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晶：民营经济与地方政府是结构性改革的两个核心

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9303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比一季度加快1.0个百分点。7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张晓晶谈到新著《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并对2023年下半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做了方向性的预测和分析。

张晓晶认为，下半年宏观调控刺激经济政策已经陆续出台，降息、中央发债都有可能，但要警惕突破风险监管原则和法律框架。除此之外，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解决地方政府债务是较为迫切的两大难题。

问：你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观察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在新著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研究发现？

张晓晶：《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增长奇迹，系统梳理了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经验，突出的有五个方面：一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一创举，不仅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逻辑主线。二是坚持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三维统一，这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效率的一维视角迥然相异。三是实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为主的“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在标准的稳定化政策之外加上了规划，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四是促进地方竞争激发地方活力。这在全球语境中特别是与成熟市场经济体比较中，是独特而有效的发展路径。五是努力寻找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起全部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不意味着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用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问：你在新著中强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核心在于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一方面，稳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你认为有哪些需要做的？

张晓晶：当前有两个问题很核心也很迫切，值得研究。首先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这是我们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民营经济如何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发挥它的作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目前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当前，对民营经济，在法律层面和经济规则层面，仍然有很多不公平问题亟待解决。这种歧视一定要改过来。

另一个结构性改革需要想办法解决的问题是给地方政府“松绑”。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成为新时代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现在债务问题成为很多地方政府“最头疼”的负担。这种情况下，中央要想办法把地方债务承担一部分，让地方能“轻装上阵”。

问：当下，用什么样的指挥棒来促进新形势的地方竞争，成为经济恢复到潜在增长水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你怎么看地方的GDP竞争？

张晓晶：没有地方竞争，包括所谓的GDP竞争，就没有我们过去4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在今天我们仅仅去竞争GDP是不够的，竞争目标应该由GDP转变成高质量发展目标，如公共服务、就业、环保等方面。

地方竞争仍然是未来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关键是怎么竞争，这既要顶层设计，也要地方自己去探索。原来的地方竞争是地方自己探索出来的，中央给予认可。当前的转型阶段，更需要鼓励地方探索、基层创新，“高手在民间”。

目前宏观调控已经有所动作。所谓一揽子计划也不一定是一起放出来，这次可能分拆了，实际上点点滴滴已经在做了。而且更倾向于多做少说。

降息还在酝酿中，降的可能性较大，包括调整存贷。房地产的金融支持政策延续到明年底。平台监管也逐渐进入常态化。其他方面，发债、突破赤字都是有可能的。中央发债可以缓解很多问题。美国经济就是通过政府债务的扩张盘活了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如果中央发债，可以让企业资产负债表、居民资产负债表和地方政府负债表有所修复和改善。后三者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自然更有动力往前走，有很大希望。

二季度6.3%这个增长率低于市场预期，应该会使得这些政策出台概率更大一些。但总体上肯定还是坚持稳增长、防风险的基本原则。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这次刺激政策的安排，应该有别于上次的“四万亿”。就是所有这些政策必须在我们已经形成的规则范围内，而不要去突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风险监管原则和法律框架。我们可以采用规范的方式，比如通过中央发债是规范的，而不是通过各类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发债规模的扩大以及用途安排，也需要走法定程序。要避免再度出现所谓的“前期政策的消化期”。（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