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全球产业链博弈加剧，中国还有哪些发展机遇？

19世纪早期，随着蒸汽动力技术的突破，长距离运输成本得以显著下降，全球各地区间的贸易量激增，全球化的进程拉开了序幕。贸易成本的下降使得国际间的分工生产变得有利可图。国际生产分工的形成来源于国家间比较优势的差异，其核心是一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中具有不同的机会成本。由此，全球生产分工的格局开始显现。

在全球生产分工模式初步建立后，一国的工业品生产已并非完全依靠自给自足，而对于国际贸易的依赖也意味着一国的生产存在受外部影响而中断的风险，产业链安全逐步开始成为一国衡量国家利益时需要着重考虑的因素。

在二十世纪初英国和德国的大国冲突中，生产安全问题便是冲突发生的重要导火索。出于对美、德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的担忧，英国采取了一系列遏制竞争对手的措施。譬如，英国曾禁止对美国出口生产设备以及技术工人移民，也曾试图限制德国的石油、铁矿石进口。但从结果来看，英国对美国的遏制措施并未成功，其原因如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一书中指出的，美国资源充沛且同英国地理距离较远，英国在西半球没有任何美国的竞争对手可以作为英国的盟友，英国意识到能够遏制住美国的可能性较低，而来自邻近德国的威胁对其则更为紧迫。

对于德国来说，本国有限的资源无法完全支撑其快速增长的工业能力，德国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较为依赖从其他地区进口。来自英国的进口封锁严重威胁到了德国的工业生产，持续施压的外部环境则进一步降低了德国对未来的贸易预期，最终导致德国选择发动战争，通过吞并其他国家以获得所需的原材料。

从全球生产分工初步建立的历程来看，技术进步和竞争优势是影响这一时期全球生产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突破令国家间的生产分工变得有利可图，对贸易利得的追逐则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同时，国际分工模式带来的贸易依赖也使得产业安全开始成为国家之间冲突的重要起源。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对全球贸易的破坏后，全球化的进程在战后逐步重启。20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将纺织、钢铁等传统制造业向日本和联邦德国转移。

受益于美国的扶持，日本和德国在战后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发展，而随后也走上对内产业重组、对外产业转移的道路。囿于日本国内劳动力成本以及进口资源价格的上涨，日本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在7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从国外大量进口资源和能源并对外出口机械设备的“贸易立国”模式遭遇阻力。石油危机造成的资源匮乏冲击和由此所激发出的浓重安全危机，迫使日本政府开启了“技术立国”的战略，通过加大对研发创新的投入，致力于计算机、电子、光学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日本电子产品行业的就业占比在70年代中后期增长迅速，并于80年代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制造业行业。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日本也相继将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化工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东亚其他地区转移，进而开启了战后第二轮国际产业转移浪潮。

东亚地区是战后第二轮产业转移主要发生的地区。“亚洲四小龙”在50年代通过进口替代策略初步奠定了轻工基础。凭借人力成本和区位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建立起竞争优势后，“亚洲四小龙”纷纷转向出口导向政策。此后通过轻工业的出口积累以及承接来自日本的钢铁、石化、运输设备等产业，“亚洲四小龙”在70年代建立起了部分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产业优势，并开始逐步将服装纺织工业向印尼、菲律宾、泰国等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国家转移。

上述东亚地区的跨国分工和产业转移模式被学术界称为“雁行模式”。东亚的“雁行模式”以日本为雁头、“亚洲四小龙”为雁身、东盟国家为雁尾，依次形成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梯次产业分工体系。“雁行模式”对驱动东亚各国在二战后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高级工业品和发展中国家低档工业品之间的贸易、发达国家之间差异化工业品的贸易成为这一时期国际贸易的主要形态，产业内分工逐步替代产业间分工成为全球产业分工的主导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通讯技术使得企业能够便捷地远距离发布指令、协调生产环节，从而降低了生产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的运作成本。为了实现对全球资源的充分利用，企业将产品生产中的不同工序和流程分散在不同地区，跨境生产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由产业层面深入到产品工序层面，产品内分工成为主导全球贸易分工的主要模式。生产全球化的模式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全球贸易在20世纪90年代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时期，2015年的全球出口总额较1988年增长了19倍。

