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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gecccn 于 2020-2-19 15:35 编辑
陈文胜（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为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切实发挥“三农”的压舱石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2020年一号文件，对“三农”领域重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省委、省政府也做出了具体安排。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之年，特别在发生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重大社会公共危机背景下，如何决胜全面农村小康？如何推进乡村振兴？2020年湖南“三农”工作如何突围？记者就此采访了陈文胜教授。
1、站在推进全面小康社会与全面现代化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三农”工作的战略重点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主，逐步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主转变
湖南日报：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2020年1号文件的主题是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有什么深刻的现实背景？
陈文胜：按照党的十九大总体部署，2020年处于脱贫攻坚全面进入攻城拔寨的决胜期，到2020年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将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同时也处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起步阶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阶段。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是当前中国全社会的两大国家战略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明确要求，“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因此，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也只有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实现乡村振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要求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首次提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明确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重点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主，逐步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主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中国社会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就不仅是未来乡村振兴的重要核心内容，更是乡村振兴的一项具有长期性战略任务。特别是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突发武汉疫情危机的背景下，更需要稳住“三农”基本盘作为战略后院，非同寻常地凸显着压舱石和稳定器的战略作用。
2、湖南作为“精准扶贫”的首倡之地，决胜全面小康必须应对三大现实挑战
湖南日报：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湖南决胜全面小康的最大现实挑战是什么？
陈文胜：湖南作为“精准扶贫”的首倡之地，对标对表中央要求，积累了诸多脱贫攻坚有益经验，为湖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要看到，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我国农产品消费结构整体转型，近几年来主要农产品价格出现国内外倒挂的基本态势，又突发武汉疫情危机，势必对我省全面小康与乡村振兴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挑战之一：农业仍然面临供大于求与供不应求并存的矛盾。根据人多地少的省情，省委、省政府推进了以精细农业为取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农业高质量发展上迈出了新步伐，不少地方的特色农产品无论是内在品质还是外形包装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也仍然存在着大宗农产品品牌优势不明显、销售渠道不畅、农产品同质化竞争、低端产品去产能难等突出问题。如以华容县的华容稻、南县的稻虾米、道县的富硒大米为代表的优质大米供不应求，而大多数普通大米销路不畅。同时，农产品优质不能优价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其中冷链物流设施滞后导致瓜果与蔬菜等优质农产品应季集中上市而供大于求、价格下跌，在非出产期价格上涨而产品供难应求。
挑战之二：农村基本公共供给面临由特惠向普惠转变的难题。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以特惠政策集中力量推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效。但调研发现，不少非贫困地区农村也突出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基本社会保障等薄弱环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尚未完成的硬任务，迫切需要公共财政的农村投入由特惠向普惠转型。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严峻，国民经济结构性减速或将成为今后一定时间内的阶段性趋势，必然影响到作为农业大省对“三农”的财政投入方式和投入水平，如何应对农村基本公共供给由特惠向普惠转型，是确保补齐我省农村全面小康短板的一个现实难题。
