、钱龙，2019）。2022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了483.5公斤，远超世界平均水平，新时期的粮食安全战略得到了很好落实。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论文认为中国有以下三方面优势。

1.战略层面高度重视

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粮食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始终被历朝历代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基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对粮食安全问题高度重视，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情粮情，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提出“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各项部署会逐步落实，宏大愿景会渐次落地为具体政策和现实实践。

2.政策上重点支持

为确保新时期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加工、流通、储备等多个维度的能力培育，出台一系列政策予以重点支持。以生产领域能力培育为例，“十三五”期间，中央政府实施了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部署。“藏粮于地”方面，首先是加强耕地保护，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以保障粮食生产能力安全。其次是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改进农田基础设施，以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开发和利用，并有效提升耕地产能。截至2022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能。再次是持续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产权从“两权分离”转变为“三权分置”，有力地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全国农地流转率已由2002年的1.44%上升为34%，粮食种植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得到良好发展（钱龙等，2023）。“藏粮于技”方面，首先是高度重视农业科技研发，农业科技贡献率逐年提升，粮食单产水平得到稳步增长，有效扩展了粮食供给潜力。其次是大力推进粮食生产全过程的机械化和新技术应用，显著提升了粮食生产效率，促进了粮食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现阶段，中国粮食生产耕作、种植和收割等环节机械化占比已超过70%，科学技术贡献率也迈上60%新台阶（王玉洁，2023）。

3.财政上大力投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对涉粮财政资源进行了优先保障，确保了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并稳定于高位，国内粮食储备充裕、粮食市场和价格稳定，粮食产业健康发展。可以说，在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和产业发展等多个领域，政府投入了大量的真金白银。以粮食生产领域为例，政府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稳定粮食供应，每年在农业四项补贴（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领域给予经营者实实在在的直接补助。据统计，自2021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已发放实际种粮农民补贴700亿元。此外，政府还陆续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粮食生产支持政策，间接对种粮者予以资金支持，包括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政策（2004年）、玉米和大豆的临时收储政策（2008年）及后续的“价补分离”政策（2016年），等等。已有研究证实，以政府财政投入为支撑的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有效促进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宋亮等，2019），稳定和提升了粮食种植比例（许庆等，2022）。可以说，国家财政投入优先保障是实现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最大底气。

（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劣势分析

虽然中国粮食生产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但实现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和确保更高水平粮食安全仍然面临以下几点挑战。

1.种业实力不强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虽然我国在种业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美国等农业强国相比，实力仍然偏薄弱（李顺国等，2021），并且面临较大风险，主要表现为种源安全、繁育安全两个重点领域存在短板（孔祥智、徐拓远，2021）。具体而言，种源安全风险包括：一是种质资源保护不彻底。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发现，主要粮食作物地方品种的数目丧失比例高达71.8％。二是优质资源流失严重。我国很多传统种质资源流至国外后，被他国改造、抢先注册申请知识产权，严重侵害了我国正当权益。种业繁育安全风险方面，突出表现为研发主体实力不强、育种高尖端技术被垄断两大瓶颈。国内育种企业多是中小企业，市场竞争力弱，面对国际跨国大公司，很难进行抗衡。高尖端技术方面，我国种业研发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如分子育种技术90％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科技强国手中，这极易形成受制于人的风险。

2.“非粮化”形势依然严峻

相对于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的比较收益更低。近年来，农药、化肥等化学农资价格快速上涨，劳动力价格以及土地租金增长也较快，使得粮食种植收益更是持续走低，经营主体种粮积极性受到显著负面影响，导致耕地“非粮化”现象依然严峻。2015-2020年期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由17.84亿亩下降到17.52亿亩，粮食作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由71.31%缩减到69.72%（钱龙等，2022）。此外，种粮者经营收益较低，还与区域间的利益补偿机制不够完善、协调机制失衡有关（陈璐等，2021）。粮食主产区和主要产粮大县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诸多研究表明，相对非粮食主产区和非产粮大县，多种粮的主产区和产粮大县农户收入更低，当地城市化水平更低，地方财政收入也更低（赵和楠、侯石安，2021）。种粮者不得利，显然不利于激发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的种粮积极性，从而对粮食安全构成负面冲击，也不利于全方位夯实粮食根基。