跨国公司为获得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寻求最优资源配置的生产策略是全球生产网络形成的主要原因。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跨国公司依据全球不同地区的禀赋优势，将不同的生产工序在最佳的地点组织生产。虽然生产的全球布局提高了跨国企业的生产效率，但生产的碎片化也引致了额外的成本。

总体来看，当跨国公司分散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大于风险成本和协调成本时，跨国公司就会选择更多地将生产工序进行全球化生产，使得全球生产分工模式向产品内部进一步细化。

在本轮生产全球化的浪潮中，低成本劳动力规模空前庞大的中国，跃升为全球贸易和生产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在效率因素对全球产业链分布的驱动下，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中心。从全球增加值供给网络来看，中国从2000年的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国家，在2014年成为了亚洲多数国家的主要中间品来源国，以中国为轴心的亚洲生产网络已经显现。当前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呈现出以美国、德国、中国为核心节点的“北美-欧洲-亚洲”三足鼎立格局。

虽然生产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为全球带来了一段宏观上高增长、低通胀、超长景气的“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时期，但矛盾却开始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积累。

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产品内的分工模式使原先不具备生产完整产品能力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仅需要专注掌握生产工序中的某一环节，也可以在产业链中获取相应的收益。但在这一分工模式下，发展中国家承接的生产环节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安排的，发达国家往往将设计、研发、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保留在手中，产品的主要利润依然被发达国家所攫取。利润和技术积累的缺失导致发展中国家难以进行产业链升级，且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环节的可替代性相对较高，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又进一步挤压了发展中国家的利润空间，最终造成了“低端锁定”的问题。

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则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产品内分工模式下发达国家进一步扩大对外产业转移的力度，国内仅保留部分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制造业占比不断下降。服务于高附加值环节的知识型劳动者和跨国公司的投资者都在全球化中取得了可观的投资回报。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去工业化的进程造成非技术劳动者的收入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激化了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矛盾，民众将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全球化的生产分工模式。对全球化的反对引发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极化，美国和欧洲受到全球化影响较大的地区呈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政治支持倾向。在政治极化的影响下，发达国家的政府纷纷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通过加征关税、重振制造业计划、产业回流等手段以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随着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日益凸显，全球生产网络在金融危机后陷入停滞。中间品贸易占比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在2008年的峰值后逐步下降。而近年来，大国竞争格局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则重新突出了安全因素对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影响。

近年中美摩擦、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提高了全球经济中的政治风险和灾害风险，各个国家和跨国公司开始重新审视安全问题在生产布局决策中的重要性。为应对加剧的不确定性风险，跨国企业开始更加注重供应链条的可替代性，以降低断链带来的生产停摆风险。根据对德国企业的调查，接近半数的德国制造业企业表示将在近期加强供应商的多样化。因此，外部风险的上升使跨国企业从原先以效率优先的产业链布局逻辑转变为兼顾效率和安全的逻辑。

基于上述对全球产业链演化历程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取决于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本文将影响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三种力量：技术演进、竞争优势和风险环境。在全球产业链发展的不同时期，这三股力量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强弱，共同塑造了全球产业链格局。

（一）技术演进是全球产业链发展的基础。蒸汽技术的突破拉开了全球生产分工的序幕，此后历次工业革命都推动了全球产业格局的转变和生产分工形式的深化。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生产环节间的运输和协调成本不断降低，显著地改变了产业链上的生产组织方式，生产分工得以在空间和工序上实现分散，令企业能够更大程度地利用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

从历史经验来看，国家实现产业链地位跃升往往伴随着科技重心的转变。美国对英国的赶超正是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钢铁、石化、电气工业的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石油资源重要性的提升也助推了拥有更丰富资源的美、德在重工业的发展上超越了英国。此外，电子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时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上，通过大力投入研发创新，掌握了电子信息产业链中部分环节的核心技术，从而实现了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上游攀升。