挑战之三：农民增收面临经济环境导致多重叠加的压力。湖南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大省，受国民经济下行的影响，农民在城镇就业的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武汉疫情的影响，造成了不少行业停工停产，不仅直接导致作为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来源的工资性收入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还直接导致农产品消费需求变化而影响到农民经营性收入的增长，而且直接导致财政收入的放缓而影响到农民的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支撑农民增收的传统动能在走弱，新的动能尚未形成，使农民的资产缺乏转化为资本的确定性途径，表明农民财产性收入也面临着不确定性的困境，增收形势极为严峻。还必须要看到，如果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返乡已难又留城无望，就不仅仅是导致大规模返贫的问题，更可能导致决胜全面小康失去强有力的支撑，引发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3、对标对表农村公共供给“补短板”，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所需要突破的最后堡垒
湖南日报：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2020年农业农村工作最重大的任务是对标对标“补短板”打赢脱贫攻坚战，结合我省现实挑战，补齐全面小康的“三农”短板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陈文胜：从我省实际来看，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仍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中的突出短板，需要进一步完善补齐乡村短板的体制机制，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更明确的目标是，要以“全面小康决胜年”为抓手，推动努力实现“一脱贫三促进六覆盖”。而其中“六覆盖”的农村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农村安全饮水、基层公共服务（一门式）、农村危房改造、农村通组道路是“补短板”的核心内容。
最根本的是按照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加快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公共财政实力不强的我省来说，必须按照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集中力量满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避免一些地方出现的超需求、超标准的形象工程，防止不需要补短板的重复补、该补的却没补上。在公共资源配置和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时，要制定出为基层所接受、为农民所欢迎的政策措施，在确保“两不愁三保障清零”的基础上，优先解决好最突出的民生短板。
4、突出市场导向发展精细农业以提高效益、激发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积极性，是“保供给”的工作难点与战略重点
湖南日报：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结合我省实际，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的战略重点是什么？
陈文胜：湖南作为鱼米之乡，主要农产品生产不是问题，如何提高农产品效益、激发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积极性才是“保供给”的关键问题。如华容县吉娃米业的优质大米可以卖到34.5元一斤且供不应求，而普通大米只有2.5元一斤，公司收购农民的优质稻每百斤220元，比政府收购价的126元高出94元，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无需政府发动就很高，订单面积已达30万亩。因此，“保供给”要突出在解决农产品同质竞争与低端农产品供大于求的两大难题上下功夫，以精细农业为取向，实现农业发展由“以量取胜”的低端路线向“高品质、高附加值、高盈利”的品牌路线跨越，形成从行政推动为主逐步走向政府引导下市场驱动为主的农业发展机制。
在具体措施上，就要将具有品质与市场竞争力的区域品牌作为完善乡村产业发展规划战略的重点与政府资金项目落地的依据，进一步明确洞庭湖生态农业经济区、长株潭都市农业区、湘南特色农业区、大湘西生态保护与休闲旅游农业区四大区域功能定位，立足农业自然资源与市场需求，在建立区域农产品品牌目录制度框架下形成各区域农业产业布局的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按照“一县一特”“一村一品”的思路，错位发展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优质产品，实现农产品数量、质量、价格量“三量齐升”。
5、小农户不仅是农村全面小康最广大的主体和最根本的力量，更是决胜全面小康“强弱项”的最大约束和主攻方向
湖南日报：决胜高质量脱贫攻坚，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是“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结合我省实际，全面小康建设“强弱项”的主攻方向是什么？
陈文胜：根据我省人多地少的现实，95%以上的农业经营的主体是小农户，但农业的支持政策大多偏向规模大户和农业企业，绝大多数农民未获得规模大户和农业企业的公平政策待遇，导致绝大多数农民的积极性得不到有效发挥，而垒大户形成的规模只有盆景效应，难以形成带动湖南农业发展的社会效应，还成为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把强化对小农户的支持作为“强弱项”的主攻方向，支农惠农的重点向占全省农业经营主体95%以上的小农户倾斜，作为破解湖南农民收入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强农之举。
突出农业社会化服务，着力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不强的弱项。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具体政策，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与小农户的生产经营合作机制。在鼓励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推动农业向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转变，明确财政支持全面推进县级农业信息化平台建设，依托“互联网+”建立城乡生产与消费多层次对接的空间载体和经营主体，不断扩大城市对乡村社会化服务规模来提高农业技术装备规模和市场化水平，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突出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农民综合合作社发展，着力解决农业组织化程度不强的弱项。借鉴浙江等省经验，深入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加快形成符合合作制原则的现代产权结构和治理机制，采取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广泛吸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民入社，开展与农业经营主体、农业服务主体、农村商业银行等各类主体的深入合作，形成集生产、供销、信用服务功能于一体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