3.金融对粮食产业的支持力度不够

金融有效支持是实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之一（鞠国华、王燕，2020），然而，由于粮食产业的天然弱质性，导致金融主体不太倾向于对粮食产业进行重点支持。诸多研究表明，无论是粮食种植者，还是粮食流通和加工企业，普遍面临较为严重的信贷配给（王金秋等，2019），金融机构对涉粮主体的歧视现象依然较为突出，尤其是商业性金融支持粮食产业发展的积极性还有待提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年度）》，截至2022年末，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13.99万亿元，其中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49.25万亿元，占比不足四分之一。这与政府鼓励金融机构要在支农惠农中促进粮食产业发展的要求有较大差距。正如一些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信贷资源获得不足，制约了粮食生产规模化（王晶等，2018），让粮食企业难以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实现。

（三）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机遇分析

全方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不仅要明确当前的优势和劣势，而且需要对未来有研判，抓住可能的机遇，论文认为，我国在实现上述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方面，需要抓住以下两个重大机遇。

1.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向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制转换

2013年后，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成为落实地方政府保障粮食安全责任的重要抓手，并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为实现更高层次的粮食安全保障，在新形势下，党的二十大报告适时要求，粮食安全要党政同责，地方党委和政府都要抓。这意味着粮食安全考核从省长单一负责制转变为省委书记和省长双责任人制。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实际上是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安全考核（刘慧、赵一夫，2023）。在压力型政治框架下，面临粮食安全考核的一票否决，更好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会层层传导。因此，预期在这一新的考核要求下，省、市、县、镇等各层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会更加重视粮食安全问题，高质量完成粮食安全的属地任务也会成为地方党委和政府重要工作部署，这对全方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无疑是利好的。

2.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得到重点推进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粮食消费结构也出现了升级转型态势，人民群众对更高质量粮食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这就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审时度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得到了重点推进，驶入快车道。2017年，优质粮食工程开始启动，统筹推进粮食产后服务体系、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和“中国好粮油”行动。2019年一号文件也指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发展粮食产业被视为带动农户增收和繁荣乡村产业，以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近些年来，各地大力推进粮食产品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粮食产业链得到有效延长，价值链得到显著提升。截至2020年，“中国好粮油”行动增加优质粮食超过5000万吨，全国粮食产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2万亿元。在实现产业强、粮食安的同时，带动了粮食产业链上下游主体的稳产、增收和增效，为全方位夯实粮食根基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

（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威胁分析

除了抓紧可能的机遇，还需要对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可能劣势有所把握，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具体而言：

1.国内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

若要保证粮食安全，充足的水土资源是最基本的，但中国粮食生产面临较为严峻的水土供给约束。首先是耕地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需求，土地占用带来的耕地减少压力始终存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2009—2019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了753.33万公顷，年均减少75.33万公顷，加之国内耕地后备资源也十分不足，耕地面积保障压力将史无前例（肖卫东、杜志雄，2023）。此外，耕地质量不高问题也很突出。农村农业部发布的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显示，国内一至三等的优等耕地面积为6.32亿亩，仅占总面积的31.24%。其次是水资源供应压力紧张。农业用水长期以来都是全国用水的第一大户，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农业生产用水量高达3644.3亿立方米，是全国用水总量的61.56%。但是中国水资源总量短缺，人均水资源更是严重不足，是全世界最缺水的13个国家之一，更为严重的是国内水资源分布极其不均（钱龙等，2022），且水污染情况严重，这对后续粮食生产和增产形成了严重挑战，不利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实现。