展望当今科技发展方向，数字化和绿色化将深刻地改变全球产业链的要素禀赋格局。数字化进程对产业链的影响同上一轮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对产业链的影响较为相似，但其影响程度将进一步深化。数字化生产将深度融合产业链中的生产和服务，进一步模糊产业链上下游的边界，并更加强调生产中知识、数据等数字要素的重要性。生产技术的绿色化则可能为全球产业链格局带来更为显著的要素结构变化。当前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问题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实现生产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危机、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产业链绿色化以能源转型为前提和基础，清洁能源主导地位的确立将改变现有的以石化能源为主的全球能源出口格局。能源转型也开辟了新的产业发展空间，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此外，低碳转型对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了额外的发展约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传统要素成本优势。绿色发展级差将重塑国家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

（二）企业对竞争优势的追逐是全球产业链演化的动力。技术的进步使全球化分工成为了可能，而国家和企业对竞争优势的追逐则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分工结构的发展和变化。为了实现对全球资源的充分利用， 工业国从农业国攫取原材料的动机催生了早期全球贸易的垂直分工形态。战后不同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则推动了国家间的产业梯度转移。为了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实现更为充分的利用，跨国公司以工序为单位进行的跨境生产布局塑造了全球生产网络。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和细化的背后是国家和企业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的的生产决策。企业在技术条件的允许下尽可能大范围地整合和利用资源以实现效率提升，是企业追逐竞争优势的内在要求。因此，在全球分工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企业追逐竞争优势的动机都是塑造全球产业链格局的重要因素。

（三）外部风险的上升则会驱动产业链布局更加注重对安全因素的考量。历史上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一般是在国际局势较为稳定、国际经贸规则运行顺畅的阶段。此时，安全因素对全球产业链格局的影响作用逐渐淡化，对生产效率的追逐是塑造产业链形态的主要动因。而当外部风险上升时，产业链的脆弱性问题逐渐暴露，安全因素在产业链格局中的地位便逐渐凸显。譬如20世纪初，欧洲大国间的利益争使贸易中断的风险加剧，工业生产对原材料贸易的依赖则增加了贸易中断的潜在损失。对生产安全的担忧是引发德国对外发动战争的原因之一。近年来，由大国之间的经贸摩擦而导致的产业链脱钩风险不断上升，而新冠疫情的爆发也使企业意识到加强供应链应对突发灾害能力的重要性。当前不确定性加剧的全球环境提高了经济安全在产业链布局中的重要性，驱使企业的产业链布局在安全和效率的权衡中做出新的调整。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技术演进、竞争优势和风险环境是三股驱动全球产业链结构演化的主要力量，这三股力量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强弱共同影响了全球生产分工格局。

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这三股力量则分别对应着绿色化、效率性和安全性这三种影响下一阶段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因素。

新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可能降低跨境生产风险带来的潜在损失，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国家间对新技术领域的竞争而加剧全球产业链面临的风险环境。因此，绿色化、效率性和安全性对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也并非独立存在，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趋势。

在兼顾效率和安全的产业链布局逻辑下，全球产业链会向着多国化、多中心化的方向发展。虽然多国化多中心的产业链发展趋势将使已然成为“世界工厂”的我国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迁压力，但中国仍将是未来全球产业多中心之一极，由此为我国中、高端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产业链多国化的趋势，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在多个产业链中心设厂，扩大国际合作、实现产业链多地备份提供了重要机遇。

全球绿色转型将通过改变要素禀赋结构进而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产业绿色化或将成为未来我国新型比较优势的源泉。在全球产业链低碳转型的趋势下，我国相对其他新兴工业国已初步具备绿色先发优势。而相对欧美发达国家，我国若能抓住绿色产业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绿色产业链中确立领先地位，便能令我国在同发达国家的产业竞争中实现“换道超车”。

产业链绿色转型将成为大国争夺全球产业链主导权的重要领域。欧美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多地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名义，实施维护自身产业竞争力、打压竞争对手的政策。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绿色转型在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替的趋势，更是各国确立在未来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争夺全球经贸规则话语权的重要领域，也是我国向产业链高端攀升、重塑全球经贸秩序的重大战略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