突出以畅通民意表达渠道为重点健全乡村民主治理机制，着力解决农村基层治理能力不强的弱项。按照党中央要求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原则，就必然要求以农民主体地位的立场、站在属于农民的乡村，保障和支持农民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乡村自治机制在乡村社会当家作主，确保公共服务满足农民最迫切的需要、公共决策满足农民最广泛的参与、公共权力满足农民最根本的尊重，是农民主体地位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的最直接体现，也是乡村治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要求。
6、由以一村一户的帮扶为主导，转向对县域经济整体发展的支持为主导，增加就地就业机会是“促增收”的重要途径
湖南日报：根据中央一号文件，“促增收”是全面小康的基本要求，结合我省实际，“促增收”的重要途径是什么？
陈文胜：随着脱贫攻坚战的重点难点取得决定性突破，必然要求激活内生动力，由“阶段性攻坚”向“可持续发展”推进，对贫困地区的支持政策逐步由以一村一户的帮扶为主导，转向对贫困县县域经济整体发展的支持为主导。发展县域经济增加就地就业机会，是宏观经济下行背景下促进我省农民增收的现实途径和客观要求。如经济强县长沙县、农业大县祁阳县、脱贫摘帽县武冈市与江永县推动县域经济逆势增长，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增多，近三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因此，随着脱贫攻坚战进入尾声，要加大对县域尤其是脱贫摘帽县整体发展的支持，在脱贫摘帽县的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产业园区、信息物流平台、科技创新平台等平台建设方面，给予更大力度的政策扶持，要结合“十四五”规划，指导和支持脱贫摘帽县谋划一批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重大产业发展项目，促进更多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城乡融合发展奠定基础，为农民持续增收提供支撑。
7、多途径释放改革红利“强动力”，为疫情之年实现决胜全面小康与推进乡村振兴全力突围
湖南日报：全面小康进入决胜之年，如何落实中央一号文件，深化改革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
陈文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之年，特别在发生武汉疫情的背景下，必须多途径改革释放政策红利，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四两拨千斤的强大动力。
推进以保护农民利益为主线的土地改革，激活农民主体积极性“强动力”。农民“富不富”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最根本的一个评价标准，让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决不能夺去城镇化进程中留给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推进改革中必须正确把握方向，既要用好用活增减挂钩、点状供地等政策，也要加强对耕地占补平衡的管理与监督，确保新增耕地指标、一户多宅整治、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收益主要用于所在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农民社会保障和村集体经济发展，把土地改革的红利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在制度上确保农民的核心利益，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推进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的体制改革，激活市场潜能“强动力”。脱贫攻坚的阶段性决战必然要求政府以行政力量在短期内集聚大量资源投入到贫困地区，但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也必然要求政府职能归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以土地资源为杠杆，发挥土地资源的天然“财富之母”作用，推动城市和工业以及发达地区的资源要素、尤其是资金向乡村流动，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加快由农民的土地资源向农民的资产、资本转变，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建立“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机制。把农民经营行为和生产行为“放”给市场，减少产业选择的直接介入，从引导与激活要素上着力，优化制度供给、政策供给、服务供给，推动有效市场的形成与完善。建立规范乡村产业发展的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明确扶持有市场前景的企业和专业大户发展生产、加工和营销，培育贫困地区迈向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避免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偏低的低端产业、低端产品继续扩大生产。
推进以不拘一格选人用人为关键的人事制度改革，激活干部队伍活力“强动力”。政策和策略决定了之后，干部便是决定因素。无论是贫困地区还是非贫困地区，迫切需要一个愿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队伍，专业人才短缺是其中最大的软肋。一方面，必然要强化党纪政纪的严格管理，把纪律和监督挺在前面。而另一方面，要敢于下放权力，不拘一格选人用人。对于具有突出才干的要敢于打破身份、年龄、学历等条条框框，唯才是举，特别是对于那些经过复杂环境锻炼又有突出才干的干部，即使有过问题也可以大胆使用，让其在严管厚爱的条件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动员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担任或兼任乡村组织职务，推动人才下乡。把对乡村教师、医卫人才进行定向招生、免费培养、定向就业的扶贫培养政策，扩大到农村基层各类专业人才，壮大乡土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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