2.产后端粮食损失和浪费严重

粮食增产有利于粮食安全，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则是另外一种保障粮食安全的方式。然而，国内粮食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仍然面临较为严重的粮食产后损失问题。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水稻、小麦和玉米产后综合损失率分别为6.9%、7.8%和9.0%，三者平均损失率为7.9%，高于发达国家作物产后损失水平（高利伟等，2016）。另一项针对全国粮食产业不同环节损失浪费调查的评估工作，证实中国粮食产后综合损失率为15.28%（赵霞等，2022）。此外，餐桌上的粮食浪费规模也不容忽视。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团队的估算，中国城市餐饮业造成的食物浪费约为1700万吨—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5000万人口一年的食物。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报告显示，消费环节的粮食浪费主要存在于商业餐饮、公共食堂和家庭饮食三个领域，不考虑居民家庭饮食的城市餐饮每年产生的食物浪费约为340亿斤至360亿斤。减损就是增产，粮食产后损失和浪费不仅造成了粮食的白白浪费，威胁粮食安全，而且意味着生产粮食的水土等资源的无效投入，粮食浪费本身还会带来温室气体排放、重金属污染等负面环境问题（王灵恩等，2021），这对粮食安全的实现也十分不利。

3.粮食进口贸易不确定性增大

当前，粮食进口贸易已成为保障国内粮食供给的重要补充。但中国粮食进口多元化水平偏低，引致粮食进口存在较大风险，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粮食进口品种高度集中。数据显示，在2021年粮食进口中，大豆占比为58.7%，玉米占比为17.2%，二者合计占比高达3/4。二是粮食进口来源高度集中。以大豆进口来源国为例，美国、阿根廷、巴西三国出口占中国进口规模总和的90%之上（李天祥等，2022）。一旦发生重大贸易政策冲击，对中国粮食安全的负向影响会很大。三是粮食进口方式高度集中。海运是中国粮食进口的主要方式，占国内粮食进口总量的90%以上（李天祥等，2022）。从运输路线来看，部分粮食品种进口的海运路线相对固定和单一，且大多需要途经国际海洋运输的一些关键咽喉要道。如果交通枢纽地区发生社会动荡等突发性事件，将极容易影响粮食进口贸易的定性。而且，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频频举起贸易制裁的大棒，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断发生，这些也会对我国粮食进口贸易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2013年以来，中国开始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并积极发展“RCEP”等多种区域合作机制，努力降低进口贸易的上述三类风险，但短期内粮食作物进口“三个高度集中”的特征难以改变。

三、实现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路径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一新的重大提法，体现了新形势下党中央对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视。但必须认识到，我国当前距离“全方位”还有很大差距，需要从稳定粮食生产要素投入和科技支撑，稳定生产主体和高效经营体系培育，开源节流和节约粮食，优化区域间的利益补偿机制建设，加强宏观调控等多重能力建设、实现产业链高质量衔接，保障供应链稳定性、实现粮食产业内外要素联动多个维度，采取全过程、多领域、各方面和系统性的措施，深入推进和落实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一战略要求。应对思路方面，针对具体问题，可出台针对性的举措来纠偏；对长期系统性问题，需要机制优化和制度创新来解决粮食安全隐患，主要包括以下十大具体举措：

第一，要坚持“藏粮于地”，守好耕地这个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有土斯有粮，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触碰，要严格落实“占补平衡”，坚决杜绝“非农化”和防止“非粮化”，确保粮食种植面积不减少，粮食产量不下降。还应加快提升耕地质量，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要深入实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切实加大对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加对基本农田整理、土地复垦、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投入，提升耕地地力和可持续生产能力，夯实粮食安全的土地根基。

第二，从科技支撑上，要坚决落实“藏粮于技”。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提升粮食产业科技贡献率，尤其要重点突破种业“卡脖子”等关键核心技术，保障国内粮食安全不因种源问题出现重大风险。针对中国粮食安全重点表现为饲料粮安全，要注重加强对玉米和大豆的耕作新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应用，尤其应鼓励发展青贮玉米等优质饲草饲料，提高国内饲料粮自给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加强能够提升粮食流通效率和减少加工损耗的装备和技术研发，充分发挥机械化在粮食全产业链中的节本增效、提质减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三，切实保障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加工、销售等各类主体的经济利益。稳定的生产队伍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要进一步统筹保护好小农户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利益，通过完善生产支持政策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以提高种粮比较收益为最终落脚点，千方百计地让种粮者有利可图。对于粮食产业链其他主体，包括粮食流通、储备、加工、销售等各类主体，也要通过政策保障和市场激励等方式来切实保障他们的合理利益诉求，确保其盈利水平不低于当地平均水平。尤其是承担粮食储备任务、负责区域性应急保障任务的各类企业，要对其发挥的正外部性作用予以适当补贴，从而激发各类主体从事粮食产业的积极性。

第四，从开源节流来看，既要重视提高粮食生产与供给能力提升，又要开展粮食节约行动，减少产后损失和浪费。节约粮食是另一种增产，而且有效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和消费阶段的浪费，在现实层面更具操作性。因此，一方面应在粮食产后的收获、加工、储运等环节，加快开发和应用减少粮食收获损失的农业机械装备，加快推广减少粮食储备损失的仓具，进一步推进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提档升级和服务能力提升，加快落实粮食加工过程的适度加工技术改造。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爱粮节粮宣传教育，提升个体节约粮食的意识和能力，营造人人节约的社会氛围。与此同时，要加快推进《反食品浪费法》的落地实施，加大处罚力度，对餐饮、食堂等公共场所的粮食浪费形成有效威慑。

第五，优化区域间利益补偿机制方面，要尽快扭转产粮越多地方越吃亏的局面。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但是不同地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差异。对此，既要形成主产区和非主产区齐抓共管的责任分担局面，避免粮食安全责任过度集中，又得尽快完善区域间的利益补偿机制。针对区域间转移支付机制不完善的局面，要加快形成责任分担和利益贡献相匹配的局面。在中央统筹下，形成转移支付向产粮区和种粮者倾斜、向粮食从业主体倾斜的新格局，让产粮区地方政府、种植主体和其他各类粮食经营主体，能够因粮致富、因粮得利，营造各方争相落实粮食安全责任的良好局面。

第六，从宏观调控能力方面来说，要持续改善这一领域的能力建设。对此，一方面，要保障粮食收购政策的基本稳定，做好收购工作，确保粮食储备充足。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粮食加工和综合流通能力建设，确保常态化保障。还应加强应急保障体系建设，优化布局，做到关键时候能够供得上、供得优。此外，各级政府要始终重视粮食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在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加强民生和底线意识，保持粮食价格处于合理波动范围，维护物价稳定大局。具体而言，各地应结合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全过程，从保障粮食生产可用性、粮食流通可得性、粮食价格稳定性和粮食生态持续性四个维度出发，着重打造符合自身禀赋条件的安全保障体系。

第七，激励和引导金融业加大对粮食产业发展的支持。金融和信贷支持是实现产业良性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实现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和实现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尽快扭转信贷约束严重、资金支持和保障有限的不利局面。对此，既要继续落实和扩大政策性金融服务粮食产业发展的功能，又要引导商业性金融加大投资粮食产业，对其发挥正向作用给予政策扶持和激励，鼓励金融机构加大融资产品创新，为粮食产业发展量身定做相应的金融产品，以有效缓解粮食产业发展的信贷配给约束。

第八，粮食产业链高质量衔接方面，一个突出问题是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和销售等多个环节衔接度不高，导致粮食供需总量、结构、区域分布等存在不平衡现象。为扭转这一不利局面，要加快构建粮食安全利益共同体，通过纵向一体化、利益联盟等多种形式，加强不同环节、不同主体之间的行动协调，减少过度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避免无效和低效资源配置，增强供需匹配和上下游主体联动，从而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

第九，从粮食供应链韧性来看，在坚持以我为主的前提下，要确保粮食供应链全链条安全有保障和风险可控。在保证国内粮食供给稳定、优化粮食产业链布局、弥补供应链短板的同时，还应从全球视角布局我国的粮食贸易网络，做大粮食“朋友圈”，实现粮食进口风险分散。应在“一带一路”倡议、“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多个框架下，继续优化和拓展粮食进口来源地的全球布局，降低对特定国家、特定线路的依赖度，避免重大自然灾害、地缘政治冲突等突发事件对粮食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负面冲击。

第十，要高度重视粮食产业内外部可能的风险防范。除了重视传统视域下粮食产业内部各类支撑要素的安全，还需要意识到粮食安全需要外部条件予以有力支撑。这些外部因素如果缺失或者支持不到位，也会对粮食内部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需要秉持粮食产业内外联动的思路，确保外部支撑条件的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